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子解題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然西學頗盛，但國學仍是教學中的重鎮，故有不少學者在講授古代典籍，《經子解題》即呂思勉“講學時所論”。作者因其“有益初學”而編次，故冠以“解題”之名；書中內容，並未限於解題，還多談讀法。《經子解題》，所論切實而簡要，所列參考之書少而精，並按循序漸進之理明確讀之先後，故讀來容易入門。梁啓超曾言：“先輩每教人不可輕言著述，因為未成熟的見解公佈出來，會自誤誤人”。呂思勉持同樣的學術態度，故《經子解題》所舉述觀點“皆最後最確之説”，所發議論也“皆持平之論”。這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警醒、鑑戒作用。

治經、子之學，不可不先明經、子之根本。呂思勉對此有透徹之論：“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為主者，是為史。就現象加以研求，發明公理者，則為經、子。”“經、子本相同之物，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治學貴在“能會異見同，即同籕異；匪是無以通倫類，詔途轍”（錢基博語）。呂思勉“會異見同”，發現經、子同為明理之學；同時又“即同籕異”，指出經、子之不同：“經之與子，亦自有其不同之處。孔子稱‘述而不作’，其書雖亦發揮己見，顧皆以舊書為藍本。故在諸家中，儒家之六經，與前此之古書，關係最大。”呂思勉的經、子同異論，與章太炎的“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之議論相較，更明達平正，不但能使人知其然，而且還使人知其所以然。

因經、子之有同異，故治經、子之學在方法上亦有同異。呂思勉論方法之同曰：“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訓詁明物，尤為百家所同。先明一家之書，其餘皆可取證。”經、子皆明理務治之書，“訓詁明物”為其所同，治之之法故相通，先明一家，而其餘諸家亦不難治之矣。治經、子之法又有異，呂思勉分篇論之。論治經曰：“欲治經，必先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勢。今案吾國經學，可大別為漢、宋二流。”“宋人之經學，原亦有其所長；然憑臆斷相爭，是非難定。自此入手，不免失之汗漫。故治經當從漢人之書入。”漢、宋經學之得失，一在重客觀，一在重主觀。呂思勉對治學重客觀、主觀之差別，有精彩的論述：“今試設一譬：東門失火，西門聞之，甲、乙、丙、丁，言人人殊。擇其最近於情理者言之，則偏重主觀之法也。不以己意定其然否，但考其人孰為親見，孰為傳聞。同傳聞也，孰親聞諸失火之家，孰但得諸道路傳述。以是定其言之信否。則注重客觀之法也。用前法者，説每近情，而其究多誤；用後法者，説或遠理，而其究多真。累試不爽。”故呂思勉主張，治經需先從漢學入焉。

治子部之學，呂思勉強調，首先要甄別諸子學述之真相：“今諸子書急待整治者有二：（一）後人偽造之品，竄入其中者。（二）異家之言，誤合為一書者。蓋諸子既不自著書；而其後學之著書者，又未嘗自立條例，成一首完具之作；而其書亡佚又多；故其學術之真相，甚難窺見。學術之真相難見，則偽品之竄入自易，異家之誤會亦多。夫真偽混淆，則學説湮晦；異家錯處，則流別不明；此誠足為治諸子學之累；故皆急宜揀剔。”此論距今已八十餘年矣，而諸子學術真偽之辨別，雖然還未得以解決，但這一問題的提出以及對這一問題的始終關注和欲求解決之努力，是必要的，尤其是呂思勉對該問題的深入分析，是非常有價值的。

就子書研讀，呂思勉提出了先熟讀八書之方法：“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韓》，道家之《老》、《莊》，雜家之《呂覽》、《淮南》，實諸子書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書，則其餘子部之書，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別其是非真偽，亦昭昭然白黑分矣。”“讀此八書之法：宜先《老》，次《莊》，次《管》、《韓》，次《墨》，次《荀》，殿以《呂覽》、《淮南》。先《老》、《莊》者，以道家專言原理，為諸家之學所自出也；次《管》、《韓》者，以法家直承道家之流也；次《墨》，以見哲學中之別派也；《荀子》雖隸儒家，然其書晚出，於諸家之學，皆有論難，實兼具雜家之用；以之與《呂覽》、《淮南》，相次並讀，可以綜覽眾家，考見其異同得失也。”該論可謂見解超卓獨到。

《經子解題》作者思辨甚廣，書雖薄，但內容豐厚。呂思勉言，讀書“不甚講門徑”，“不甚下切實工夫”，“二者皆弊也”。《經子解題》，乃既指以門徑、又教以如何下切實工夫之書也。“二弊”在當代最甚，故《經子解題》不但俾便初學和經、子研究，而且也有所裨益於時風之匡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