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錢國幣

《三塊錢國幣》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一箇舊式的四合院裏，這裏住着房東吳太太和她的傭人李嫂，以及兩個學生租客楊長雄和成眾。女僕李嫂因為工作失誤打碎了主人吳太太的一隻花瓶，唯唯諾諾地為自己爭取同情，而吳太太卻不理睬，她從自身的價值利益出發，強迫李嫂按原價賠償三塊錢國幣。住在同院的大學生楊長雄極為憤慨，與吳太太發生口角。吳太太堅持要求李嫂賠償，並不惜要通過抵押李嫂的行李鋪蓋來還賬平息事端。楊長雄氣急之下摔碎另一隻花瓶，無可奈何地送上三塊錢國幣。

全劇圍繞花瓶事件展示主僕之間、大學生與女主人之間的矛盾衝突，着力描寫他們之間的三次交鋒。第一次，爭論的焦點是李嫂該不該賠花瓶；第二次，焦點是該不該典押李嫂的鋪蓋；第三次是由大學生罵女主人是“一個無恥的潑婦”引起。結尾以打碎另一隻花瓶解決衝突。 ^{[1]  [7]} 

《三塊錢國幣》是丁西林在抗戰初期創作的第一篇劇本，作於1939年（民國28年），1941年與《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合集出版。劇本的標題叫“三塊錢國幣”而不叫“三塊錢”，“國幣”一詞正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徵，國難當頭但國卻未亡（老百姓還是用着“國幣”）。 ^[2] 

吳太太是房東，是作者諷刺的對象，欺壓女僕，蠻不講理。抗戰前她養尊處優，去牯嶺避暑；抗戰後逃往西南後方避難，牢騷滿腹。女僕李嫂無意中打碎了一隻花瓶，吳太太就逼她賠償三塊錢國幣。雖然李嫂身上只有三角錢，她卻毫無同情之心，硬叫警察來把李嫂的鋪蓋拿去押三塊錢來賠償，依仗錢勢對李嫂強搜強適，完全不把一個弱者的尊嚴放在眼裏：強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當”——鋪蓋，根本不顧一個弱者的處境，非得人走投無路不可。不管楊長雄如何從“情、理、勢”的角度講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讓步，不改變她的勒索之心。她過於強調“損壞別人的東西要賠償”這樣的死板邏輯，到了絲毫不近人情的地步。自私、吝嗇、刻薄、欺人成性的剝削階級本性暴露無遺。和楊長雄的三次交鋒也充分顯示了吳太太典型的庸俗的小市民習氣：胡攪蠻纏、潑辣、狡辯。她聽到楊長雄説她是“一個無恥的潑婦”，便不依不饒，甚至謾罵：“剛才你很會説話，怎麼現在連屁也不放了？你罵了人你不承認。你罵了人你不敢承認。這才是無恥。是的，無恥！下流！混蛋！”這已完全是蠻橫粗俗的潑婦罵街了。作者不加粉飾的真實描寫活畫出一位自私、尖刻、肆意施虐的闊太太形象。

楊長雄是和吳太太相對照的人物形象，是作者稱頌的對象。作為那個時代上千流離顛沛的大學生之一，他能言善辯，見義勇為，有極強的正義感和同情心，更為可貴的是他不畏權勢，有着一副錚錚鐵骨和俠義風範。尤其是當他忍無可忍之時，敢於以牙還牙罵吳太太是“潑婦”，則更讓人覺得這是個敢作敢為、可敬可佩的青年。他隨學校從淪陷區來到內地，火熱的民族鬥爭薰陶得他“有年輕人愛管閒事之美德”。因此，他為李嫂抱不平，義憤填膺地和吳太太論情説理，爭辯説李嫂是個“低級窮人”，賠不起，再説“孃姨有打破花瓶的機會”“權利”，“而沒有賠償花瓶的義務”，這就變被動為主動，徹底駁倒了對方，顯示出他的能言善辯。最後他忍無可忍，把吳太太的另一隻寶貝花瓶砸碎，凸現出他見義勇為的性格，但同時也説明他容易衝動，缺乏鬥爭的經驗和策略，只能砸碎花瓶出出氣罷了。當另一隻花瓶打碎後，大學生“理屈詞窮，緊閉了嘴唇，握緊了拳頭”，過了一會兒“摸出了三張紙幣，送上”，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結束了一場惡戰。可以説，楊長雄是一個正直認真的可愛青年，是作者塑造的一個“見義勇為”“能言善辨”“有着許多年輕人愛管閒事之美德”的大學生形象。 ^[8] 

