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清朝入關之初，依照官員品級優免該户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雜辦。地方官在收税時，就把官員和士人稱為“官户”、“儒户”、“宦户”，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斷變化，所謂“紳監衿吏户名，朝改暮遷”，意思就是秀才稱為“儒户”，監生稱作“宦户”。這些紳衿户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權。 ^[2] 

紳衿還自行搶奪權利。雍正帝説“蕩檢逾閑不顧名節”的士人，“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紳衿的不法是：和地方上官吏勾結，包攬詞訟，分享政府的司法權。 ^[2]  橫行閭里，欺壓小民，致使平民懼怕他們有時比官吏還厲害。包攬錢糧，即替政府向本宗族、本鄉小民徵收錢糧，與胥吏勾結，加以侵吞。本身抗欠應該交納的税賦。將宗族、姻親田產掛在名下，使他們也免除雜役負擔，而自身從中漁利。紳衿的不法行為，同政府的職能和權力發生了衝突，他們搶奪一部分行政權力，腐蝕官僚隊伍，是造成吏治敗壞的一個重要因素。君主要保持它的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就必須與不法紳衿作鬥爭。這是一種社會矛盾。 ^[3] 

紳衿應有的徭役負擔落在小民身上，在賦役問題上造成平民與紳衿的對立、平民與維護紳衿特權的君主政府的對立。這又是一種社會矛盾。雍正帝認為政府、紳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肇端在不法紳衿，就把矛頭指向他們，希圖剝奪和限制他們的非法特權，使他們同平民一體當差。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不許生監包攬同姓錢糧，不准他們本身拖欠錢糧，如敢抗頑，即行重處。雍正帝深知地方官易同紳衿勾結，特地告誡他們認真落實這項政策：“倘有瞻顧，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參劾，或被旁人告發，查出必治以重罪。”過了兩年，雍正帝再次嚴禁紳衿規避丁糧差役，重申紳衿只免本身一丁差徭，“其子孫族户濫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攬詭寄者，查出治罪”。為適應這項方針，雍正帝政府施行了一些具體政策。 ^[3]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發出告示，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引起生監的不滿，恰好他同縣學教官楊倬生不和，本人又曾經向屬民借過銀兩，楊倬生以此為由，煽動生員控告張可標，實際上是反對張的執行士民一體當差政策。 ^[3]  這時內閣學士班第到鞏縣祭宋陵，獲知此事，作了報告，雍正帝令豫撫石文焯調查張可標是否有貪婪不法情事，同時將鬧事的衿監重繩以法。懲治他們主要是從維護社會秩序出發，堅持士民一體當差政策也是重要原因。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封丘令唐綏祖因黃河堤防須用民工，定出“每田百畝出夫一，計工受值”的辦法，使有田人出夫，紳衿也不例外，這正是“紳衿里民一例當差”精神在河工上的體現。唐綏祖的上司田文鏡肯定他的做法，進一步規定：在大堤一二百里內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户多少，認夫幾名，俟防汛工程需要，隨傳隨到。雍正四年（1726年），他把這項辦法正式報告雍正帝。 ^[4] 

雍正四年（1726年），貢生張鵬生將民人鄭廷桂等應納錢糧包攬入己的案子發生了，刑部議將張鵬生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雍正帝拿他作典型，加重處理，除枷責之外，還發遣黑龍江，同時命令大臣重議生監包攬錢糧的治罪法。次年，批准朝臣的建議：凡貢監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論多少，一律革去功名；包攬拖欠至80兩的，以贓、以枉法論處，並照所納之數，追罰一半入官；百姓聽人攬納，照不應重律治罪；失查的官員，罰俸一年。這一年，保定舉人蘇庭奏請緩徵錢糧，雍正帝説直隸紳衿包攬嚴重，蘇庭必定是這裏頭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調查他日常行為。 ^[4]  還是這一年，直隸東光知縣鄭三才奏稱該縣“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雍正帝命嚴行查處。 ^[5] 

對紳衿本身的納糧，雍正帝也加強管理。雍正六年（1728年）規定，凡系紳衿錢糧，在税收印簿和串票內註明紳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銷時將所欠分數逐户開列，另冊詳報，照紳衿抗糧例治罪，若州縣隱匿不報，照徇庇例議處。八年（1730年）進一步規定，州縣官要把文武生員應納的錢糧造冊，送學官鈐印頒發，每完若干，照數註明，按季申送查核。雍正帝還規定，每年年底，生監要五人互保沒有抗糧、包訟的事情，完納賦糧以後，方準應試，多方面促使紳衿交納税課。 ^[5] 

