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城記

在小説中，“我”與同伴乘坐飛機到火星探險，沒想到飛機墜落、同伴身亡，只剩“我”一人來到這陌生星球的古老國度——貓國。在貓國，一羣貓人要抓“我”，“我”開槍嚇跑了貓人，並被一個叫“大蠍”的貓人救走。原來，大蠍是一位地主兼政客，他救“我”另有所圖：在貓國，有一種叫“迷葉”的糧食，吃了它就會精神振奮，因此貓人經常偷搶迷葉。但是，貓國人十分害怕外國人。所以，大蠍就想請“我”幫忙守衞迷葉。

“我”瞭解到貓國人原來也是正常吃飯的，只是在吃了迷葉後就不再吃飯，也不愛勞動，甚至都不洗澡了。“我”有一次跑到河裏去洗澡，沒想到大蠍竟然組織貓人來參觀，並以此賺錢。“我”對此很生氣，後來大蠍在收取迷葉時打了工人，“我”便讓大蠍接受懲罰，使大蠍很不高興。收好迷葉後，大蠍帶人將其運至貓城，“我”也一同前往。在貓城，“我”發現了這個國度的諸多弊端：貓國的孩子第一天上學就已畢業，而且都是大學畢業；貓國校長以賣校產為生；貓國博物館也被國家賣光，並以此作為經濟支柱；貓國學者們經常互相詬罵；貓國也改革，但是隻是聽説外國改革了，自己也模仿着改……但是儘管貓城如此混亂，貓國人還是很快樂，每天在街上閒逛。

敵矮子國來犯，可政客們在討論如何退敵的會議上竟與妓女玩樂。於是，貓國的士兵潰敗投降，獻出了自己的城市。不過，敵人不僅沒有放過貓人，還對他們展開了屠殺。只有十幾個貓人跑到山裏，可是，他們自己竟也互相殘殺起來，最後只剩下兩個貓人。當敵人找到這兩個貓人時，他們還在互相撕咬，最後敵人把他們放在木籠子裏，看着他們互相咬死。至此，貓國滅亡，“我”乘法國的探險飛機回國。 ^[1] 

寫《貓城記》時，老舍剛從英國回國不久。1931年“九一八事變”硝煙驟起，日軍一舉鯨吞東三省，隆隆炮聲震撼華夏……中國面臨着亡國的危險，廣大民眾憂心似焚。作為民族最敏感的神經的作家，老舍恨透了那些侵略者，恨透了那班貪官污吏。他拿起筆，寫下《貓城記》。 ^[1] 

老舍先生的寫作目的之一是因為其在回國之後，看到中國社會的現狀，當時的社會真是讓人無法直視，社會不僅落後，國家腐朽不堪，社會千瘡百孔，人性自私自利，愚昧無知，不思進取，老舍先生對此感到既無奈又痛心，同時也非常的失望。所以，在《貓城記》中，老舍先生用大蠍代表着當時中國的大官僚資產階級，用小蠍象徵着留學回來的新階級思想主義者，而用大鷹則代表着改革派。 ^[1] 

在《貓城記》中，老舍雖然採用童話故事的形式，但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文章進行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批判。《貓城記》中的“笑”不再是“笑”，笑中帶着諷刺與嘲笑，鞭笞中華民族的品性陋習，在每個笑聲背後都暗藏着某種讓國民感到內心沉痛的藴意。老舍先生寫作貓城的目的就是與自己的國家與社會相比較，貓城就是代表着當時的中國，而貓人則代表着當時的中國人。在《貓城記》中，涉及到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和教育等問題，並指出“立國”需先“立人”的救國之道。 ^[4] 

《貓城記》中的反烏托邦社會，凡正常秩序以及規範等符合大眾價值觀的東西均被顛覆，喪失了合理性，並將其表述為全民狂歡。通過陌生化的藝術手法，老舍對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以及現實社會和人情冷暖等無情的進行了諷刺，並且巧妙的規避了很多寫作上的阻力和障礙。既可以避免直刺當局而造成麻煩，又以鮮明的人物形象加大了諷刺力度。

《貓城記》的反諷，主要是指能指、所指之間的背離統一。對於該小説的反諷而言，其最為顯著的修辭特徵，言非所指是最為突出的特點。基於詩學視角來看，借用瑞恰茲所言，反諷來自對立物的均衡，通常衝突、排斥以及抵消等方面，結合成平衡狀態。事實上，貓國人即為當時的國人，採用反諷手法説明老舍在國民劣根性方面諷刺的同時萬般無奈之感。

《貓城記》中的強烈對比，主要體現在獨異個人、庸眾之間。在現代中國文學領域中，最不缺少的一種人就是很少以獨立個體呈現。雖然其面目模糊，難以考究，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卻普遍存在，比如街頭鬧市以及茶館飯堂亦或是尋常巷陌等去處，均有他們的身影。這説明這種思想已深入骨髓，並且演變成一種扭曲的文化現象，文化影響長期餘存。《貓城記》中的人物對比非常的鮮明，諷刺意味也非常的強烈，同時也折射出老舍先生的悲觀與絕望。 ^[4] 

作家梁實秋：“《貓城記》標誌着老舍藝術思想的成熟，特別是作者在痛快淋漓地諷刺現實時，還始終保持着冷靜的態度。” ^[1] 

文學評論家王淑明：“《貓城記》是成功的！在獨特的風格里，包含着藴藉的幽默味，給一個將近沒落的社會，以極深刻的寫照。” ^[1] 

美國作家賴爾：“除了文學價值之外，它作為1930年代初期社會文獻資料來説，有極大的價值。” ^[5] 

作家張慧珠：“作家運用謾罵性質的過火批判,以及在某些重大事件上不加區分的糊塗觀念，極大地削弱作品固有的諷刺價值，甚至使有正義感和識別力的讀者難以從感情上接受，而不得不把這部作品歸入另冊。” ^[6]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北京滿族正紅旗人。中國現代小説家、作家，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劇本《茶館》。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