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慘案

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在長江流域增設漢口、九江、鎮江為通商口岸。不久，英國全權專使額爾金率艦從上海抵達漢口，察看該地情形。1861年初，英國官員威司利率商行代表及隨從40餘人到漢，為湖廣總督官文碳商開埠通商事宜。3月16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賀布率軍艦4艘，陪同駐華參贊巴夏禮到達漢口。賀布雖然聲言來漢只是“探看水勢”，別無他意。但清政府的地方官卻驚恐不已，同意即刻開埠通商，任憑英國在漢口測勘地基，劃定租界。3月21日，巴夏禮在漢陽知府等官員的陪同下，在“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完居民地基址”，確定自花樓巷江邊往東8丈起，至甘露寺江邊卡東角止，長250丈，深110丈，共458畝80弓的土地，“永租與英國官憲”。 ^[2]  此即為漢口開闢租界的開始。甲午中日戰爭後，德、俄、法三國以干涉日本“還遼”為藉口，掀起對中國勢力範圍的瓜分狂潮，1895年10月，德國強迫清政府簽訂《漢口租界合同》，建立漢口的德租界。此後，俄、法兩國也分別在漢口建立租界。 ^[3]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佔武漢三鎮。至11月，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被提上日程。11月26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北遷武漢。12月5日，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就已在廣州宣佈停止辦公，工作人員分批前往武漢。12月13日，在武漢成立了由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孫科、宋子文、鄧演達、唐生智、詹大悲、張發奎、蔣作賓等組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下簡稱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即武漢臨時政府），以徐謙為主席，鮑羅廷為總顧問。會議還決定這個臨時政府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未在鄂開會前，執行最高職權”，並於1927年1月1日在漢正式辦公。這標誌着國民政府實際上已經遷都武漢。 ^[4] 

此時，武漢的英國殖民者面對北伐軍的節節勝利和武漢此起彼伏的羣眾運動如臨大敵。他們在租界周圍佈設電網、沙袋，下令英水兵登陸與義勇隊輪流佈防，英文《楚報》不斷髮表文章，詆譭工農運動。英水兵與武漢羣眾不斷髮生衝突，甚至拘捕在租界活動的工人糾察隊員。11月26日，在英國領事的策劃下，武漢的外國領事團正式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取締武漢工人運動”。英帝國主義在漢所作所為，使廣大人民羣眾十分憤慨，武漢民眾的反英情緒空前強烈。12月20日，湖北省農工商學各界聯合會在漢召開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反英議案。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的武漢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第4次會議上，認定“租界已成為反革命大本營，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須打破此陷阱者，此後收回租界應為革命運動之事實問題。”12月26日，武漢人民分別在漢口和武昌兩地舉行規模空前的反英示威大會，有30多萬人參加。大會要求政府對英經濟絕交，立即收回阻礙國民革命的租界。就在同一天，英國亞細亞煤油公司的油輪在漢口下游團風江面撞沉華商既濟公司的“神電”號商輪、數百名中國乘客不幸罹難。噩耗傳來，更使武漢民眾義憤填膺。武漢人民對英帝國的暴行已是“是可忍，熟不可忍”。幾天後發生的“一三”慘案，成為收回英租界鬥爭的導火索。 ^[5] 

1927年1月3日，武漢羣眾十多萬人在漢口舉行反英、反軍閥大會。會上通過了“反對英政府秘密借款與奉天軍閥，助長中國內亂”“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由民眾團體自動檢查人口英貨”“反對漢口英租界無故派水兵登陸，擾亂武漢國民政府首都秩序”等議案。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各宣傳隊分散到大街小巷進行宣傳。 ^[5] 

