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

在小鎮上一場豪華婚禮舉辦的第二天，新娘的兩個哥哥拿着殺豬刀在一位名叫聖地亞哥·納薩爾的小鎮年輕人家門口殺死了他。事件起源於一位名叫巴亞爾多·聖羅曼的富商與小鎮上的貧民姑娘安赫拉·維卡里奧的婚禮，在他們婚禮的當天晚上，富商發現他的妻子並非處女，一氣之下他半夜將新娘退回了孃家，新娘在家人的逼問下聲稱破壞她貞操的人名叫聖地亞哥·納薩爾。新娘的兩個哥哥維卡里奧兄弟覺得家族的榮譽受辱，拿上殺豬刀便去往聖地亞哥·納薩爾的家附近，並在途中向小鎮居民大肆張揚他們要殺死聖地亞哥·納薩爾。小鎮的大多居民都在那個清晨直接或間接地被透露了殺人的消息，但卻並未使任何人最終奪下兄弟倆手上的屠刀。維卡里奧兄弟秉性温良，即使在等待聖地亞哥從家裏出來的復仇途中，兄弟倆都曾對他們是否要殺人雪恥這件事猶疑不決。兇案發生前誰也不相信他們竟會殺人，這也直接導致了人們對兄弟倆張揚殺人之事並未重視，人們以為他們倆只是醉酒鬧事。兄弟倆想要表現的其實只是不堪其辱，他們的大肆張揚實質上是希望有人能站出來阻止他們，然而由於大家都抱着一副看客的心態，並沒有一個人及時告知了聖地亞哥·納薩爾這件事。直到聖地亞哥路過未婚妻家，未婚妻的父親找到並告訴他有人要殺他，而他“要麼帶上我的來復槍出去迎戰，要麼就躲在這兒”，聖地亞哥茫然而又恐慌地衝出未婚妻的家，在自己的家門口被新娘的兩位哥哥殺害。 ^[2] 

兇殺案發生後維卡里奧兄弟堅持他們保護名譽的行為是正義的，但他們在獄中飽受心理和生理上的煎熬，哥哥連續十一個月沒有閤眼，弟弟持續腹瀉。小鎮上的人們也紛紛陷入不同程度上的迷惘和悲傷，受害人聖地亞哥父親早逝，他在中學畢業後便輟學接手經營了自家的牧場，他家境寬裕，生性快活，為人平和，小鎮上的人都十分尊重他。沒有人相信他是真正破壞新娘貞操的人，他和安赫拉·維卡里奧平素看起來就像是兩個世界的人。兇殺案發生後的很多年裏除了新娘的證詞外甚至找不到一個證據能夠説明聖地亞哥·納薩爾奪走了安赫拉·維卡里奧的貞操。然而，悲劇最終在眾人之手的推動下釀成了。 ^[2] 

1951年1月的禮拜一上午，馬爾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諾被奇卡兄弟殺死。兇殺案發生後不久，馬爾克斯意識到自己如此急切地想要講述這樁案件，以致於後來他認為也許正是這樁案件徹底確定了他的作家生涯。

1981年，經過30年的調查和思考，馬爾克斯終於找到這出悲劇的關鍵。

此時的馬爾克斯，為抗議智利軍政府的獨裁統治，已經進行了5年文學罷工。然而為完成這一作品，他打破誓言，寫下了這部觸目驚心的悲劇——《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

為了講述這樁案件，馬爾克斯重返當年事故發生的小鎮，一一尋訪事故的參與者和目擊者，在被刺殺的朋友的母親、因不潔之身被退回孃家的曾經的新娘、直接導致兇案的兩兄弟和所有事先知曉即將發生兇殺案的小鎮居民等人的口中慢慢拼湊出事實的真相，經過30年的調查和思考，馬爾克斯終於找到這出悲劇的關鍵。1981年3月，馬爾克斯寫成了《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這是他繼《百年孤獨》之後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小説，為作家隔年（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立下了汗馬功勞。 ^[3] 

