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峯

1974年2月，山西省文化局組織創作班子，對柳林縣晉劇團演出的腳本進一步修改後，由柳林縣晉劇團代表山西參加華北地區文藝調演。調演中，劇本《三上桃峯》被誣為“為劉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受到無端批判。同年2月9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停止上演《三上桃峯》的緊急通知，柳林縣晉劇團領導人被整，演職人員亦蒙受不白之冤。

1978年9月1日，《人民日報》撰文，為晉劇《三上桃峯》平反，中共呂梁地委、柳林縣委隨後分別作出為《三上桃峯》事件受害的團體、刊物、個人徹底平反的決定。其時，柳林縣晉劇團正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演出，獲此喜訊，日夜兼程趕回柳林，僅用10天時間就作好恢復上演《三上桃峯》的一切準備，趕赴呂梁地區駐地離石市（今呂梁市離市區）進行了彙報演出 ^[1]  。

《三上桃峯》也是“晉劇皇后”王愛愛、丁派晉劇表演藝術家劉漢銀、蒲劇演員温俊祥的代表作。

1974年山西省晉劇團演出的《三上桃峯》，本來是一出很平常的現代戲，也是一出歌頌社會主義新時尚的現代戲，為何受到全國性的大批判，甚而帶來莫名的厄運？原因很簡單，這與在“四清”運動中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有關，更與她“蹲點”的鄉村有關。

對於上世紀60年代前半期全國開展的“四清”運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作了這樣的結論:“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這個結論是客觀而中肯的，我作為參加過這一段時間“四清”的過來人，對此有切身的體會。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並化名“董樸”，公開身份是河北省公安廳秘書。“四清”運動中，她寫了一個“桃園經驗”(即《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1964年9月11日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轉全國進行學習，未料在“文革”中釀成慘劇。

“文革”中的形而上學已發展到登峯造極的程度。一個人如果站住了，他過去的一切就都是正確的；如果被打倒了，他過去的一切也就都成為錯誤的乃至反動的。按照這種邏輯推演，因為劉少奇被打倒，王光美必然被打倒；王光美既然被打倒了，那麼她那曾以中央文件轉發全國的“桃園經驗”一夜之間必然首當其衝成為“大毒草”；“桃園經驗”既然是“大毒草”了，那麼與“桃園”有關的事，自然也就都是錯誤的或反動的了。如此這般，就由“桃園”引發出一齣戲的風波。

説來還真有點戲劇性。當年王光美“四清”蹲點的桃園大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桃園大隊第二生產隊從相距20公里的榆關公社某生產隊買進一匹高大的“菊花青”馬。這匹馬雖然看上去膘肥體壯，但它是一匹病馬，沒多久便露了餡兒。賣馬的生產隊感到這樣做損人利己，有失公德，便向對方提出退款，將馬拉回。而桃園大隊風格更高，不僅不肯退馬，而且還派人拉着牲口支援對方春耕。後來，那匹馬果真死了，賣馬的生產隊執意要退款並另賠一匹馬，而桃園大隊堅決不收受……這樣一件事，不用説當時，就是現在乃至今後也是值得頌揚的社會主義新風尚。所以，當時《河北日報》、《人民日報》均對此作了報道，在全國影響很大。1966年初，山西省晉劇團根據這匹馬的通訊，改編成一出大戲《三下桃園》，歌頌社會主義新風尚。晉劇我沒看過，但1966年初我卻在北京看過北京青年藝術劇院上演的話劇《春風楊柳》，也是演的這件事，只是劇名不同。話劇比戲曲更生活化，至今印象很深。“文革”中傳統戲一律被批為“封資修”，各劇種劇團必須演現代戲。因創演新戲很難，山西省晉劇團認為“文革”前夕排演的《三下桃園》主題積極，應繼續上演，但為避王光美與“桃園”有關係之嫌，只將劇名改為《三上桃峯》，劇情未變。可他們犯了傻，王光美已經被揪出來了，這個時候怎麼還能歌頌王光美蹲過點的村的事呢？這不是燈蛾撲火嗎？他們的政治嗅覺太不敏感，不但在當地繼續上演，而且還拿到北京自投羅網。

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華北地區文藝調演在京舉辦，山西晉劇團的《三上桃峯》竟然不知深淺地去參加“調演”。這齣戲在調演中一經上演，立即激起軒然大波，“四人幫”的親信藉此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上桃峯》事件”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初瀾的文章——《評晉劇〈三上桃峯〉》，稱《三上桃峯》是《三下桃園》的翻版，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在文藝上的反映”，是“要為劉少奇翻案”。3月30日于會泳在文化部批林批孔大會上的講話中更進一步説:“《三上桃峯》為劉少奇翻案並非無意，而是有人支持、有人批准、精心策劃出來的。”調演結束後，還專門將山西晉劇團留下，繼續讓他們演出以供全國批判。為批判而讓演員演“毒草戲”，這也是曠世奇聞，所以演員們在演出中無法進入劇情，被逼得在舞台上哇哇大哭，直至戲無法演下去。因《三上桃峯》的事件發生地在河北，所以同年2月，省會石家莊專門召開批判《三上桃峯》的萬人大會，隨即在全省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峯》的高潮。

這還不算完，批判的範圍在逐步擴大。由於《三上桃峯》的內容與馬有關，所以那個時期凡在新編劇目中出現牛、馬等動物的，一律被“挖掘”出來進行批判。如湖南花鼓戲《還牛》，是根據1966年1月27日《人民日報》通訊《兩頭風格牛》改編的，劇情也是歌頌新社會新風尚，本來與桃園八竿子打不着，卻也成了《三上桃峯》的“姊妹毒草”大受批判。于會泳就説:“‘還牛’也好，‘送馬’也好，都是為劉少奇、王光美歌功頌德的一類貨色！”

由“四清”而“桃園經驗”，由“桃園經驗”而“桃園”，由“桃園”而“送馬”，由“送馬”而“還牛”……一連串的株連，今天看來匪夷所思，但這確實是20世紀70年代初發生在共和國的大事件。毋庸諱言，對這些批判，當年我都是親自參加過的。當時有點不理解，“文革”結束後才徹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