成眾是沉着穩重又不乏幽默的人。每當楊、吳二人的口角趨於白熱化的當口，他便以看似不關己的態度招呼楊長雄：“下棋，下棋。”全劇結束時，成眾的一聲“和棋”更是讓人回味無窮。但他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缺乏民族正義感。

警察是趨炎附勢之人。在爭端中，他不自覺地站到了吳太太一邊，附和吳太太的強詞奪理胡攪蠻維，一口一個“是啦嗎”，完全忘了自己是在“執行公務”，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後助紂為虐，聽憑吳太太差遭，替她跑腳跟，去典押李嫂的鋪蓋。 ^[3] 

《三塊錢國幣》不僅以詼諧幽默的戲劇衝突營造了出人意料的藝術效果，更以其揭露社會的深刻，成為一部具有深刻社會內涵的諷刺力作。

故事發生在抗戰期間，孃姨李嫂不慎打碎了主人吳太太的一隻花瓶，吳太太不依不饒；一定要僅有三毛錢的李嫂賠償她三塊錢國幣。圍繞這一中心事件，楊長雄與吳太太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衝突。在跌宕起伏的矛盾衝突之中，劇本展示了一個病態的社會，一個弱者無以生存的社會。劇中的矛盾衝突雖然有所激化，可不是對抗性的。面對吳太太對李嫂的欺壓，楊長雄除了講情説理，也沒有別的辦法。後來問題的解決是他一時衝動將茶几上的另一個花瓶在吳太太面前摔個粉碎，吳太太質問時，他靈機一動，也賠了三塊錢國幣，這大大出乎吳太太的意料。

吳太太出場時有一段“哭窮”的台詞。劇本省略了這之前她與楊長雄的一番爭論，使人物間的衝突一開始便呈現出劍拔弩張之勢。“哭窮”的用意是為她對李嫂的敲詐勒索辯解，表明她要李嫂賠三塊錢是“合情合理”的。但這段話中卻隱含着一些重要信息，折射出1939年西南某省城的社會狀況。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把中國拖入了長時間的抗日戰爭之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大愛國軍民同仇敵愾，與日軍浴血奮戰，譜寫了一曲由可歌可泣的愛國救亡之歌。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盤踞西南隅，一心打內戰搞分裂，置民族危亡於不顧，消極抗日。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矇蔽人民，倒行逆施，推行法西斯專政，使得整個“國統區”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吳太太就是為避難才逃到西南這個“後方”的。但這樣個所謂的“後方”，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卻不是老百姓的安居樂業之所。物價飛漲，使得連吳太太這樣略有家產的人也牢騷滿腹，貧苦百姓生活境況之糟就不言而喻了；而“發財”的卻是那些軍閥、奸商和“沒有良心的人”，他們之所以能“發財”，靠的是腐敗和欺詐，靠的是野蠻掠奪和殘酷剝削。這説明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對於貪官奸商是天堂，對於窮苦百姓則是地獄。這樣的社會註定了貧苦百姓水遠是被欺壓被凌辱的對象，他們是社會中的弱勢羣體，永遠不可能得到別人的同情和救助。可見，弱者在這樣的社會中實在是無以立足，無法生存的。

人情世態是社會的體温表和測試劑。馬克思説過：“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使得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日祉冷漠疏遠。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精神麻木、恃強凌弱、自私自利、情感冷漠、趨炎附勢，對弱者缺少應有的同情——這便是劇本通過“花瓶事件”所反映出的那個社會的人情世態。處於矛盾漩渦中心的吳太太，出場時還有一句話很值得玩味：“這樣的三間破房子一個月要四十塊錢的房租。打仗以前，連四塊錢都沒有人要。簡直是硬敲竹槓！”撇開吳太太吝嗇不談，單就這句話，可知房東（“當地人”）也在趁機抬高房價，對吳太太這個房客（“外省人”）敲竹槓，沒有對這個“流落異鄉者”表示“同情”。這説明當時社會的混亂，人與人之間只剩下“利”的巧取豪奪。當然吳太太不屬於弱勢羣體，她一下子租“三間”房，並僱傭孃姨，説明她的日子還過得去。可這個“外省人”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她自私，跋扈，得理不饒人，對李嫂一點同情心都不肯施捨，為了一點私利，依仗權勢對李嫂強搜強逼，完全不把一個弱者的尊嚴放在眼裏；強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當”——鋪蓋，根本不顧一個弱者的處境，非通得人走投無路不可。不管楊長雄如何從“情、理、勢”的角度講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讓步，不改變她的勒索之心。她強調“損壞別人的東西要賠償”這樣的死板邏輯，到了絲毫不近人情的地步。她的道德觀已經被那個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的社會扭曲得不成樣子。