1月3日下午3時，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與英租界毗連的一碼頭江漢關（今武漢關）前空場上對羣眾講演時，英租界當局調遣大批水兵登陸，架起機槍取作戰姿態威脅宣傳隊和聽眾，並對羣眾進行無理挑釁。羣眾向華界三碼頭退讓，其中個別人間或在怒不可遏的情況下，用石子擲向英兵。英國水兵悍然衝出租界，端着刺刀向羣眾亂殺亂砍，當場殺害海員1人，重傷碼頭工人4人，輕傷30餘人，幾天後傷者中又有數人相繼殉難。被難者有李海山、李大生、明宿庭、韓其生、許士希、葉澤昆等。 ^[6]  （關於“一三慘案”中的死傷人數，學界尚有不同説法。南京大學閻衞民考證認為“一三慘案”中沒有中國民眾死亡，也未有人在其後重傷不治身亡。） ^[7] 

3日，正在漢口南洋大樓開會的漢臨時聯席會議當即聽取了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書記李國煊（共產黨員）、湖北省總工會許白昊（共產黨員）等的口頭報告。鑑於英水兵之兇暴行徑和情況十萬火急，陳友仁主張“應取比較強硬之態度”；徐謙主張“以軍隊包圍租界，先取羣眾撤退”。會議決定：着外交部立即向英領事提出口頭抗議，要求在24小時內自陸上撤退一切武裝，保障秩序安全，否則政府不負保障英人安全責任；派徐謙、蔣作賓到現場向民眾説明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必當採取適當方法保護人民，並在24小時內，當可決定對英辦法，為人民報仇雪恥；在政府未決定辦法時，望人民離開租界，以免危險；政府一經決定辦法，立即通知人民，在新市場於1月4日午後7時宣佈。根據決議精神，1月3日下午5時左右，徐謙、蔣作賓趕到現場，勸羣眾離開武漢關，免遭更大傷亡。當晚，外交部長陳友仁向英領事提出口頭抗議，要他們在24小時內撤退水兵義勇隊。英方意識到他們正處在武漢人民的圍困之中，當晚12時左右，不得不把水兵撤到江心的軍艦上去了。 ^[8] 

4日晨，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發表公告，表示“政府必當採取適當方法，保護人民……及為人民報仇雪恥”，武漢衞戍司令部也派軍警入駐租界。同日晚7時，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在新市場召集人民羣眾代表會，宣佈政府接受武漢工商學各界提出的八項條件，以此作為政府對英交涉的條件。5日武漢羣眾反英集會遊行結束後，國民政府在英巡捕房設立了由外交部、財政部、交通部及武漢衞戍司令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代表組成的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從該日起接管了英租界。 ^[8] 

在國民政府商討對英談判政策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積極發動羣眾，組織和領導反英運動。3日，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漢口開會，主持大會的李立三、劉少奇得悉慘案消息後，立即領導全體代表舉行聲討大會，控訴英帝國主義者的暴行，並通電全國聲討英帝國主義；同時代表全省35萬有組織的工人，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六項要求。大會還宣佈抵制英貨，對英實行經濟絕交，準備封鎖英租界，對英商實行總罷工；同時要求政府立即向英國進行嚴重交涉。當天晚上，武漢各界羣眾團體代表分別召開了緊急會議，要求政府立即向英國交涉。4日晨，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發表公告，表示“政府必當採取適當方法，保護人民……及為人民報仇雪恥”。是日午間，中國共產黨通過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等羣眾組織，召開了有二百多團體的代表共五百多人出席的緊急聯席會議，根據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通電中提出的六項條件，通過了對英兵慘殺案的八項決議，明確提出：請政府向英領提出嚴重抗議；令英領賠償死傷同胞損失；英領應將行兇水兵交我政府懲辦；撤走駐漢英艦及英界沙袋電網；撤銷內河航行權；英領向我政府道歉；英界巡捕繳械；由政府管理英租界等。會議決定，由省總工會等十個團體的代表，組成武漢對英委員會，對英實行經濟絕交，嚴禁買賣英貨；定於5日舉行全市人民反英示威大會。與此同時，武漢各業工會紛紛通電，聲討英帝國主義的暴行；英美煙廠的工人，也宣佈繼續罷工；工人糾察隊已在租界內進行警備；工人羣眾拆除了租界的電網、沙袋等作戰設施。 ^[8] 

