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有利於

面對着在1991年底，東歐劇變、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的歷史背景下，一些人對中國是否堅持社會主義產生了懷疑，面對此種局面，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即著名的“南方談話”當中），針對一段時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看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是否有利於”成為人們評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

第一，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三個“是否有利於”體現了這個任務。中國的社會主義脱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國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  在這個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面臨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應該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發展速度。因此，既然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那麼各項工作都應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用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檢驗標準是必然的。

第二，三個“是否有利於”體現了中國增強綜合國力的強烈願望。綜合國力是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全部實力和在國際社會中發生影響作用的總體能力，它是國際力量對比的主要依據，中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大國，但綜合國力卻不強，雖然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況且，增強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和平演變”的能力，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為後盾。因此，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而增強中國綜合國力的標準符合中國當前的現實任務和目標。

第三，三個“是否有利於”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它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的。所以，把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其中的一個標準，體現了人民羣眾的切身利益。

第四，三個“是否有利於”是解放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解決了改革開放中認識和實踐的關係。雖然20年來打破了許多僵化的舊思想和舊觀念，人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然而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還需要更進一步解放思想，轉換腦筋。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有的同志甚至至今還用姓“社”還是姓“資”的思維方式，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有的同志認為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有的怕亂求穩，唯上是從，錯失了改革開放的良機等等。所以，需要用三個“是否有利於”作為衡量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標準，凡符合“三個有利於”的，就要大膽地闖、大膽地試、大膽地幹。

鄧小平不僅堅持實踐標準，而且隨着改革開放實踐的深入開展，進一步把實踐標準具體化，提出了"生產力標準"和"三個有利於"標準。1978年以後，由農村基層幹部和羣眾創造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對過去適合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農業生產關係的恢復和發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先後指出："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鄧小平在這一時期談到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成功與否時，多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兩條為主要標準。"三個有利於"的前奏已經鳴響，南方談話就是鄧小平"三個有利於"判斷標準提出的載體。

從精神實質上看，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是統一的。實踐對真理的檢驗，具體地説是通過實踐結果表現出來的。社會實踐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其中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是衡量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從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中可知，生產力的發展和發展生產力，一直或隱或現地主導着並最終制約這一運動的成敗。只有緊緊抓住發展生產力這一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社會主義事業才能真正取得勝利。因此是否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便成為了檢驗實踐活動成敗和指導實踐活動的理論認識對錯的根本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對"生產力標準"的進一步展開和具體化，其核心和首要標準是生產力。

可見，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三個有利於"標準是統一的，實踐標準是基礎，它已經藴涵着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的思想內容；而後兩者又是對實踐標準的具體化。這樣，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實踐標準增添了新的內容，使其更加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飲水思源，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當我們沉浸於勝利的喜悦，高度讚歎小平同志的魄力和膽識時，更加感嘆“三個有利於”博大的生命力和説服力。“三個有利於”成為判斷姓“資”還是姓“社”的標準，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啓示：

第一、“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兼顧了社會、國家、人民三方面的利益，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對於個人來説，有利於提高生活水平，符合人性的要求；對於社會來説，國家強大了社會才穩定，因此，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社會穩定的必然條件；對於國家來説，生產力發展了國家就強大，因此，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國家強大的必經之路。

第二、“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倡導了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符合人的本質屬性的要求。過去宣揚“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樣嚴重脱離了羣眾的實際需要，違背了人性的需要，必然失敗。“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高度表現了物質第一性和人的本質屬性是人的生存欲求性的思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因此，首先應該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脱離這兩者抽象的談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社會制度等等。

第三、“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社會知識體系的內容，並且為社會主義社會知識體系繼續發展指引方向，是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里程碑。

社會主義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實踐、實踐、再實踐。人們過去認為社會主義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社會主義總是對應貧窮，資本主義總是對應富裕，人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就是選擇了貧窮、落後。現在就不同了，現在的社會主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且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徹底突破了傳統體制和觀念的束縛，也説明了在社會主義道路地探索上達到了新的程度，是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客觀要求。