而“年歲與楊相若”的成眾，按理説也應與楊長雄一樣是個有情有義有正義感的熱血青年，可他卻只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冷血人物。表面上是不樂意摻和楊與吳之間的爭吵，試圖處於“中立”的位置；只是在兩人吵得不可開交之時，喊幾聲“下棋，下棋”使衝突暫時休止；一旦涉及到要他作出評判、表露立場之時，他卻是作壁上觀，“對不起，我在下棋，沒有留心到我四周圍的環境”，做一個雙方都不得罪的“老好人”；但實質上卻反映了這個人精神的麻木一對弱者的漠不關心。因為就爭吵事件來説，有三點成眾心裏是清楚的：一是李嫂並非想抵賴不賠，而是確實賠不起；二是楊並非是為自己吵，而是在替別人鳴不平；三是吳太太明擺着是在欺負弱者。任何一個有正義感同情心的人，面對吳太太此等行為都會表現出極大的義憤；可成眾卻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哲保身，這其實就是精神麻木。可以想象，這樣的人難以有什麼民族正義感，他不會為了民族存亡投筆從戎走上抗日的前線。他們是被國民黨反動統治毒害的一代，絕不是“中國的脊樑”。所有像李嫂那樣的處在社會底層孤立無助的弱者，決不可能指望這樣的人出來拯救自己！再説那位警土。按常理，警士起着穩定社會、維護治安、主持公道的作用，是老百姓信賴的對象，所以當李嫂受到吳太太的欺侮，被逼無奈之時，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警士，請他出面調解；可他卻不自覺地站到了吳太太一邊，附和吳太太的強詞奪理、胡攪蠻纏，一口一個“是啦嗎”，完全忘了自己是在“執行公務”，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後助紂為虐，竟聽憑吳太太差遣，替她跑腳跟，去典押李嫂的鋪蓋，其趨炎附勢之醜態令人生厭。在這類人的眼裏，只有權勢，沒有什麼正義感和同情心。

民眾的心態反映出社會的本質。遠離抗日烽火的民眾，其精神的冷漠多少讓人感到悲哀與憤懣。正是在這等情勢下，作家傾其心力塑造了楊長雄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形象，給作品透出一絲“亮色”。作為那個時代上千流離顛沛的大學生中的一員，楊長雄能言善辯，見義勇為，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更為可貴的是他不畏權勢，有着一副錚錚鐵骨和俠義風範，這是個敢作敢為、可敬可佩的青年。楊長雄對吳太太的挑戰，與其説是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挑戰，毋寧説是對那個趨炎附勢、恃強欺弱的不正常社會的抗爭。然而楊長雄的這種抗爭多少有點“孤膽英雄”的味道，單槍匹馬，孤立無援，拯救弱者的力量顯得十分微弱，加之其性情急躁，缺乏鬥爭經驗，以致理屈詞窮之時只想和女人打架，無計可施之時也只能是抓起另一花瓶“拼命的往地上一擲”，發泄一通怨氣而已。這樣的抗爭留給讀者許多思考的空間。

當然，《三塊錢國幣》還有它的歷史侷限和思想上的弱點。它揭示當時的社會生活還不夠深刻，只揭露了當時現實生活中表面的不合理的現象，與丁西林後來創作的《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和《妙峯山》相比，它的弱點就更明顯。 ^{[3]  [4]} 