1月5日，武漢工人階級帶領全市人民，發動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罷工、罷課、罷市運動。當日上午11時，英方指使華捕棍擊羣眾，傷8人。數萬憤怒羣眾隨即包圍了捕房，又一次給予英帝國主義分子以懲罰。午後2時，在李立三領導下，在漢口濟生馬路召開了30萬人的反英大會。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羣眾不斷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等口號。遊行開始時，大會雖然宣佈不進租界，但隊伍通過租界外圍時，英帝國主義分子唆使巡捕出來搗亂。羣眾於是衝進租界，包圍了巡捕房，並驅逐租界內的巡捕，就這樣，糾察隊佔領了租界。 ^[8] 

中國共產黨不僅始終在這場鬥爭的最前線，而且提出了進行鬥爭的確的策略。1月5日前後，中共中央在黨內發出《中國共產黨對此次漢口英兵慘殺華人事件的態度》的指示，明確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口號，並指出對英鬥爭的四點注意事項：“所提條件應低而能堅持為原則”；“外交上應引導羣眾與政府一致（因為現時的政府實質是能為我們影響的）”；“絕對制止對外國個人的暴行……”；“政府派往租界的軍①隊必須選擇紀律最嚴的軍隊”；等等。7日，董必武在武昌30萬人的反英大會上強調，雖然英租界收回，我政府派軍警管理，而束縛我們的不平等條約尚多，英帝國主義者，仇視我民族益甚。我們要集中力量與它鬥爭到底。 ^[8] 

中國人民和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接管租界以後，從1月上旬至2月19日，同英方進行了異常艱苦的曲折的談判鬥爭。

當時，國民政府希望通過進一步從法律上解決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問題，使收回英租界這一成果固定化；而英方面對租界已被接管的現實，以及它們國內煤礦工人罷工還在進行，國際上又還沒有能夠同其他帝國主義聯合，因而不得不採取“退讓主義”，企圖通過談判來儘量挽回一些損失，並維護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統治。 ^[9] 

中共中央在1927年1月12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為漢口英水兵槍殺和平民眾宣言》中指出：英帝國主義“由阿馬利與國民政府開和平的談判，這種談判是他延宕時間的陰謀”，“唯一能打破英帝國主義者這種狡猾計劃的，只有中國民眾本身在本黨和國民黨領導下的反抗”。因為當時英方在作出準備談判的姿態的同時，又聲稱“現在未到放棄租界管理權之時機”，“須出軍力示威”。1月11日晚，有英兵艦兩艘開足馬力，在長江並駕而上，浪高丈餘，使停泊在武穴的貨船不及防備，撞沉數百，溺死同胞無數，損失甚巨。英國海軍中將竇慧特，還把海軍集中於長江，軍艦分泊於漢口上下游，“擬於談判無效時，作示威行動”。因此，中國人民為確保談判的順利進行，進一步開展了反英鬥爭。由湖北省總工會、武漢學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武漢各商會組成的武漢市反英委員會，1月8日通電各國，表示，“對此英人暴行，提出嚴重反抗”。湖北各縣也開展了各式各樣的反英活動。江西南昌也在方誌敏、李富春的領導下，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漢潯慘案委員會，積極開展鬥爭。 ^[9] 

