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學生

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把“愛勞動”與“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一併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還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我國教育方針的內容。

建國之初，中國就確立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1951年3月19日-31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中等教育會議指出:“普通中學的宗旨和教育目標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體育、美育各方面獲得全面發展, 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自覺的積極的成員。”1952年3月18日, 教育部頒發試行《小學暫行規程 (草案) 》和《中學暫行規程 (草案) 》。《小學暫行規程 (草案) 》第三條規定:“小學實施智育、德育、體育、美育全面發展的教育。”《中學暫行規程 (草案) 》規定:“中學應對學生實施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等全面發展的教育。” ^[5]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在接見共青團二大主席團時發表了《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的重要講話，祝賀青年們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當時的教育方針仍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保持不變：1954年2月21日, 周恩來在政務會議上講話説:“我們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每個人要在德、智、體、美等方面均衡發展。”1955年5月19日-6月10日, 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文化教育工作會議指出:“提高中小學教育的質量必須貫徹全面發展的方針, 注意學生的智育、德育、體育、美育, 同時有步驟地實施基本的生產技術教育”。 ^[5] 

不過，“三好”一經毛澤東提出，很快就被套用進教育方針。 ^[6]  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過《關於提高北京市中小學教學質量的決定》，提出“貫徹全面發展的教育，使學生切實做到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原封不動地照搬了毛澤東講話的內容。7月，教育部向全國通報這一決定，8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9] 

1955年教育部公佈的《小學生守則》和《中學生守則》的第一條，都提到“努力做個好學生，做到身體好，功課好，品行好。” ^[5]  問題就出在這裏:《小學生守則》和《中學生守則》不提以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卻生搬硬套毛澤東的“三好”, 把“學習好”和“工作好”改變成“功課好”和“品行好”。由於把毛澤東的“三好”機械引入教育領域, 並逐漸演變為德、智、體“三好”, 於是, 美育開始逐漸被人們忽略、忽視。 ^[5]  1957年2月，毛澤東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8]  1963年2月，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後，“學雷鋒、爭三好”成了各級各類學校的核心活動，並開始與升學掛鈎。 ^[7] 

五好”標準，到底是哪五個方面的條件，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學校，通常存在一定差異，但“德智體”三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很湊巧，這份證書裏面正好印有“五好條件”，即：1.“政治思想好”，2.“三八作風好”，3.“努力學習好”，4.“生產勞動好”，5.“身體鍛鍊好”。 ^[2] 

文化大革命中廢止了三好學生標準。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始終沒有明確“三好學生”的地位。相反，由於全面否定了建國17年的教育戰線成果，“三好學生”成了所謂“白專學生”的同位語，取而代之的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榜樣形象。　

撥亂反正重申“三好”目標。在文化革命動亂結束後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學校共青團組織以“三好”為目標開展了各種活動。“三好”被重新提出，並給予重申和肯定。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通知，公佈《關於在中學生中評選三好學生的試行辦法》。規定“三好學生”的標準是：思想品德好，學習好，身體好。

1999年6月13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裏恢復了美育在教育方針中的地位。 ^[5]  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均提出“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目標，在“德智體”的基礎上增加了“美”。 ^[8] 

新時期着重提高了三好學生的相關待遇。例如：上述《辦法》規定：對於連續幾年被評為“三好學生”的學生，在升學和分配上都給予優先選擇的機會。教育部在2001年1月11日發出的有關通知(教基[2001]1號)中規定：根據《意見》精神，各地在高中階段各類學校評選省級“三好學生”的基礎上，按當年畢業生萬分之一的比例評選並確定的優秀學生，享受普通高等學校的保送生資格。

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教育服務功能也發生了新變化，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要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賦予勞動教育新的使命和內涵。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要在學生中弘揚勞動精神，教育引導學生崇尚勞動、尊重勞動，懂得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道理，長大後能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並在闡釋教育目標時首次完整提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進一步突顯了勞動教育在新時代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動新時代勞動教育迴歸初心、迴歸育人。 ^[8] 