丁西林獨幕劇情節比較單一，人物少，注重刻劃人物性格。《三塊錢國幣》只有七千字左右，這是與劇作家對生活的提煉、概括能力，與他的高度藝術修養分不開的。

《三塊錢國幣》的第一個藝術特色，是作家善於從生活中發現和挖掘富有喜劇性的人和事，成功地塑造了喜劇性的人物。首先，劇作家抓住了人物的喜劇性的性格。在《三塊錢國幣》中，作家把劇中人物性格都納入“例外”。吳太太，如果外省人受外省人的欺侮是一條公例，她是一個例外。楊長雄，如果外省人袒護外省人是一條公例，他則是一個例外。李嫂則是一個年紀二十以下，毫無職業經驗，初出茅廬，雖得其時，而未得其主。如果一個女傭人只有賺錢，不會貼錢，只有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增加財產，不會損失財產是一條公例，她也是一個例外。成眾當然也是一個例外。這就構成《三塊錢國幣》喜劇性衝突的特珠性，也就使人物的性格富有喜劇性。其次，作者善於在人物性格鮮明對比中塑造喜劇性的人物。吳太太是個資產階級闊太太，她從上海到大西南後方來，仍過着有傭人侍候的生活。她受教育不多，自私刻薄，斤斤計較，愛和人口角，還愛自己説了算，不允許別人説個不字，所以特別蠻橫。倘若別人對她的行為提出點異議，她就千方百計找別人打咀仗，胡攪蠻纏。女僕不慎打碎了一隻花瓶，她見李嫂老實敦厚，無職業經驗，就強迫李嫂賠三塊錢國幣。為了從女僕身上搜刮三塊錢不惜一切手段，她搜遍李嫂全身，僅搜出三角錢，她又叫警察來把女僕的鋪蓋典押出去，並辭退了女僕。楊長雄對吳太太的行為不滿，表示同情李嫂，她就似潑婦，唾星四濺，咄咄逼人。作為吳太太的對立面，楊長雄，他是個大學生，吳太太的鄰居。他與李嫂無親無故，但他富有正義感，愛打抱不平，見義勇為，愛管閒事。他擅長説理。所以，他見到吳太太無理要求李嫂賠三塊錢就據理駁斥。作者正是緊緊抓住人物思想上、性格上的差異（楊長雄愛管閒事，擅長説理鬥爭，而吳太太則是自私刻薄，蠻不講理），進行對比描寫，成功地塑造了兩個喜劇性的人物。

