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紀危機

安敦尼王朝的繁榮僅僅維持了60多年，到馬可·奧裏略時代，羅馬的“黃金時代”與“羅馬和平”同趨結束。在他即位的第二年，東方爆發了安息戰爭。這場戰爭結束不久，西方的多瑙河上又傳來了邊警。公元167年，有兩支日耳曼人渡過多瑙河，其中一支一直打到意大利的北部，迫使馬可·奧裏略親自帶兵抗敵。西方的戰爭還未結束，東方的敍利亞又發生了新的叛亂。東方的叛亂雖得以平息，但多瑙河上的戰爭卻已形成長期不決的局面。

康茂德繼位後，與日耳曼人簽訂和約。根據和約，帝國在表面上維持原有的疆界，實際上卻允許日耳曼人以“同盟”的身份遷居於帝國境內，並且為帝國服兵役，替帝國守邊。從此帝國邊境就不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為後來“蠻族”的大舉入侵開了方便之門。

馬可·奧裏略和康茂德的挫折，並非是單純的軍事失利，而是帝國內部由盛轉衰的徵兆，在它的背後，潛藏着深刻的社會危機。到三世紀，這個危機便暴露無遺。

此次危機與帝國以前遭遇的危機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是能夠克服的危機，後者則是隻能疲於應對並終將導致滅亡的危機。從前的羅馬人只要堅持發揚自己的特點就能夠克服出現的危機，而這段時期的羅馬人為了應對眼前的危機已經竭盡全力，甚至因此改變了自己的本質，結果只能導致危機愈發嚴重。 ^[1] 

三世紀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尖鋭矛盾，在於奴隸制度已走至窮途末路，從而導致各種經濟部門衰落，各種矛盾激化，引發了全面危機。帝國初期勞動工具有了很大的改進，出現了帶輪的犁、割谷器、起重裝置、排水機等先進工具。這些新的勞動工具的出現，要求生產者對勞動有一定的興趣。但是，奴隸是被迫勞動的，對勞動絲毫沒有興趣。他們往往虐待牲畜、破壞工具。這意味着在奴隸制生產關係下排除了使用新的生產工具的可能性。

奴隸主對奴隸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造成奴隸的大量死亡，並且激起奴隸的反抗。奴隸不斷的逃亡和暴動，給奴隸制經濟以沉重的打擊。公元一世紀的羅馬作家科路美拉在《論農業》中講到農業的衰落時説道：“……事情不在於上天的憤怒，而毋寧説是我們自己的罪過。我們把農業像交給劊子手去懲辦那樣地交給奴隸中最不適宜的人去做……。”“他們（奴隸）把做工和其餘的牲畜牧放得很不好，土地耕種得也很惡劣，……他們不關心那些撒到土地中去的種子會不會得到豐收，他們在打穀場把一部分糧食貯藏起來，或者用漫不經心的工作在打穀時減少糧食的數量。”在這種情況下，奴隸勞動的生產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由於帝國無力繼續進行大規模的對外擴張，奴隸來源相對減少，奴隸的價格也不斷提高。奴隸主企圖用家生奴隸補充奴隸來源的不足，但是家生奴隸的培養、教育耗費較大，比高價買來的奴隸更不合算。使用奴隸勞動已經越來越無利可圖。

帝國的上層結構更使衰退的奴隸制經濟不堪忍受。到了第三世紀，皇帝的宮廷、官僚體系、軍隊都已擴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為了維持這套膨脹中的國家機構，帝國政府必須支出巨大的經費。公共慶典揮霍無度。據統計，一世紀時羅馬全年的節日為六十六天，二世紀時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天，三世紀時則增至一百七十五天。在節日裏，演出奴隸角鬥、鬥獸、戲劇、海戰和騎戰等，所有開支皆由國庫支出。為此帝國政府不得不採取竭澤而漁的政策，把繳足税收的責任強加在各地城市庫里亞的頭上。如果一個城市的税收不能足額，這個地方庫里亞的成員就要擔負補足責任。在過去，富有的市民把置身市庫里亞看做是政治權利和社會榮譽，現在卻把它視作是可怕的負擔。有的人寧可逃位而去，在位的也日趨窮迫。此外，政府還常常採用發行劣質貨幣應付緊迫的開支。三世紀初，金幣含金量減少了百分之十七。新的銀幣，安敦尼幣含銀量僅百分之五十。三世紀中葉，銀幣用銅鑄造，外包一層銀，含銀量只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劣質貨幣的發行必然造成通貨膨脹，而足值的舊幣則被收藏保存，更影響了貨幣流通。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物價上漲，而且出現了物物交換的現象。城市經濟開始走上了普遍衰敗的道路。