第四、“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是堅持真理，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認識的革命，是思想飛躍的產物。

“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以結果表明論英雄，“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準是民心所向，也是衡量任何的社會制度進步程度的準則，是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客觀要求。本觀點出自劉德著作的《財富論》。

確立“三個有利於”的根本標準，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1）把生產力標準具體運用於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衡量我們改革開放和各項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為各項工作指明瞭方向。

（2）“三個有利於”標準是生產力標準的具體化。“三個有利於”中“生產力”是基礎，“綜合國力”是生產力的集中體現，而“人民生活水平”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發展的目的，三者全面地體現了生產力標準，這樣就可以防止對生產力標準作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

（3）“三個有利於”標準把生產力標準、政治標準、人民利益標準結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標準。是一個全面的、科學的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標準的新發展。

鄧小平提出的這個觀點既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標準的重申，又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由自身內部規律所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而生產力是決定人類社會物質生活狀況並制約人類社會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基礎。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思想，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置於三者之首，科學地揭示了發展生產力是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標準觀點的重申。在什麼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一問題上，過去的錯誤是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去追求生產關係的公有化程度，離開生產力標準去用抽象原則和空想模式剪裁實際生活。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提出，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這就恢復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真正本質。

同時，“三個有利於”概念藴涵了增進人民利益為最高價值標準的思想。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根本目的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實現其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綜合國力主要包括經濟實力、科技教育實力和文化、國防實力，它既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的綜合體現，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解決國家面臨一切問題的根本，是反對世界霸權主義的基礎。把增強綜合國力納入社會主義社會評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展。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歸根結底也是為了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二者有着同一個目的，因為人民羣眾不但是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生產主體，而且是生活資料和精神產品的消費主體，是價值評價的主體，所以，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增進人民利益，在“三個有利於”中更具有根本的價值意義。

“三個有利於”是一把鮮明的尺子，可以用來衡量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建設的許多大是大非。它至少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在概念上對姓“社”姓“資”問題作空洞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應該看哪些做法能夠更好地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而實際的問題；第二、我們搞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個有利於”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標準。

三句話，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尺度，切開了理論上糾纏不休的疙瘩。何等深刻，何等直截了當，何等淋漓痛快！它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問題上，是用概念衡量實踐還是用實踐衡量概念的問題，因此這是實踐標準徹底的貫徹，徹底的實事求是和思想解放。無數歷史事實證明，空洞的概念之間的爭論是一個陷阱，往往混淆實際的是非，白白耗費精力，而且無休止地製造矛盾，只有具有這樣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才能徹底擺脱它。

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於”之後十五年過去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不斷向前推進。可以説這每一步真正的富有成果的前進，都是“三個有利於”標準的體現。今天，當年姓“社”姓“資”的那場爭論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我們的思想解放並沒有結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前無古人的，每一步探索都需要思想解放，都需要徹底地貫徹“三個有利於”標準。因為無論在任何時候，類似姓“社”姓“資”這種簡單而空洞的概念爭論都可能會出現，只不過具體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對於實際的探索和創新，不去看它的實際效果，而是用一些既定的大而空的概念衡量，來區分好壞。這種思維只要存在，就是我們的事業發展的障礙，就是必須不斷破除的。

中國社會在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大發展之後，許多新的更為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提上了日程。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適時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它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很好地體現了“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要求，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在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值得特別重視的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問題，比上個世紀的問題要複雜得多，因此就更加需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進一步貫徹“三個有利於”標準，有高度務實的系統的思維，避免看問題單純從理論和經驗出發，簡單化和概念化。特別是要引導人們儘可能不要在簡單定性的概念上做文章，不要用既定的模式簡單地去套實際的問題，不要簡單地用對立、鬥爭的觀點去區分人羣，不要陷入到無謂的爭論之中，否則就不可能解決好中國的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的問題，甚至還可能製造問題，讓問題複雜化。只有解決好社會一系列重大的實際問題，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注和追求的。