1月12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同英國談判代表、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參贊阿馬利首次會晤。阿馬利無理要求談判要以“一三”事件發生前的狀態為基礎，即要我國向“大英帝國”退還漢口、九江英租界，接着又提出要把漢口英租界改為“公共租界”或“外人留居地”。這遭到陳友仁的嚴詞拒絕。英國政府當局懾於覺醒了的中國人民羣眾的威力，擔心他們不僅要收回漢口、九江兩處租界，而且將“不以談判收回各處租界”，並進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因而為了“保護英人財產”，使英人在中國“有合法經營其事業之自由”，在談判中就不能不作出某種讓步，不能不“盡力以滿華人之國家情感”。這樣，1月13日，阿馬利才不得不又偕同英國駐漢領事訪陳友仁，商定1月15日開始正式談判。 ^[9] 

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建議在談判中應“分化美日以孤立英國”，同時也要利用“英國內部執政的保守黨和在野的工黨、自由黨之間的衝突，加強對英保守黨政策的壓力”。這些建議，為國民政府所接受，並用於實際鬥爭，收到了良好效果。 ^[9] 

在1月15日開始的正式談判中，陳友仁堅持收回租界，並提出採取舊俄租界和法租界的形式，把英租界作為特別區處理，並迫使英方同意談判交出漢口英租界，將其改為特別區，設管理委員會加以管理。但是，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定了英國不會輕易放棄租界。它以防衞上海公共租界為藉口，自英國本土和印度調集大批軍隊，對中國人民和武漢國民政府進行武力恫嚇。在第二輪談判開始時，英國留華艦隊，已有36艘。英國還令地中海法勒郎灣的巡洋艦隊速赴中國。英帝國主義這種侵略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動羣眾進一步開展反英運動。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為繼續反英反奉發表宣傳大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反對英帝國主義炮艦政策”等口號。各界羣眾表示要“一致奮起，作政府的後盾，實行收回英租界”。在廣大羣眾的支持下，陳友仁於1月22日和23日，先後發表《對外宣言》、《漢口事件宣言》，嚴正指出，“吾儕所以要求自由平等，且不惜投艱赴險”，這是為了建設新國家。“此新國家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努力以建設之者，則中國首先處理自己事務之權，換言之，即獨立是也”。為此，就必須恢復中國“被英人剝奪之完全的自由”。宣言強調，要通過交涉，協議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根據經濟平等之原則，及彼此主權互相尊重之權利”，處理漢口問題；要求英國政府停止派兵，否則“吾人亦當以國際土匪視之，盡法嚴懲，不使倖免”。1月28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宣言》，揭露英帝國主義的陰謀，譴責資產階級右翼的妥協傾向；號召全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所可利用的反動勢力之鬥爭，一刻也不能休息”，直到收回國家一切主權，剷除帝國主義各國及其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在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鬥爭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堅持了正確的方針的。中共中央及時發表了一系列內部的或公開的、具有民族革命性質的、切合當時鬥爭實際的指示、宣言，在現實的反帝鬥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 

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廣大羣眾的支持和督促下，在國際上的有力援助下，中國談判代表陳友仁明確表示中國政府當不惜以重大犧牲來收回國家主權；談判協定只能是英國無條件承認中國人民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他並要求英國迅速撤兵。當英方拒絕這樣做時，他又於2月1日、5日兩次發表中斷談判的宣言，指出“對於英租界問題之協定簽約，有延期⑤至英國中止威脅時之必要”，強調“漢案所商協定，非至英國停止威嚇行動時，不能簽字”。中國政府這種在外交舞台上的強硬態度，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 ^[9]  19日晚上7時，中英雙方終於在《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 ^[10]  上籤了字。協議規定的議案解決辦法是：“租界交華人，按照特別區管理”。“關於漢口租界所訂之協定，將即同樣適用於九江租界”。以上兩項協議，1927年3月15日起生效，漢口、九江英租界管理權，正式收歸中國所有。“屆時英國市政機關即行解散；而租界區域內之行政事宜，將由華人之新市政機關接收辦理”，並按章程管理租界區域。協議的簽字，宣告了帝國主義的強權被打破了，中國人民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這是自鴉片戰爭爆發後的80多年來，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新篇章，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項重要成果，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