小鎮上公認性情温和，為人友善的老實人。當他們從妹妹口中聽到聖地亞哥·納薩爾的名字時，兩兄弟認為需要做點什麼來為家族雪恥。剛開始弟弟佩德羅·維卡里奧決定要殺掉聖地亞哥，哥哥起初只是從旁跟隨。然而，被鎮長沒收屠刀之後，弟弟覺得已經盡了責任，可以罷手了；哥哥巴勃羅·維卡里奧卻覺得他們在小鎮四處張揚的兇殺行動沒有被認真地阻止，認為他們的行動已經“沒有回頭路”了，最終兩人還是殺死了聖地亞哥。兩兄弟出身貧寒，為人也老實質樸，剛開始他們無意真正殺死聖地亞哥，只是想為家族雪恥，他們的事先張揚是希望有人能站出來阻止他們，這樣兩兄弟雪恥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然而他們在張揚兇殺案時並沒有被真正的阻止，那麼他們的“不堪其辱”就沒有表現徹底，甚至感覺再次受到了侮辱，人們沒有及時地制止他們，反而早早在聖地亞哥家門口站好了位置等待着兇殺案的發生，看客的期待使他們手裏的殺豬刀如同箭在弦上，殺人一旦變成事先張揚的公眾承諾，承諾者就必須去實踐，除非他被某種勢力限制。在殺死聖地亞哥後兩兄弟在鎮上的監獄呆了三年，兩兄弟不願承認他們內心的煎熬使兩人在獄中受盡了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哥哥連續十一個月沒有閤眼，弟弟持續腹瀉。他們對殺死聖地亞哥的行為感到迷惘，因為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能夠表明聖地亞哥就是奪去妹妹貞操的人，但他們仍然堅信，在案發當時公眾的期待下，他們為名譽而做出的殺人行為是無罪的。 ^[2] 

家境富庶的年輕人。他生性快活，為人平和，在前一天的婚禮上他還和朋友盡情歡鬧，大費腦力心算婚禮各項開銷，因為“我的婚禮也要這樣，讓他們一輩子也講不完。”後一天的清晨當他帶着宿醉的餘歡路過未婚妻家時卻被未婚妻的父親告知有人要殺他，讓他要麼帶上來復槍去應戰，要麼趕緊躲起來。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有人正等待着要殺他的消息聖地亞哥感到茫然無措，惶惑不安，他迷惑惶恐地走了出去，走到家門口，隨即被等候已久的維卡里奧兄弟殘忍殺害。 ^[2] 

《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是一本內容由真實事件改編而來的小説，作者通過講述一個無辜的年輕人在鎮上所有人都得知有人要殺害他但他卻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被殘忍殺害的故事，揭示了命運本身的神秘性以及由於人民羣眾對罪惡行為的看客心態所導致的悲劇的釀成。

小説通過一系列的巧合塑造了命運本身的神秘性。如果新娘安赫拉·維卡里奧在新婚之夜還保持處女之身，如果她頂住了家庭的壓力拒絕嫁給巴亞爾多·聖羅曼，如果她在被逼問的時候不説出聖地亞哥·納薩爾的名字，如果她的兩個哥哥在張揚要殺聖地亞哥·納薩爾之後在無數次可能被阻止的機會里有一次被認真阻止，如果聖地亞哥·納薩爾能及時被任何一個人告知有人想要殺他，那麼這樁事先張揚的兇手案就不可能發生。正是這一系列的巧合塑造出受害者聖地亞哥·納薩爾身上一種不可避免的悲劇性。此外，安赫拉·維卡里奧的處女之身究竟為何人所奪，即使到小説的最後都沒有揭開，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故意不揭開《枯枝敗葉》中醫生的身世之謎、《惡時辰》中的匿名帖之謎一樣，正是這樣才使聖地亞哥·納薩爾的冤死更具悲劇色彩。 ^[2] 