一、思想積極，品行高尚，熱愛班級、學校。學習積極努力，熱心為集體服務，在班級、學校各項活動中起模範帶頭作用。

二、模範遵守學生守則及校規校紀、遵守社會公德和國家法律、法規。

三、講文明，懂禮貌，有團結意識，有愛心。

四、學習勤奮，刻苦努力，成績優秀。

五、積極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兩操一課”表現認真，成績優秀，有自覺鍛鍊的好習慣，達到國家體育鍛煉標準。

2012年3月，81歲的沈鵬發起停止評選三好學生的提案。既是編輯出版專家又是著名書法家的沈鵬認為，三好生的評比弊多於利，三好生成了重點中學錄取的必要條件或優先條件，背後的利益鏈滋長了腐敗。有的教師以學生送禮多少作為評價學生的標準。一旦孩子被評上三好推優，便省錢省力，所以家長為此疲於奔命。 　他在這份提案中寫道：“三好生評選中的全班同學投票，成了一場鬧劇。比如所謂‘倒數投票法’，學生把票投給票少的同學以增加自己被選上的幾率，還有的訂下‘攻守同盟’，約定互相投票。社會上的腐敗侵蝕學生心靈深處。”他明確表示，評三好學生不符合教育規律。“基礎教育的目的在於為人的一生打下良好基礎。少年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一切還沒有定型，我們的教育要讓大家都好起來，而不是僅注意突出少數‘尖子’。”這份由沈鵬擔任第一提案人的提案已經得到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支持，新聞出版界別共有13位政協委員聯名參與。

針對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發起的停止評選“三好學生”提案，教育部發言人續梅2012年3月4日表示，教育部並未對“三好學生”評選作出統一規定，也沒有設置全國、全省性質的此獎項，無論實行或廢止，教育部都不干涉學校決定。

“無論什麼獎項，我們的目的是一樣的，就是鼓勵學生健康發展”，續梅表示，“三好”只是一種鼓勵形式，無論什麼形式，只要面向全體學生，只要符合教育規律，教育部都是鼓勵的。而這種獎項，也需要隨着時代發展不斷創新。對於是否贊成評選“三好”，續梅表示“不便發表評論”。 ^[1] 

其實，很多變化已在慢慢出現。“三好”的選舉方式由班主任內定到民主評議，不少學校鼓勵學生自我推薦，演講“推銷”自己。2004年，上海市開始淡化“三好學生”的稱呼，一般稱為“優秀隊員”或“優秀團員”。武漢市一所中學也取消了“三好學生”的評選，取而代之的是“陽光少年”評價制度。在佛山市第九小學和實驗小學的畢業生典禮上，校長分別給畢業生頒發了孝順父母獎、尊敬老師獎、勤儉節約獎等獎項。

“新概念三好生”刷新了三好的標準。2005年春季起，武漢市中小學的三好學生評選，更強調個體發展和社會性，要求學生做社會的“好公民”、學校的“好學生”、家庭的“好子女”。不少學校設置科技創新獎、文體活動獎、見義勇為獎、博覽羣書獎和舉止文明獎等，鼓勵學生髮現自己的長處。小學裏有少先隊“雛鷹爭章”達標活動，這種“爭章奪星”取代“三好生”評選的思路也日益被廣泛認可。貴陽市教育局2009年3月出台新規，貴陽市從2009年起將不再評選初中市級“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幹部，初中階段僅進行優秀畢業生評選。

據瞭解，貴陽市的區、縣級初中“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的評選工作仍將繼續，但從2009年起，區、縣級初中“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將不再享受中考政策性加分。今後貴陽市“三好學生”評選將以非義務教育階段為主。

2008年，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在重慶一個基礎教育學術會上呼籲：停止評選“三好學生”，因為這樣會“過早給孩子貼上好學生與壞學生的標籤”。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明確答覆，“三好學生”評選制度利大於弊，今後還將堅持下去。今後需要使“三好學生”評選的辦法和程序進一步公開、公正，並加以完善——“三好學生”評選利大於弊。 ^[3]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表示，在北京實驗二小之前，國內已有一些學校陸續以“新政”替代三好學生評比，但能堅持下來的少。“個體的努力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僅寄希望於個體。”熊丙奇提出，落實高考改革方能真正破解此題.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