對拖欠糧賦的紳衿，雍正帝嚴懲不貸。雍正五年（1727年），甘肅階州紳衿抗糧，護理巡撫印務的鐘保，以署知州陳舜裔激變士民的罪名，題請將其革職。雍正帝不答應，説陳舜裔“催辦國課，並非私派苦累民間，若因此將伊革職，則實心辦事之人必退縮不前，而無賴生事之人皆以挾制官長為得計矣”。指示將抗糧不法人犯嚴加審訊，同時責備鍾保“沽名邀譽”，不要他辦理這件事情。湖廣地區不斷髮生士民抗糧事件，安陸縣武生董建勳連年不交錢糧，當地官員將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雍正九年（1731年），該縣士民約會抗糧，總督邁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帝指示：“此等刁惡風習，自當一一執法懲究，尤貴平日不時訪察化導於早也。”山東紳衿拖欠錢糧成風，有“不欠錢糧，不成好漢”的俗語。 ^[5]  雍正九年，進士、舉人、秀才、監生因欠糧應褫革的有1497人，本應加罪，大學士張廷玉以當地荒歉，奏準寬限三年完清。官員催徵紳衿逋賦不力的，雍正帝以因徇庇護嚴加治罪，雍正十二年（1734年），為此把甘肅順慶知府潘祥等人革職。 ^[6]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在山東巡撫陳世倌的奏摺上批示：“凡地方上頑劣紳衿貢監之流，宜嚴加約束，毋邀虛譽而事姑息，以滋長刁風。”同年，浙江發生了官員袒護縉紳事件。陳世倌的兄弟陳世侃的家人，在原籍浙江海寧縣賒欠肉鋪銀兩，與商人鬥毆，浙撫黃淑琳審問，讓陳世侃坐在後堂觀看，杖斃肉鋪商人，引起商人罷市。雍正帝將黃淑琳罷職，命杭州將軍安泰和布政使佟吉圖審理，安泰等奏稱打死人命是實，罷市是虛，雍正帝認為他們仍有徇隱，命再審查。當時陳世倌摺奏，聲稱嚇得“精神恍惚”，方寸已亂，其母八十高齡，也是“寢食俱廢”，“風燭難保”，請求皇帝憐憫，放寬審訊。雍正帝毫不為動，責備陳世倌“因私而廢公，器量何其褊小”。足見雍正帝不容官官相護和官紳勾結的態度。約在四五年間，詹事府詹事陳萬策回福建省親，見當地饑荒，便命地方官將倉儲平糶給縣民。雍正帝知道後，以陳萬策欲市恩鄉里，令督撫查其家產，換谷散給貧民，並把他降為翰林院檢討。雍正五年（1727年），河南鄉紳和景惠“捏造匿名揭帖”，田文鏡奏其誣告，雍正帝就把和景惠處了絞刑。 ^[6]  河南監生鄭當時誣告佃農高琰，“明火執杖，燒搶其家”，田文鏡革其監生，張貼告示，“使通省之紳衿皆以鄭當時為戒，不敢依恃護符，違禁誣告”。對於劣紳武斷鄉曲，田文鏡在雍正帝支持下，絕不留情。項城人進士王轍強奪人牲口，指令伊伯武生王允彝侵佔王天壽地畝，伊族武生王甸極騙佔生員於嗣哲地畝。他們因有功名，田文鏡不能驟行審理，便移諮河南學政，把王允彝、王甸極武生革退，同時特疏參奏王轍。雍正帝革去王轍進士功名，對他進行嚴格審查。浙江富陽縣紳士楊六先，私收公糧，占人妻女，與歷任知縣交好，每年饋送數千兩銀子，署縣令張坦熊到任，拘捕楊六先，提審那天，縣民僱船來縣城觀看的千餘人。 ^[7] 

雍正帝為防止劣紳干政，不許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員，應該是有政績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懷念他，或為他鳴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帝看到這中間有官員買囑保留的，有劣紳為討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種刁風惡習，嚴行禁止。 ^[7] 

制定主佃關係法令。紳衿不法，虐待佃户尤甚，雍正帝在處理主佃關係問題上，也注意打擊不法紳衿。二年（1724年），廣西生員陳為翰踢死佃農何壯深，雍正帝説佃户必不敢先動手毆打生員，陳為翰一定是劣衿，因令巡撫李紱嚴審清楚。他認為讀書人打死人，與其身份不合，不應該照常人案例論處，命刑部與九卿重議生員“欺凌百姓，毆人致死”如何加倍治罪的法令。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鏡上疏，請將凌虐佃户的鄉紳按照違制例議處，衿監吏員則革去職銜，雍正帝説他只考慮了紳衿欺壓佃農一面，沒有顧及佃户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問題，命再詳議，於是定出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 ^[7] 

