三徵噶爾丹

準噶爾部是厄魯特蒙古的分支，明清之際興起於巴爾喀什湖以東伊犁河一帶。清朝初年，準噶爾首領巴圖爾琿台吉及其子僧格曾遣使入貢。僧格弟噶爾丹繼位後，依舊向清廷稱臣。

康熙十八年（1679年），噶爾丹得到五世達賴喇嘛授予的“博碩克圖汗”稱號，上疏要求清廷確認其汗號，並授予敕印 ^[2]  。然而噶爾丹並非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後裔，按照蒙古傳統，不可使用可汗稱號。理藩院以厄魯特部稱汗者不得入貢的先例為辭，指斥噶爾丹“擅稱汗號”，但又准許其納貢。此後數年間，噶爾丹出兵降服了天山南路的葉爾羌汗國，征服吉利吉思（布魯特）、費爾幹納盆地，擊破哈薩克部落，開始稱霸中亞。

清初，遊牧於漠北的喀爾喀蒙古分為三大部落：札薩克圖汗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被稱為“外喀爾喀”，即清末之外蒙古。三部首領為“汗”，臣屬於清朝皇帝，但不受內地官員的直接統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札薩克圖汗部發生內亂，部份屬民逃往土謝圖汗部。新即位的札薩克圖汗成袞向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索要逃逸人口，察琿多爾濟不與，二人反目成仇。不久成袞卒，其子沙喇繼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噶爾丹與沙喇結盟，共同對抗土謝圖汗部。察琿多爾濟偵知沙喇動向，於是聯絡阿拉善的羅卜藏袞布拉布坦，決定先發制人。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秋，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領兵一萬出擊札薩克圖汗沙喇，將其殺害，喀爾喀陷入內戰。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布也被察琿多爾濟、羅卜藏袞布拉布坦聯軍所殺。噶爾丹乘機揮師東進，意欲將喀爾喀三部置於準噶爾統治之下。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噶爾丹藉口追擊喀爾喀，率兵3萬（一説2萬）自庫楞湖（今呼倫湖）沿大興安嶺西麓南下，兵鋒指向北京。清廷命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率兵抗擊，失利於烏爾會河（即烏拉桂河，在今內蒙古烏蘭浩特西）。準噶爾軍乘勢南進至烏珠穆沁（今屬內蒙古）地區。七月初，清廷發兵10萬，採取分進合擊的方略，命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率左路、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率右路，分別由古北口（今北京密雲東北）、喜峯口（今河北寬城西南）出擊；又令盛京（今瀋陽）、吉林將軍出兵西進，協同主力作戰。 ^[3-4] 

康熙帝玄燁親率禁旅進駐博洛和屯（今內蒙古正藍旗南）督軍。常寧部進至烏珠穆沁，清軍糧食給養缺乏，情況惡劣，與準噶爾軍遭遇，交戰失利南退。準噶爾軍遂長驅追擊，渡過沙拉木倫河，與福全部逐漸接近。康熙帝於七月十九日急令右路軍會同左路將準噶爾軍阻於高涼河（沙拉木倫河上游支流）北，令康親王愛新覺羅·傑書移師歸化（今呼和浩特），斷其歸路。七月二十九日，福全偵知準噶爾軍屯於烏蘭布通，整軍前往。準噶爾軍列營于山坡上，因東西兩翼無屏蔽，噶爾丹命將萬餘頭駱駝縛足卧地，背上加箱籠，蒙以濕氈，構成"駝城"，士兵依託箱垛，發射弓矢、火器，進行阻擊。清軍及時調整部署，以火器兵為前列，步兵繼後，騎兵為兩翼。八月初一，清軍集中火炮轟擊，自晡至暮，大破準噶爾軍的"駝城"，隨後步兵正面衝殺，騎兵從左右迂迴夾擊，殺傷了非常多的準噶爾軍士兵。噶爾丹見勢不利，遂行緩兵計，遣使向清軍乞和，旋乘夜率部渡沙拉木倫河北撤，沿途焚燒野草，以遲滯清軍追騎。福全中計，致使噶爾丹逃逸 ^[5]  。 ^[4]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初，福全所派侍郎等人傳信給噶爾丹，逾月未歸，他估計噶爾丹早已出邊逃循，且當時軍中糧草不足，只能維持幾天，鑑於此，便自作主張，下令回師。部隊歸至康熙帝軍中，康熙帝對福全不請示就自行撤回十分不滿，決定先回京再議罪。康熙帝先行回京，福全等留後。福全又將偵察噶爾丹行蹤的情報送交康熙帝過目，叛敵確實出邊，也一一認了罪。康熙帝當即命福全還師京城。 ^[6] 