《三錢國幣》的第二個藝術特色，就是作家不僅善於處理喜劇性的情節和人物，而且有妙筆生花的結構技巧。此劇故事很簡單，一條線貫串到底。全戲圍繞着一個女僕打碎了主人的花瓶應不應該賠償，展開了楊長雄與吳太太的一場鬥爭，層次分明，脈絡清晰。首、身、尾安排很貼切。如戲的開頭，作者並沒有按生活那樣詳盡羅列事件的開端，而是從能揭示人物性格之處開始。大幕拉開時，吳太太和楊長雄的矛盾衝突已經開始，她正在大談這個年頭哪一個不窮呢的論調，並伺機要管管楊長雄。這樣開始，使戲就比較緊湊，而不是把生活的一切都展現在舞台上，只是把富有戲劇性，足以展示人物性格的部分搬上舞台。丁西林在結構藝術上還運用了“突轉”與“發現”的技巧，使戲寫得富有戲劇性，引人入勝。“突轉”就是指劇情突然急劇發生變化，往往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所謂由順境轉到逆境，或由逆境轉到順境。丁西林在他的喜劇創作中就善於把矛盾推到極端，造成似乎難以打開的僵局，然而又很巧妙地翻將過來，在抑揚反正之間產生很強烈的喜劇效果。在《三塊錢國幣》中吳太太一定要李嫂賠三塊錢，楊長雄抓住吳太太説李嫂“毀壞了別人的東西”據理鬥爭，説明一個女僕給主人幹活打壞了東西不應該賠償，使吳太太理虧，變不利為有利。吳太太，楊長雄的矛盾在衝突中起了“突轉”。但楊長雄從論戰中“發現”吳太太蠻不講理。因為吳太太雖在與楊長雄論戰中失利，但她仍堅持讓警察領僕人把鋪蓋鉀掉，她收了三塊錢國幣。楊長雄對吳太太有了新的認識。楊長雄氣不過，脱口而出罵吳太太“無恥的潑婦”，結果又招來吳太太的一頓炎罵。吳太太哪裏是甘拜下風的人，她聽到居然有人罵她，她立即向楊長雄進攻，一逼再逼，盛氣凌人，楊長雄卻步步後退，他懂得再用説理鬥爭等於對牛彈琴，所以，他也改變了戰術，不再用言辭予以回擊。吳太太以為楊長雄無理可欺，就得寸進尺，使楊長雄當眾受辱，狼狽不堪。他“面白手顫”，雙方矛盾不斷激化，戲進入高潮。楊長雄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瓶，他急忙抓起花瓶往地上狠命地一擲，花瓶粉碎。吳太太眼看着又一花瓶被打碎，她氣得“血管暴漲”，“雙手撐腰”：“你這怎麼説？”楊長雄在“理缺詞窮”下，“靈犀一點”，忙從衣兜鈎出三張紙幣送給吳太太：“三塊錢國幣。”吳太太眼看勝利的局面一落千丈，彷彿一個跟頭從凌空落下來，她的隱痛不得而知。情節發展一環扣一環，一波未平又掀起一波，變化多端，而又出於情理之中，這是由於人物性格和當時環境產生的必然結果。作家在劇情進展中，穿插了楊長雄和他的朋友成眾下棋的情節，頗具匠心，別具一格。成眾在劇中説話不多，但他卻是劇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對劇情進展起到推動作用。特別是閉幕時，成眾只説了一句話：“和棋。”一語雙關。它表面上似乎是指楊長雄、成眾下棋不分勝負，實際上是指楊長雄與吳太太鬥爭也是不分輸贏。吳太太從女僕那裏得到第一個花瓶的賠款三塊錢國幣時，固然可以説是打了勝仗，可是當她眼看楊長雄把自己的另一隻花瓶故意摔碎之後賠她三塊錢國幣時，她卻吃了敗仗。而楊長雄因説不服吳太太而用打碎花瓶來出氣，似乎是打了勝仗；但他一個窮大學生平白無故地賠了吳太太三塊錢國幣，也可以説吃了一次小敗仗。戲以“和棋”一句富有喜劇性的雙關語結束，耐人尋味。

《三塊錢國幣》的第三個藝術特色，則在戲劇語言方面。首先，語言很簡潔又洗煉，台詞簡短，少則一、二個字，很少有大段台詞。在人物性格與展開情節時明快有力。正因為丁西林善於覺察生活中古怪的現象，擷取生活中富有喜劇性的東西，所以語言鞭辟入裏，隨時隨地使人物針鋒相對，用來揭示矛盾，顯示性格。如吳太太和楊長雄關於李嫂打碎花瓶是否應該賠償的唇槍舌劍、短兵相接的論戰。其次，《三塊錢國幣》的語言還富有機智、風趣的特色。楊長雄在與吳太太説理論戰中，他找出吳太大説話中的紕漏，據理鬥爭，説得吳太太無言以答，只好蠻不講理地説楊長雄“胡説霸道”，表現出楊長雄的語言富有機智、含蓄、幽默、風趣的特點。全劇的喜劇性主要來自於楊長雄對吳太太的諷刺，同時也在於楊長雄的幽默性格。

一個作家如果缺乏技巧，就不能塑造出成功的藝術形象。但是，一切藝術技巧，只有當它被藝術家用來反映真實生活和表現深刻、具體內容的時候，才能產生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説服力。丁西林的《三塊錢國幣》之所以成為“五四”以來優秀獨幕劇，主要是作家用高度的藝術技巧揭示了現實生活的矛盾鬥爭，並表達了劇作家的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緣故。 ^{[3]  [4]} 

近代戲劇家李健吾：“該劇故事是寫流落在大後方的一位闊太太欺負她的女僕李嫂，同院鄰居大學生楊長雄抱打不平，和闊太太口角起來把她鬥了個體面掃地。”（《丁西林劇作全集》） ^[5] 

丁西林（1893—1974），現代劇作家、物理學家、社會活動家，原名丁燮林，字巽甫，江蘇省泰興縣人。早年留學英國，就讀於伯明翰大學，獲理科碩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等職。1923年開始從事業餘戲劇創作活動，先後結集出版的有《一隻馬蜂及其他》《西林獨幕劇》《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妙峯山》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