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雜報

開元雜報，中國古代報紙。 發行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唐人孫樵在其所寫的《讀開元雜報》一文中，説它的外觀是零散的"數十幅書"，內容"系日條事，不立首末"，所記載的大都是開元所間的朝廷政事（重大事件），包括"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驚天動地安福樓南"，"某日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等等。我國新聞史學家確認開元雜報是一種由駐在首都的官員們向地方傳發的封建官報。它沒有固定的刊期和報頭，"開元雜報"只是後人對它的一種稱呼。它不是印刷製品。孫樵所看到的，也只是流傳於當時社會的它的零散手抄件。有關"開元雜報"的記載，説明中國封建官報起始的時間，不會晚於唐朝。鑑於此前的古代文獻中還沒有發現有關報紙的記載，"開元雜報"被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報紙，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

樵囊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目；“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藉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大學，見叢甓負上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以東，水不敗日，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能仰給耶？北虜驚齧邊?，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咋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罷乎？安有延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佈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睹開元中書，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改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這篇雜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一篇有關唐代報紙的史料，作於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從孫樵的文章可以看出：所謂“開元雜報”，指的是唐代開元年間即公元十二年至公元二十三年（公元724年至735年）一些朝廷消息的彙集，而不是一家報紙的名稱；它是手抄的，不是印刷的，孫樵“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即將得到“數十幅書”的經過和他的感想寫在書帛之後；它的傳播範圍很小，孫樵在當時是頗有名氣的文人，曾經為皇帝所重用，他對“開元雜報”尚且如此珍視，一般人恐怕是很難看到的 ^[1]  。

然而，更具有重要意義的還在於，孫樵的文章證實了唐代確有官方發佈、抄錄、傳播新聞的做法，“開元雜報”就是抄件。孫樵到長安後“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做法依舊，只是內容與開元年間不同。開元年間傳播的是“皇帝親耕藉田”、“百僚行大禮”、“皇帝自東封還”一類盛世景象，而孫樵在京城的所見所聞卻是“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於某，明日畋於某”一類的政務瑣事。兩者都是“條佈於外者”，沒有根差異，因此，孫樵的文章較為確鑿、具體地證明了唐代的新聞媒介可能就是“開元雜報”一類的傳抄材料。 ^[2]  我們今天已無法看到“開元雜報”的原件，但根據孫樵的這篇文章，專家們考證斷定：孫樵稱之為“開元雜報”的"數十幅書",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原始形態報紙，且每天發佈，從孫樵所説的“系日”和“日見”可知。

開元雜報是一種從官文書中游離出來的傳播媒體，帶有一定的官方性質，但還不是官方統一審定發佈的，和邸報還有很大差別。雖然還殘留着官文書的痕跡，但已不同於官文書，十分類似16世紀誕生於歐洲的“新聞信”，但比“新聞信”早誕生約八百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