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店村

該村在支村兩委班子的帶領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促進農民增收、農村和諧為目標，

因地制宜，大膽創新，提出了“以經濟強實力，以文化帶繁榮，以發展促和諧”的發展思路，使全村呈現出經濟快速發展，農民生活幸福，社會事業穩步推進的良好局面。

一、抓調產，促進農民收入穩步提高。

由於村裏土地資源比較緊張，走傳統規模化農業種植的路子已經很難實現農民持續增收。因此，村裏提出對一些產量不高，不易於搞現代農業但具有地理優勢的土地進行綜合開發。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實施項目建設，引入外來資金，從而搞活農村經濟。已有中科聚合鋁、華通運輸、三聯燃氣等公司建成投產，既實現了土地資源的再利用，又為農民增收致富提供了多種途徑。

據清康熙《黎城縣誌》載：“戚里店”，因系漢關內侯馮奉世故里，其長女名媛，為中山皇太后，鄉里皆以皇親國戚為榮，稱戚里。至宋天聖間，將沿河路西移，遂有民户營生旅店，仍延稱戚里店。今人為書寫求簡，易“戚”為“七”。因此專家考證，這裏是天下馮氏的發源地。村委根據這一獨特的歷史資源，提出發展“尋根祭祖旅遊”的規劃。通過宣傳西漢鎮邊名將馮奉世的豐功偉績，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展現新時期人文精神，發展旅遊產業，以文化建設推動新農村建設，從而實現經濟和文化的雙豐收。

通過實施調產項目，極大地促進了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全村人均收入達3600餘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小康生活。

二、夯基礎，營造農村靚麗新貌。

按照縣裏環境衞生整治活動的要求，村裏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以整治“髒亂差”為突破口，以營造整潔環境為目標的建設工程。全縣創建國家衞生縣城，由於我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屬於城鄉結合部，環境衞生整治工作任務非常重。在鄉黨委的領導下，協助支村兩委對全村環境衞生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在保潔員每天的日常保潔基礎上，又投資動工對全村的沿線環境衞生進行了徹底清理，對村內所有門市商鋪進行了版匾整治、內外衞生清潔；村沿線的雜草、亂搭亂建等進行了徹底清除，特別是水泥廠路兩旁10多户各自房前屋後的柴草、雜物等的亂推亂放，整個環境得到了很大改觀。

三、強黨建，增強農村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農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核心領導組織，對於新農村建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村裏提出“抓培訓、強素質、重實踐”。通過按時參加農村黨員幹部現代遠程教育學習、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組織民主生活會、對村裏無職黨員進行設崗定責等形式，全面提高支村兩委成員和全村黨員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以更加飽滿的熱情和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服務於中心工作。

認真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充分發揮紀檢監督小組、民主理財小組職能，狠抓廉政制度建設。通過實行黨務、村務、財務三公開和“一事一議”制度，動員全村羣眾參與組織建設，為村裏發展建言獻策，有效地杜絕了村委成員的違法行為和不作為行為的發生，進一步密切了幹羣關係，增強了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凝聚力。

三、發展農村社區服務，探索便民服務新途徑。

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此，村裏根據地處縣城邊緣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服務社區化建設新途徑，為方便農村羣眾，促進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了大量工作。

村裏以便民、服務為宗旨，每月定時為村民集中辦理繳費、維修、計生等各項工作，使羣眾免受來回奔波之苦。針對村裏60歲以上的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難户，村委制訂了黨員幫扶制度。要求每一位共產黨員和村委幹部，每天都要到家中進行走訪，瞭解實際困難，予以幫助解決。以農村合作醫療為依託，建立村民健康檔案，普及醫療保健知識，保障農民羣眾的身體健康。通過實施農村社區服務，既方便了羣眾生活，解決了羣眾困難，又提高了村委工作效率，得到了農民羣眾的一致好評。 ^[1] 

戚里一詞源自漢初。漢高祖劉邦定都長安，為了便於管理皇親國戚，下旨將他們集中居住在長安城中的一條街道上，這個街道叫戚里。漢武帝時把外戚故里統統稱之為戚里。漢代古籍中山西的晉中、河南、河北都有叫戚里的村莊。

黎城戚里位於黎城盆地中央，東陽大道穿街而過，東控雄關隘口——壺口故關，南扼濁漳古渡，是河內三川諸郡通往上黨的必經之地，於是有人在此開設店鋪。

店，最早出現在《南史．劉休傳》中，與“站”通用，常作為集鎮的名稱。在戚里的後面加一店字，應該不遲於南北朝時期。

戚里店村有三千年民間傳説，兩千年文字記載，是古老的文化古村。

馮奉世，字子明，約當西漢武帝元狩末年(前117年)生，卒於漢元帝永光三年(前41年)，上黨(今山西長冶市黎城縣)人。他是西漢時期繼趙充國之後，又一位功著西陲，為西域的穩定，為西漢與西域友好關係發展而做出貢獻的將領。