當維卡里奧兄弟將兇殺計劃散播出去而幾乎所有人都知曉這個殺人計劃時，所有知道兇殺計劃的人就構成了一個羣體，而作為羣體中的個人，他們對其作出的反應是耐人尋味的。小説中聖地亞哥家的女廚維克托麗婭·庫斯曼很早就知道了聖地亞哥即將被殺的消息，但是她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告知聖地亞哥，從小説的敍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維克托麗婭並非是一個本性惡毒的女人，但是當她成為知道兇殺計劃的羣體的一員時，她心底的良知判斷就開始出現了偏差，雖然她在後面的解釋中説是因為自己不相信消息的真實性，而沒有第一時間告訴自己的主人，但小説中提到的她曾被聖地亞哥父親侮辱過，而且聖地亞哥對她的女兒也存在非分之想，我們不禁會產生疑問，難道她沒有一絲恨意，沒有想過報復嗎？可以肯定的是，當她處於這樣一個提前知道真相的羣體裏時，她不會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大的義務和責任去告知自己的主人並挽救他的生命，因為即使她不告訴他，還會有無數個知道這件兇殺案的人可能會告訴他，退一萬步，即使沒人告知她的主人，不也正契合了她想要報復聖地亞哥的心理慾望嗎？此時，她的心理慾望被激發到了頂點。同樣的道理，當維卡里奧兄弟在肉店磨刀時，二十來個屠夫曾目睹兇手揚言殺人，但在後面的時間裏他們卻悶聲不響，是因為他們相信“總有一個人會通風報信”，神父推諉搪塞牛奶店老闆娘的“求救”是因為他認為“這不是上帝而是政府的事”，鎮長答應立刻去過問這件事，但是他卻轉身走進了社會俱樂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場骨牌，而當他從俱樂部出來時，聖地亞哥已經被殺死了。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人處在集體中時，對於一條人命即將被殺這件事，都下意識的表現出了與己無關的一種姿態，但是即使在他們覺得與自己無關的同時，他們又想要通過某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某種心理慾望，所以我們在小説的最後才會看到恐怖意味不少於大屠殺的一幕：“人們像在遊行的日子裏那樣，來到廣場站好位置，”“所有人都明白他（聖地亞哥）已經知道有人要殺他。”當受害人惶惶然不知哪裏才是歸家的路，還有人熱情幫忙指路。所以，聖地亞哥的死，不單單是一兩個人的責任，而是集體的失職，是羣體的看客心態共同作用的結果。 ^[4] 

在這個被人遺忘、與世隔絕的小鎮裏，當敍述者對經歷過當年事件的人一一尋訪時，處於同一時代和相同的文化傳統中的小鎮人紛紛將兇殺案的原因歸結為命運和巧合，他們不約而同地找到了那麼多的預兆和夢境來證明自己的判斷，導致悲劇的真正根源正是這種處在封閉、孤獨、落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的人們的愚昧。馬爾克斯用這一事件揭示了驚人深刻的社會意義：孤獨落後的社會現實才是悲劇的真正根源，也表達了他對現實的關注，對民族命運的獨特思考，這正是馬爾克斯在醖釀這部小説的三十年裏思考的用意所在。 ^[5]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中提供了一種現代小説的重要結構形式，即環形結構。這種類似封閉的結構，對於處理類似案件一類的小説是有效且科學的：文章開頭第一句：“聖地亞哥·納薩爾在被殺的那天，清晨五點半就起牀了，因為主教將乘船到來，他將要前去迎候。”結尾最後一句“後來聖地亞哥·納薩爾從那扇打六點鐘起就開着的後門進了家，一下子撲倒在廚房裏。”兩句敍述之間便是作者打算重點雕琢的部分，即聖地亞哥·納薩爾是如何從出門迎候主教直到被殺的整個過程。這種結構的方式顯然有別於傳統簡單的倒敍方法。作者通過這樣的方式，在描寫聖地亞哥·納薩爾被殺的整個過程中，通過各個不同的當事人的視角里再現了這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 ^[6] 

就敍述層來説，《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敍事（又稱初始敍事）和第二敍事；第一敍事指的是“我”回鄉調查訪問聖地亞哥·納薩爾被殺一事，第二敍事（又稱元故事敍事）在作品中表現為小鎮人對兇殺案方方面面的回憶和看法，第二敍事與它插入其中的初始敍事之間構成因果關係，其中元故事對初始故事具有解釋功能。

