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規劃

“七五”計劃的編制工作歷時3年。1983年，國務院即着手組織“七五”計劃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經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上第一次在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制定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七五”期間可以分為 ^[1]  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1986年到1988年9月，特點是經濟發展持續過熱，不穩定因素增加；後一階段從1988年9月到1990年，為經濟的治理整頓時期。

“六五”後期，從1984年第4季度開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貨幣發行過多，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經濟過熱。這些也成為“七五”開局的基礎條件。經濟過熱局面成為整個“七五”期間不得不認真對付的難題。

“七五”計劃的編制工作歷時3年。1983年，國務院即着手組織“七五”計劃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經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上第一次在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制定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七五”期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1986年到1988年9月，特點是經濟發展持續過熱，不穩定因素增加；後一階段從1988年9月到1990年，為經濟的治理整頓時期。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幕。幾乎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排滿了來提款的儲户，不管到期還是未到期；幾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擠滿了來購物的大媽大嬸，不管需要不需要。她們抱着、拎着、拖着各式各樣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貨大樓空了，雜貨鋪也空了。這個時刻屬於白糖，屬於洗衣粉，甚至屬於大白菜。因為它們都成為這場空前的搶購風中的搶手貨品。這個時刻也屬於“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到了一個關鍵點，計劃和市場也到了生死抉擇的最後交鋒時期。新舊體制的“共榮共存”難以為繼，繼續轉舵勢成必然。“七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力爭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其中最大的嘗試和焦點之戰則是“價格闖關”。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聞媒體透露，中國人民銀行將發行第一張百元大鈔。這讓長期習慣了“大團結”(拾元幣)的中國老百姓頗感意外。雖然不知道決策層的具體動向，但是已經對漲價異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緊張起來，傳言四起。

當時中央在下價格“並軌”的決心。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張塞説，“當時的改革是考慮要由產品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如果不解決物價嚴重的扭曲問題，那就不可能轉到商品經濟的領域裏來。我們當時的物價，管你供求關係有多大變化，我照樣不動，價值有多大變化，我價格照樣不動。這就是產品經濟，因此，沒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改革要“過五關斬六將”，物價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風險、迎着困難上”。同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文章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到了非解決物價問題不可的時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戴河召開，討論並原則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該《方案》提出，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這條重要消息。當天，各地就出現了搶購。有的人一下子買200公斤食鹽，買500盒火柴，商店被搶購一空。銀行發生擠兑，有的地方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羣眾在憤怒之下把櫃枱推倒。人民羣眾對物價上漲的敏感及其反應，使這次價格闖關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這幾年經濟形勢中的各種矛盾為改革帶來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審視和調整決策，原有計劃大轉彎，急剎車。

8月30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緊急通知》，對物價闖關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釋。9月26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批准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又作出《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決定延長治理整頓的時間，將原定的“兩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延長為“三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

90% 到1990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承包面超過90%。1/3 全國1987年預算的物價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超過700億元，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