準噶爾軍在烏蘭布通之戰中兵敗之後退據科布多（在今蒙古國西部），招集舊部，求援沙俄，圖謀再舉。為防禦噶爾丹再次進攻，康熙採取了以下措施：調整部署，加強邊境守備；巡視漠北諸部，穩定喀爾喀蒙古上層，將逃居漠南的喀爾喀蒙古分為左中右三路，編為37旗；設立驛站和火器營，溝通內地與漠北地區的聯絡，專門訓練使用火銃火炮。康熙三十三年（1693年），清廷詔噶爾丹前來會盟，噶爾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入喀爾喀，康熙遂決定誘其南下一戰殲之。為使此次作戰順利進行，清軍在戰前做了充分準備：調集兵馬，徵調大批熟悉情況的蒙古人為嚮導，隨軍攜帶5個月口糧，按每名士兵配備一名民夫四匹馬的標準，組成龐大的運輸隊，備有運糧大車6000輛，隨軍運送糧食、器材；籌備大量防寒防雨器具，準備大批木材、樹枝，以備在越過沙漠和沼澤地時鋪路。 ^[1]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噶爾丹率騎兵3萬，東掠位於克魯倫河流域的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然後沿河而下，進駐巴顏烏蘭（今烏蘭巴托東南）以東地區，揚言借俄羅斯鳥槍兵6萬大舉攻漠南。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清廷發兵約10萬，分三路出擊：東路由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兵9000越興安嶺西進；西路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率兵4.6萬分別由歸化（今呼和浩特）、寧夏（今銀川），越過沙漠，於翁金河（今蒙古國德勒格爾杭蓋西）會師，爾後北上；康熙帝玄燁親率中路軍3.4萬出獨石口（今河北赤城北）。三路大軍約期於克魯倫河一帶殲滅準噶爾軍。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初，中路軍先抵克魯倫河，逼近準噶爾軍。噶爾丹遙望清軍勢眾，遂棄廬帳、器械，乘夜西撤。 ^[7]  康熙帝即命馬思喀為平北大將軍，坐鎮巴顏烏蘭地區；令費揚古西路軍截準噶爾軍退路，設伏襲擊；命內大臣納蘭明珠盡運中路軍之糧以濟西師。旋自率前鋒追擊三日，至拖諾山（巴顏烏蘭東）而返。準噶爾軍退至特勒爾濟（今烏蘭巴托東南）時，僅剩萬餘人。五月十三，清軍西路進抵昭莫多，距特勒爾濟30裏紮營。費揚古以逸待勞，將東陣兵陳于山上，一部沿土拉河佈防於西，騎兵主力隱蔽於樹林中，以孫思克率綠營兵居中，旋派400精騎至準噶爾軍營地挑戰，誘其入伏。噶爾丹果然將萬餘騎全部出擊，追至昭莫多，即向清軍陣地猛撲。清軍居高臨下，依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兵繼之，每進則以拒馬木列前自固。準噶爾軍初戰受挫，乃下馬力攻，冒矢銃鏖戰，傷亡甚眾，仍不退兵。費揚古見其後陣不動，知為婦女和駝畜所在，即令一部迂迴橫衝，一部襲其後陣，準噶爾軍頓時大亂。扼守山頂的清軍乘勢奮擊，上下夾攻，斬殺3000餘，俘獲數百人。 ^[8]  噶爾丹之妻阿努可敦等被擊斃。最後，噶爾丹只帶了幾十名騎兵脱逃。 ^[9] 

經過兩次大戰，噶爾丹集團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爾丹投降，但是噶爾丹負隅頑抗。隔了一年，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又帶兵渡過黃河親征。這時候，噶爾丹原來的根據地伊犁已經被他侄兒策妄阿拉布坦佔領；他的左右親信聽説清軍來到，也紛紛投降，願意做清軍的嚮導。噶爾丹走投無路，就服毒自殺。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鑑於噶爾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詔親征。噶爾丹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服毒自殺而死，至此康熙時期平定噶爾丹叛亂之戰始告結束，喀爾喀地區重新統一於清朝。 ^[10] 

噶爾丹死後，策妄阿拉布坦便成為準噶爾部的統治者。隨着他的統治地位的鞏固和地盤的不斷擴大，又滋長了分裂割據的野心，沙皇俄國也積極支持其叛亂。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斷襲擊清軍據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軍事重鎮，並派兵侵入西藏，進行分裂叛亂活動。由於康熙及時派兵進藏協同藏軍進行圍剿，才將策妄阿拉布坦叛亂勢力趕出西藏。康熙帝逝世後，雍正繼續堅持平定準噶爾貴族割據勢力的鬥爭。 ^[11] 