（1）“三個有利於”標準與社會主義本質有着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是由社會主義本質所規定的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要把握“三個有利於”標準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三個有利於”是有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不可以把它們割裂和對立起來。

（2）“三個有利於”標準要求我們從抽象的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中跳出來，以一種新的觀念、新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工作，在改革開放中放開手腳，大膽地試驗。

（3）“三個有利於”標準不僅是衡量經濟工作的標準，也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標準。同時要正確把握“三個有利於”標準與各項工作的具體標準的關係。“三個有利於”標準是衡量各項工作的共同標準、根本標準，是普遍適用的，但它不能取代各項工作的具體標準，各項工作還有各自特殊的具體的要求，否則就無法具體地評價各項工作的好壞優劣。另一方面，各項工作的具體標準不能與“三個有利於”標準相牴觸，它們必須符合於和服從於“三個有利於”標準，應當是“三個有利於”標準在各項工作中的具體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三個有利於”標準並不能直接判斷“姓社姓資”。因為一個國家究竟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主要看它們的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這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三個有利於”標準在衡量“姓社姓資”方面的主要意義是，判斷它們所實行的這些制度（如公有制或私有制及其具體實現形式）是否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亦即判斷它們的“好壞優劣”。這主要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三個有利於”標準可以為我們建設一個科學合理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根本的價值指南，指明正確的大方向。

同樣，認為“三個有利於”標準只能判斷改革和各項工作的觀點，也有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它排斥了“三個有利於”標準對於社會制度好壞優劣的檢驗，人為地削弱了它的指導意義。另一方面，我們的各項工作，各有其直接的具體的判斷是非得失的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並不能取代它們。“三個有利於”標準對於各項工作的意義，是檢驗它們對整個社會的進步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從而給從事各項工作的人們以宏觀全局的、歷史觀、價值觀方面的指導。我們黨的重要文件所説的“三個有利於”標準判斷“各項工作”的是非得失，對其中的“各項工作”應該作廣義的理解。

“三個有利於”標準指明瞭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增強綜合國力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決定性地位和意義，從而使我們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和中心任務。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作為特定經濟基礎（生產關係）與相應上層建築的統一，是由生產力決定的並且是為發展生產力服務的。由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主要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手中，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不是根本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是階級鬥爭，而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適應生產力的要求，堅定不移地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置於根本任務和中心工作的地位。尤其是在鄧小平所説“事實上不夠格”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特別落後，更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擺在壓倒一切的地位（除了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等極個別情況）。

三個有利於

“三個有利於”標準指明瞭正確處理生產力同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矛盾的根本立場和原則，從而為我們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具體體制（包括經濟體制以及其他體制），提供了根本的指南。

同馬克思所設想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相比，我們現在還有非公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非按勞分配、商品貨幣關係等等，這些可以説都是不成熟的；而同我國現實的生產力相比，所有制結構過分單一、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經濟的比重過大，按勞分配沒有充分體現、基本沒有按生產要素分配，商品經濟不發達，等等，這些也可以説是不完善的。應該説，前一種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國現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強行改變它，就會阻礙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後一種不成熟、不完善則是必須加以克服的，不克服它，生產力就不能得到解放。顯然，衡量我國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是否成熟和完善，不應當以主觀的理想、願望為標準，而應當以現實的生產力為標準。無論是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還是公有制本身的實現形式，判斷它們好壞優劣的根本標準只有一個，即是否適應生產力和人民羣眾的要求。尤其是在我國現階段，生產力不發達，而且多層次、不平衡，更必須牢牢把握這個根本標準。這不僅關係到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的問題，而且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能否保持正確方向、從而健康發展的根本問題。

“三個有利於”標準指明瞭在看待一切社會歷史問題中生產力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是比階級關係、社會制度更根本的角度，從而為我們科學地認識一切社會歷史問題包括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根本的、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全新的視角。