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行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户，勘實，鄉紳照違制律議處，監衿吏員革去衣頂職銜，照律治罪。地方官容隱不行查究，經上司題參，照徇庇例議處；失於覺察，照不行查出例罰俸一年。如將佃户婦女佔為婢妾，皆革去衣頂職銜，按律治罪。地方官徇縱肆虐者，照溺職例革職；不能詳查者，照不行查出例罰俸一年。該管上司徇縱不行揭參，照不揭報劣員例議處。至有奸頑佃户，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照例責罪，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 ^[8] 

又具體規定，秀才、監生擅責佃户，除革去功名，還處以杖八十的刑法。清朝法律，凡人之間拷打監禁，罪止杖八十，雍正帝定律例，將衿監擅責佃户以滿刑論處，表示了嚴厲禁止紳衿欺壓佃户的態度，它還表明佃農的法律地位和地主是平等的，起碼在這裏是如此。清代法律專家薛允升論到此事，有所不解，也有所不滿，他説“佃户究與平民不同，擅責即擬滿杖，似嫌太重”。從這裏可以看出，這個關於主佃關係法令的制定，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8] 

雍正帝壓抑不法紳衿方針的執行，引起他們的不滿，鞏縣生員反對張可標實行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是他們的最初反應，而封丘生員罷考則是一起較大的事件。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封丘生員王遜、武生範瑚等人攔截知縣唐綏祖，不許他實行按田出夫的辦法，聲稱“徵收錢糧應分別儒户、宦户，如何將我等與民一例完糧，一例當差”，強烈要求維護他們的特權。 ^[8]  不久，河南學政張廷璐按考到開封府，封丘生童罷考，武生範瑚把少數應試者的試卷搶去，以示對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抗議。事情發生後，田文鏡、石文焯迅速報告，雍正帝認為地方上出了這樣的事情，應該“整飭一番，申明國憲”，把為首的拿禁開封，懲辦一二人，以儆其餘，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爾松阿赴豫審理，最後把為首的王遜、範瑚等斬決，王前等絞監候。在審理過程中，科甲出身的學政張廷璐、開歸道陳時夏、欽差沈近思沽名釣譽，有意徇瞻。田文鏡不講情面，所以生童説“宗師甚寬”，“陳守道是好人”，田文鏡則是無人不怨，無人不恨。尤其是陳時夏承審時不坐堂，與諸生座談，稱他們為“年兄”，央求他們赴考。雍正帝對此非常不滿，説這是大笑話，“儒生輩慣作如是愚呆舉動，將此以博虛譽，足見襟懷狹隘”。他支持田文鏡，把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在處理封丘罷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內部有不同意見，雍正帝和田文鏡採取堅決打擊不法生監的方針。以後堅持了這一政策。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説各省常有生童與地方官齟齬，因而罷考，以挾制長官。他命令，以後凡有邀約罷考的，就永遠停止他們的考試資格，如果全縣罷試，也照樣辦理，決不姑容。 ^[9] 

雍正帝還採取加強對監生管理的措施。捐納貢監不法的比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監生革退由禮部批准的規則，不利於地方官和學政強化對他們的約束。 ^[9]  田文鏡想改變舊規，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三年（1725年）的年終，徑將應革的監生諮照學政執行，而後報禮部備案，但禮部駁回，仍令遵行舊例，田文鏡因而上疏，請求把捐納貢監交由學政，與生員一併約束，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形成這樣的規定：衿監凡涉及訴訟，即革去功名，聽候審理。雍正帝還規定，生監被斥後，不許出境，以免他們滋事。 ^[10] 

雍正帝用這些辦法調節紳衿、平民、清朝政府三者關係。他對紳衿有所節制，對不法紳衿有所打擊，然而不是與他們為敵，他説有的地方官為得百姓稱譽，故意摧折鄉紳，但是鄉紳或者是父祖，或者是本人為國效勞，這樣的簪纓之族，不能故意壓抑他們。他説對紳士應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品行端方的，應當加意敬禮，以為四民之表率；有一般過愆的，則勸誡之，令他改正；對那些不肯改過的，就應當以法懲處。針對田文鏡處罰田主擅責佃户建議所作的指示，就是他作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維護紳衿利益的表現。他所反對的是紳衿的不法行為，超越於清朝政府所給予的法定權利，侵犯政府權力，過分危害平民，不利於社會秩序穩定。 ^[10] 

雍正帝用剝奪紳衿的非法特權、平均賦役的辦法，使平民、紳衿、政府三者間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保護了政府和平民的正當權利，維護了清朝的有效統治。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