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戰爭的勝利，不僅維護、鞏固了西北邊陲，消滅了準噶爾貴族分裂勢力，而且也打擊了沙皇俄國侵略中國準噶爾的野心，對於以後挫敗帝國主義勾結利用民族敗類分裂祖國的陰謀，捍衞西北邊疆的鬥爭，產生了良好影響。 ^[11] 

清軍之所以取勝，首先，清軍進行的是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準部貴族分裂叛亂的正義戰爭，因而得到各族人民也包括準噶爾人民的支持。其次，清廷剿撫並用的策略運用的比較成功。第三，清廷此時內部穩定，國力強盛，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較強。第四，在戰爭指導上，能依據客觀情況，制定出切合時宜的作戰方針；康熙帝強調戰前必須有周密的謀劃和充分的準備，以期於必克；作戰時，要因情用兵，相機而行。為此，提出了"虛己以視機宜"的主張。"虛己"，就是因情應變而不固執己見。在戰爭中，他總是給予前線將領相機處理兵事的權力，反對凡事請旨而行。 ^[12]  康熙帝針對作戰地區地理條件的特點，認真作好戰爭準備，注意發揮騎兵快速機動作戰的能力和發揮火器部隊的作用。 ^[13] 

噶爾丹徹底地失敗，這固然與噶爾丹在政治上樹敵過多，軍事上孤軍深入等一系列決策上的失誤，以及他與之爭鬥的對手康熙皇帝和清王朝過於強大有關。最可悲的是噶爾丹與俄國交往的政治、外交實踐的失敗。噶爾丹本想借俄國力量達到自己與清王朝抗爭的目的，但卻被俄國利用，反成了俄國與清朝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14] 

另外，噶爾丹與之對陣的不是弱國庸才，而是國勢興旺的清王朝和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康熙面對咄咄逼人的準噶爾鐵騎，首先在外交方面，對正在進行的中俄尼布楚談判的方針作了調整，康熙指示，俄國“若懇求尼布潮（即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在外交上贏得了主動。加之俄國政府從尼布楚條約中獲得實利，俄國的最高當局遠非如前一時期那樣，急於與噶爾丹建立聯盟，而是採取口頭上的支持，行動上敷衍的政策，並很快將戈洛文從西伯利亞調回莫斯科。1693年8月俄國政府還向各關卡監督發出訓令，嚴禁向卡爾梅克人輸出軍火。 ^[14] 

當然，清軍平定叛亂的戰爭所以延續70年之久，除了沙俄極力插手和支持叛亂者以及民族關係等原因，增加了戰爭的複雜性外，清軍在作戰指導上的一些失誤也是重要原因（如清朝統治者對準噶爾抱有很深的敵視和不信任心理）。而準部貴族在沙俄支持下掀起的民族分裂叛亂戰爭，是違背各族人民利益的不義之戰，必然遭到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及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和軍事上存在許多不可克服的致命弱點，決定了其失敗是必不可免的。 ^[13] 

在清朝，“大一統”、“一體”、“一統”和統一是同義詞，全國的統一對於清王朝來説，是不可動搖的目標。正如康熙帝所説：“朕為天下一統主，務使四海之內，人民鹹獲其所，一享太平”。 ^[15]  康熙三徵噶爾丹以後，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爾泰山以東的漠北蒙古，給當地蒙古貴族各種封號和官職。清政府又在烏里雅蘇台設立將軍，統轄漠北蒙古。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攻佔西藏，康熙派胤禵領兵入藏驅逐了準噶爾勢力，維護了西藏地區的安寧。 ^[16] 

清軍平定準噶爾貴族分裂叛亂戰爭的勝利，不僅維護、鞏固了西北邊陲，消滅了準噶爾貴族分裂勢力，而且也打擊了沙皇俄國侵略中國準噶爾的野心。之後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帝派兵遠征西藏，驅逐了策妄阿那布坦，護送達賴喇嘛六世進藏。以後，清政府又在拉薩設置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達賴、班禪共同管理西藏。 ^[16] 

清朝統治者對於割據一隅的邊疆民族政權並未簡單地斥之為分裂或分裂政權。而是在不同的階段、對不同的民族、按不同的地區所確立的不同關係採用了不同的稱呼，實施不同的政策。在與邊疆民族各部的關係上，清朝統治者明確規定：“分疆別界，各有定製”。 ^[15] 

從清初至18世紀統一多民族國家最後形成的一百年間，中國廣闊的土地上，既有清王朝，也有邊疆民族政權，多種政權和多種制度並存，相互之間既有吸收、融合又有排斥和對抗，除了準噶爾與清朝對抗時間較長外，其他基本都處於和平交往的狀態中，這種長時間的多種政權並存的局面為各民族和各民族政權的經濟文化發展創造了有利時機，也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版圖奠定的穩定性提供了時間的保證。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