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觀念已經形成一種思維定勢，一再頑強地表現出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面對興利除弊的許多新事物和新舉措，不少人仍然首先甚至主要關注“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之類的問題，而不大考慮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利益的實現。正是針對“姓社姓資”之類的問題，鄧小平明確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標準。乍看起來，似乎有些文不對題，因為“三個有利於”並不能直接判斷“姓社姓資”，但仔細品味，卻可以從中悟出深意：看待社會歷史，有兩個基本尺度：一個是社會制度的尺度（“姓社姓資”等等），一個是“三個有利於”即生產力和人民利益的尺度。由於社會制度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人民羣眾決定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優劣，最終也要用“三個有利於”來判別，所以“三個有利於”才是更根本、更主要的尺度。科學的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三個有利於”的基礎之上，並且為其服務。離開“三個有利於”，絕沒有科學的社會主義。

此外，在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問題上，恐怕我們也不能説已經完全清除了上述扭曲觀念的影響。直至今天，對於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通常都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來加以概括。這固然有正確的一面，因為它們在社會制度的性質上確是不同的。我們不應忽略中國同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方面的差別、矛盾和鬥爭。西方國家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和“分化”的圖謀也一直沒有停止，我們必須堅決進行抵制和鬥爭。但是，這並不是中西方關係的全部。它們之間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關係，譬如，中國生產力同西方國家生產力之間的關係，中國人民同西方國家廣大人民羣眾的關係，等等。“三個有利於”標準啓示我們，看待中國與外國的關係，還有一個更根本的角度，即把世界上其他國家看作是我們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環境，根據對中國發展的有利與否來決定對它們的態度，這就突破了我們原來看待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狹隘眼界，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為我們大膽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自覺借鑑和吸收外國經驗、大力發展互助合作的對外關係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並且為我們科學認識中國自身的發展程度樹立了基本的座標。

總之，“三個有利於”標準啓示我們注重從生產力和人民利益角度來認識和把握社會歷史，來科學對待中國與外國的關係，而這個角度正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根本立場和根本觀點的角度，這樣，就使我們的認識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軌道上來。這是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問題上具有根本意義的撥亂反正，是世界觀、歷史觀層次的正本清源。

與三個代表的關係

“三個有利於”和“三個代表”思想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都具有巨大的理論容量和理論創新，都閃爍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光輝，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和意義。今天，我們在紀念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十週年之際，不僅要充分理解南方談話和“三個代表”思想的繼承發展關係，更要認真學習領會藴含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以指導我們的思想和言行。

第一、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江澤民總書記闡述的“三個代表”思想，從根本上説，都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三個有利於”指出，判斷是非得失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既體現了國家、黨和人民利益的統一，也體現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最終源泉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

“三個代表”思想要求我們黨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分析、研究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而得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第二、都具有與時俱進、理論創新的特質。“三個有利於”標準，適應當時改革開放發展的要求，針對羈絆人民手腳的姓“資”姓“社”的兩極思維的樊籬，根據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科學地提出和解決了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如社會主義本質的揭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論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發展是硬道理等觀點，都是巨大的理論創新。

“三個代表”思想，適應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發展形勢，針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至今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及其變化，對新的條件下出現的新的階層、工人階級自身的轉型，黨的先進性以及如何保持黨的純潔性、戰鬥力、凝聚力，如何經得起“三大考驗”等，作出了精闢的理性分析和回答，這也是巨大的理論創新。

第三、都發揮了解放思想、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功能。“三個有利於”思想對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經濟的騰飛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遠的不説，就我們所見所聞，從農村到城市，從機關到學校，面貌真正發生根本改變的還是92年以後。為什麼南方談話有如此巨大威力呢？從根本上説，南方談話符合中國人民的心願，順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社會發展的大勢。從具體內容上説，就在於南方談話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人們卸下了包袱，放開了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