《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的敍述層很特殊，故事的主體不在第一敍事，而存在於元故事敍事中，並且它的元故事不是一個或不多的幾個獨立的故事，而是第一敍事多元化的、瑣碎的許多側面，它們散亂地插入第一敍事中，共同構成元故事敍事。其特殊之處還表現在，元故事沒有構成一個邏輯關係嚴密、時序井然的完整故事，作者採用重複敍事的方式，讓不同的人物對同一事件或同一時間內發生的事件作多次講述，他們的説法或如出一轍，或矛盾百出。聖地亞哥·納薩爾是不是罪魁禍首？慘劇發生那天是陽光明媚還是飄着濛濛細雨？大家眾説紛紜。人物關係和人物的好壞再也不是確定無疑的，而是具有了相對性。 ^[6] 

相對於傳統小説習慣於凌駕於人物之上宣達作者的意圖和愛憎褒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裏嘗試了敍述者的人物化，敍述者不再是傳統小説中全知的“上帝之眼”，而是與小説的人物合一，為了仍然保持敍述者的全知視角，作者巧妙地設計了敍述者的身份，他的家庭與受害者和兇手的兩個家庭都有着相同的親密，也就是説，敍述者與維卡略一家和納賽爾一家是“等距”的，這就使得敍述的客觀與節制成為可能。 ^[7]  作者通過敍述者大量的間接引語使小説敍事體現出強烈的真實感。小説還運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語，它們多以短短一兩句話的形式，和間接引語結合起來表現一個事件，直接引語的運用使間接引語更加具有真實性。同時，作為敍述者的“我”又直接面向潛在讀者，在實現其職能的基礎上，呼喚讀者思索悲劇的真正根源。 ^[5] 

集體無意識之下的羣體中個體責任的消失與分散是釀成這一悲劇的發生的重要原因。人們在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慾望是加以限制的，而當人們聚集起來形成羣體時，人們往往比獨處時更加敢於發泄自己本能的慾望，此時的羣眾便變成了無意識羣體，”集體無意識“作為一種典型的羣體的社會心理是無處不在的，有時是人們對於偶發事件的集體參與，有時是對於必然性事件的集體失語，更多的時候則表現為對於各種浮躁行為、低級行為以及罪惡行為的集體冷漠和集體麻木。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則表現為小鎮居民對於兇殺案這一偶發事件的集體冷漠與失語。因此在這樣一場兇殺案裏，人人都是幫兇。 ^[3] 

1976年9月11日，在智利軍事政變三週年之際，加西亞·馬爾克斯為表示抗議宣佈“文學罷工”，發誓皮諾切特不倒台就不再發表小説。一沉默就是五年。 ^[8]  直到1981年，傳聞鑑於他《百年孤獨》的文學價值，只要他再發表一部新作就可以得諾貝爾文學獎，馬爾克斯才終於結束“罷工”，發表了新作《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小説一經出版，即在西班牙語國家中引起了巨大轟動。僅哥倫比亞“黑綿羊”出版社一家首版就印行了105萬冊，且在兩週之內銷售一空。該社還同墨西哥“迪亞娜”出版社聯合印行了30萬冊。與此同時，阿根廷“南美”出版社和西班牙“布魯格拉”出版社也大量印行。在哥倫比亞和西班牙還很快進行了再版。總髮行量達數百萬冊。另外，這本書在出版的當年即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此種情況被視為拉丁美洲文壇和出版史上的一件奇蹟。翌年，加西亞·馬爾克斯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8] 

1987年《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被意大利導演弗朗西斯科·羅西改編為電影《預知死亡紀事》並獲得第40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提名）。

1990年《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被中國導演李少紅、蕭矛改編成電影《血色清晨》並獲得法國第14屆南特三洲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球獎。

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於哥倫比亞馬格達萊納海濱小鎮阿拉卡塔卡。童年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隨父母遷居蘇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國立大學。1948年因內戰輟學，進入報界。五十年代開始出版文學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百年孤獨》問世。1981年出版《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