奉世少居潞城，後隨祖父徙居杜陵(今陝西西安市南)。他很早從軍，漢武帝來年以良家子被選調入京，當一名小郎官。所謂良家子者，即出身非商賈罪謫而從軍伍之人。漢昭帝時，因其有功，補授長安縣縣長，旋而失官。此時，他已年過3O歲，自感才學不足，開始學習《春秋》、兵法諸書。由於他深涪兵法要義，不久即被舉薦為軍事參謀，在大將韓增幕中用事。宣帝即位後，他曾隨韓增北征，軍罷，復為郎官。

漢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經韓增的舉薦，馮奉世被封為衞侯，護送人宛等國的客人出使西域。當他們西行至伊修城(今新疆若羌東)時，得到當地漢朝都尉的報告，説前方的莎車國聯合周圍小國殺死了國王和漢朝使者，而匈奴又發兵攻打車師國，莎車國派遣使者到西域各國，揚言天山北道諸國已歸附匈奴，號召各國聯合反對漢朝在西域的統治，致使西域諸國動盪不安，鄯善(今新疆鄯善)以西通往西域的道路皆被阻絕。時西域都護府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又遠在天山北道，長安漢朝政府又不瞭解這種情況，如果等待西域都護府去平息這場動亂，必然造成嚴重的損失。馮奉世當機立斷，以所持之節鉞傳檄各國，揭露莎車國的謊言，號召各國聯合起來反對莎車背叛漢朝的行動。由於西域其他國家對漢朝的信賴，一見到漢使節鉞，便迅速脱離了莎車。於是，馮奉世調集各國軍隊，組成1萬5千人的聯軍，進擊莎車，攻拔其城，平息了西域的混亂局面。而後，順利地通過西域，完成了護送人宛客人歸國的任務。當漢宣帝得到馮奉世此舉成功的消息後，特意數次召見舉薦馮奉世的將軍韓增，興奮地對韓增説：“祝賀將軍所舉得其人。”並升馮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主管京師用水及上林苑諸事務。

漢元帝即位後，馮奉世被任為執金吾，不久即升光祿勳，主管京師羽林軍。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秋，居於今甘肅隴山以西的羌入部族起兵，反對漢族在這裏的統治，漢朝通往西域及西南夷的道路又一次面臨被阻隔的危險，而且，隴西諸郡搖盪，勢必影響西域諸國的穩定。當時中原數年欠收，谷價飛漲，朝廷財力睏乏，對於大規模的用兵已感力不可支。漢元帝及權臣都主張以防禦為主，不宜興師動眾。馮奉世力排眾議，堅決主張興兵擊之。

經過反覆討淪，漢元帝終於同意他率軍平息羌人的反叛，並由原來的3萬兵力增加到6萬人。這年十一月，馮奉世所統諸軍同時出擊，打敗了羌人，安定了西部邊境。次年，馮奉世還京，更為左將軍，依舊兼任光祿勳，不久又受封為關內侯。就在他封侯後一年，因病卒於任上。

馮奉世一生多半從戎，為爪牙官前後凡10年，宿衞於漢室，折衝於邊疆，是一位有勇有謀、敢作敢為的將帥。他為了邊地的安定，國家的鞏固，不顧及自己的安危，能夠果敢地處理邊疆問題。他在西域面臨莎車國的動盪，既沒有考慮可能遭致的失敗，也不顧矯詔發令會給自身帶來禍害，在身無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傳檄曉喻西域諸國，集合諸小國之兵平定了這場動亂，表現了他以國之安危為重的精神和非凡的膽識。直到他死後，還有人讚頌他“圖難忘死，伸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

在戰爭中，他對於防禦與進攻的關係也有較深刻的認識，主張主動進攻，積極防禦。羌人反於隴西，朝廷因財力閒乏，計劃以萬人之兵屯守，苟延時日。馮奉世認為，這種防禦的戰略，只能導致“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的結果，如此下去，“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4萬，非財幣所能解也。”因此，他積極主張進攻，以進攻求得主動防禦。事實説明，馮奉世的主張是正確的。如果不是馮奉世等將領對映羌人的主動出擊，漢朝的西部地區就會陷入長期的動盪，生產的發展也會受到極大影響。

在祖國民族大家庭的形成過程中，既有兵刃相逢的角鬥，也是親密往還的和親；既有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戰爭，也有少數民族對漢族的戰爭，但無論哪種形式，客觀上都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因此，無論在哪種形式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客觀上對民族的融合都有一定貢獻。馮奉世是西漢與西域各族關係史上的一位人物，他的貢獻自然應得到公允的評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