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游擊隊

抗日戰爭時期，魯南棗莊礦區以劉洪、王強為首的一批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不堪日寇的燒殺掠奪和蹂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秘密地組成一支精悍的鐵道游擊隊。他們利用煤礦鐵路的掩護，在臨城、棗莊一帶的鐵路線上，搶奪敵人的武器、物資，破壞敵人的運輸交通。他們積極配合主力部隊的戰鬥，機智靈活地與日寇捉迷藏，充分利用熟悉的環境和鐵路作業、行車制度，讓敵軍火車相撞、脱軌，給當地的日寇和偽軍以沉重的打擊 ^[1]  。

1954年底，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連環畫組的丁斌曾與韓和平兩位畫家開始了創作連環畫《鐵道游擊隊》的準備工作。他們通過反覆閲讀原著小説《鐵道游擊隊》，並結合和故事內容同一時期的文獻資料，深入仔細地分析研究、弄通作品的主題思想，熟悉其中的各章情節和要表達的內容，掌握書中各個人物的特點，依其個性和出身經歷所應有的特徵，初步設計出人物造型繡像圖，歸納出自己所不熟悉和難以形象表現的諸多問題，以便逐一解決。在創作準備的計劃中，安排了多次深入生活計劃，訪問小説原著作者劉知俠和當年鐵道游擊隊的有關人員，到故事發生的山東地區去實地體驗生活和採訪寫生。1962年，歷時九年之久的連環畫《鐵道游擊隊》出版完畢 ^[2-3]  。

丁斌曾與韓和平在創作連環畫《鐵道游擊隊》時採用了，為當時廣大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傳統單線白描的形式來表現這部連環畫。二人還充分借鑑了京劇《三岔口》的武打表現手法，克服了創作中出現的單線不易表現夜間戰鬥情節的棘手難題 ^[6]  。

連環畫敍事藝術創作中各要素之間存在着一種相互生成和轉換關係的複雜、動態的系統。圖像和文學腳本等要素只要加以合理運用，連環畫的整個生成機制都可以在這個系統中得到較好的解釋和説明。由此可以發現，連環畫敍事腳本和敍事圖像之間是敍述和第二次敍述的遞進關係。如連環畫《鐵道游擊隊》（韓和平、丁斌曾畫），其中第五冊《巧打岡村》故事裏的一段，對比該書原作的文字敍述和後來的連環畫圖像敍述，就會發現兩次敍述之間的異同。

原著小説《鐵道游擊隊》把《巧打岡村》這個故事情節的細節、關鍵點，敍述得清清楚楚，但是具體的環境、人物的動作、表情等還不得而知。畫家根據這段文字，用了六幅圖像來表現這一故事情節。

這六幅連環圖像，形象生動地描述了“巧打岡村”這個故事情節的高潮部分。通過畫面可以發現，畫家在創作時既圍繞文字腳本的基本內容，又作了適當的誇張和補充，如人物的動作、表情、室內的槍械、桌椅等道具安排，畫家在原文不能充分提供和表現的情況下，通過豐富的想象進行了藝術的再創作。這種第二次敍述，比第一次敍述更完備、更詳細、更充分。

不同文化背景藝術修養和政治信仰的人創作的圖像，其背後都有着不同的功能和含義。連環畫敍事圖像是對文學腳本的二次敍述，這種相互生成和轉換的特殊關係，體現了不同符號文化藝術之間可以相互轉化的特徵 ^[4]  。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作家樊星《永遠的紅色經典：紅色經典創作影響史話》：“連環畫《鐵道游擊隊》在塑造出了個性鮮明、富有藝術感染力的人物形象的同時，還把當地的風土人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使作品富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滲透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可以説和原著小説一樣是一部工程浩大的優秀‘長篇’ ^[6]  。”

截至2012年，由董子畏改編，丁斌曾、韓和平繪製的連環畫《鐵道游擊隊》（10 冊）是中國再版次數最多、印數最高的現實題材連環畫，自1955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以來，先後再版20次，累計印數達3652萬冊，為連環畫出版史上所罕見 ^[5]  。

1963年，連環畫《鐵道游擊隊》在第一屆全國連環畫創作評獎中獲得一等獎 ^[3]  。

劉知俠（1918年—1991年9月3日），河南省衞輝人，中國作家。他一生中給後人留下了400萬字的文學作品。代表作《鐵道游擊隊》曾被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搬上銀幕、電視熒屏和舞台，還有連環畫等 ^[9]  。

董子畏，原名秉璋，浙江澉浦人，定居上海。1930年肄業於上海光華大學中文系，曾任小學教員、企業文秘。新中國成立後，任上海私營方向出版社經理，開始從事連環畫編輯出版工作。代表作有連環畫《屈原》《鐵道游擊隊》等 ^[10]  。

丁斌曾（1927.3—2001.2）浙江紹興人，擅連環畫。1952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員、《中國連環畫大系》美術編輯。作品《鐵道游擊隊》（合作）獲第一屆全國連環畫創作一等獎，《沙家浜》在第二屆全國連環畫評獎中獲獎 ^[3]  。

韓和平（1932.4—2019.1.7）吉林東寧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油畫系副主任、副教授、藝術研究所主任，擅長連環畫、油畫。 曾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從事連環畫創作。作品連環畫《鐵道游擊隊》（合 作）、《紅巖》在全國連環畫評獎中分別獲得一、二等獎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