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

《七日》通過講述土司代辦李保與西盟少數民族首領頭人們進京參與新中國建立一週年大典，回鄉後共立民族團結誓詞碑，被國民黨殘匪脅迫於軍營最終不屈而英勇就義的故事，描繪了雲南西盟各民族同胞在民族團結上的巨大進步，歌頌了李保、拉勐為代表的少數民族頭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齊心一致而黽勉嘗試的勇氣，以及後期堅守民族團結底線的決心，讚揚了中共黨員、解放軍戰士為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民族和平交融所做的切實貢獻。 ^[4] 

李保作為西盟土司代辦，是整個西盟南部地區的捍衞者，他老驥伏櫪，竭力尋找着民族發展的新出路。“信念是鳥，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際，感覺到了光明，唱出了歌。”去北京參加國慶一週年觀禮活動，讓李保見到了衝破黑暗之後散發出的生命之光，意識到一心一意擁護共產黨領導，帶領村民走民族融合之路才是長久之策。作為地方領導，他知曉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唯有幫助村民接受民族團結這一觀念，站起來主宰自己的命運，才能劍鋒所指，所向披靡。 ^[3] 

於大的時代背景而言，巖火龍不過是滄海一粟，只是寨子裏普通的一員。當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被父親禁錮在家時，他並沒有迷失方向，而是堅守一心向黨的信念，在村寨危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用信念構建起了維護正義的屏障。“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巖火龍的死，無疑讓和平與團結的信念紮根在寨子裏的每位村民心中，是“小人物大作為”的生動展現，在父親巖頂搖擺不定的心理襯托下，更顯巖火龍扶危救困、挽救民族危機的俠義精神。 ^[3] 

《七日》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首先體現在題材的選擇上。作者取材於真實事件，即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週年慶典之際雲南普洱專區民族代表赴京觀禮，以及1951年元旦前普洱區第一屆兄弟民族代表會議的召開和元旦當天“民族團結盟誓”儀式的舉行。“民族團結誓詞碑是新中國民族團結的見證，也是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政治格局下，西南邊疆各族人民擁護新中國政權的舉動，是西南邊疆各民族走向團結進步的象徵。”對於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具有重要意義的民族團結盟誓盛會，《七日》將簡略的歷史事件加以合理的想象與擴寫，尤其以拉勐對於入京觀禮的躊躇不決，幾次啓程而又返回，貼合少數民族同胞的實際情形。拉勐作為傳統民族秩序的維護者，勢必對於共產黨“顛覆性”的民族政策表現出觀望與踟躕的態度，小説中拉勐態度的反覆轉變，並不是刻意地去製造懸念，而是在合理化的前提下將少數民族同胞對於中央民族政策的猶豫情緒外化成具體的行為，使得矛盾與衝突更加清晰地展現於讀者眼前。

《七日》的現實性體現在對現實問題的正視。民族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之初急需解決的大事項，各級政府為推進民族發展與交融付出大量的物力與人力，在多方力量的協助之下，少數民族事務的處理獲得較大的進展，但無法迴避的是，民族團結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無礙之路。作為一部歷史小説，《七日》不避諱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少數民族幾大陣營之間敏感而又微妙的關係，站在現實主義的高度，用寫實的筆觸描寫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雲南和平解放之前，西南少數民族之間彼此摩擦不斷的真實情況，以及少數民族與共產黨、國民黨之間微妙而又敏感的關係。少數民族彼此之間的摩擦，國民黨與少數民族的制衡關係，共產黨與國民黨在爭取少數民族羣眾時激烈的鬥爭，突出了民族團結進程中的重重阻礙。“新中國成立至今，整片佤山看似迎來了新春，一派欣欣向榮，其實暗地裏的波濤仍然洶湧動盪。各方勢力還在角鬥，式微者還在掙扎，企圖分食哪怕最後一滴羹湯。”在《七日》中，多方人物的互動描寫是展現這類微妙關係的手段，佤寨與傈僳寨兩個寨子發生衝突後，眾頭人聚集商討後續的場面，展現出如一幕戲劇般的強烈畫面感，“眼前大廳裏的磚石地板，委實限制了他的發揮，只能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音以提醒諸位，縣長大老爺來了。”“‘肅靜！肅靜！’秘書出來喊，頭人們卻聽不見似的，鬧嚷嚷亂作一團。”“‘聽高縣長説完！’李保抬起手，頭人們立刻噤聲。”高強武無能又裝腔作勢的樣子在眾頭人面前毫無公信力，地方治理的不力使得少數民族村寨間形成了以土司代辦李保為核心凝聚起的地緣性多民族羣體，複雜的人物關係便在這幾處細節中得以清晰明朗。 ^[4] 

2023年5月18日，該小説入選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參評作品目錄。 ^[2] 

可以説，作家將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漢族經典融會貫通的寫作方式來表現重大歷史題材無疑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蘇鈺琁小説《七日》就是與歷史對話，與時代共振，書寫歷史、關照現實的典範之作。新穎宏大的主題使得小説具有崇高的美，對文化信仰的書寫賦予了小説鮮明的民族性，對民族民間文學的繼承與融合又是一次成功的嘗試。《七日》將因其時代性、民族性、創新性而生機勃勃，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楚雄日報》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