城市經濟和農業經濟的衰落是互相聯繫的。在奴隸制大田莊繁盛的時期，各地的農業曾有過較高的商品生產率。糧食、葡萄、橄欖都有過較大的市場。三世紀以後，大農莊生產日趨蕭條，對市場的供應日益減少，加上城市商業的衰落，這個萎縮的趨勢更加迅速，結果是大農莊越來越變成了自給自足的整體。缺少奴隸勞動的大農莊，只得放棄大規模的耕作，把大農莊的土地分成許多小塊，分租給隸農耕種。

經濟方面的危機表現是，農業萎縮，手工業衰落，商業蕭條，財源枯竭。農業的衰落在於奴隸制農莊已無利可圖，隸農制的出現雖一度調整了生產關係，但只形成了一些具有自給自足傾向的大地產，不可能對市場提供大量的農產品。伴隨着對隸農剝削的加重和隸農對主人依附的加強，隸農原有的自由身份也逐漸喪失，結果隸農制初期對於社會生產的一定積極意義也消失了。廣泛使用奴隸的礦山和手工業作坊的衰落導致商業和城市的蕭條，隨之而來的是國家財政的枯竭。

政治方面的危機表現是內戰與皇位更迭頻繁。康茂德被殺後，爆發了4年之久的皇位爭奪戰，公元193年，潘諾尼亞總督塞維魯獲勝，建立了塞維魯王朝（公元193-235）。然而這個靠討好軍人而存在的王朝是短命的。儘管塞維魯的兒子卡拉卡拉繼位後，頒佈了把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全體自由民的敕令，可仍然無助於統治的穩定。最後，這個王朝依然是在軍人的譁變中滅亡了。此後，從公元235年至284年，大約有26個皇帝，其中只有1個是病死的。

階級與民族關係方面的危機，表現在國內民眾起義不斷，先後有公元273年的羅馬造幣工起義；263年的西西里奴隸戰爭；小亞細亞、北非的暴動等。但規模最大、時間較長的暴動，應該是高盧的"巴高達運動"，它持續了200餘年。日耳曼人中的法蘭克人、哥特人等都突破帝國西部邊境，進入羅馬帝國。東部的薩珊波斯興起，與羅馬爭奪西亞並在公元260年俘虜了羅馬皇帝瓦勒裏安。

雖然忠於帝國的帕爾米拉貴族奧迪納圖斯成功擊退了波斯人，但在公元260年的秋天，帝國遠日耳曼行省總督波斯圖穆斯自立為帝，高盧從帝國版圖中分離了出去，成立了高盧帝國。

公元267年，奧迪納圖斯不幸被其外甥殺害，他的妻子芝諾比阿攫取了帝國東方的最高權力並造成此區域事實上的獨立，自稱“東方女王”，從此，帝國三分。

雖然帝國已經內憂外患，但在此期間登基的皇帝們卻並沒有放棄拯救帝國的希望，公元268年到269年，皇帝克勞狄烏斯二世擊敗入侵帝國的哥特人，從而獲得了“哥特徵服者”的稱號，在其不幸於公元270年1月駕崩後，繼位的奧勒良皇帝於公元271年開始遠征東方。

公元272年，帕爾米拉光復，芝諾比阿被俘。

公元273年秋天，高盧帝國皇帝泰特里庫斯投降，高盧光復，羅馬帝國重新統一。奧勒良皇帝也因此獲得了那個光榮而著名的稱號——世界光復者。

在奧勒良皇帝駕崩後，繼位的皇帝們也同樣為了帝國的復興而努力着，終於，公元284年，戴克裏先登基為帝，三世紀危機正式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