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明中國哲學史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斗爭正在深入發展。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繼續和深入。既然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鄧小平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發動了全面進攻，我們就不能不從幾個方面進行全面反擊。第一條政治路線，都有相應的思想路線為它提供理論武器。要把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批深批透，必須深挖它的反動的思想根源。因此，我們在認真學習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還要努力學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學一點中國哲學史。

楊榮國同志主編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是一本比較好的中國哲學史讀本。讀這本書，有助於我們加深對當前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解。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各社會階級的鬥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六○二頁）哲學史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鬥爭，都是歷史上階級鬥爭的反映，是為當時的階級鬥爭服務的。在哲學史的研究上，也必須牢牢掌握住“階級鬥爭是綱”這條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

《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抓住了階級鬥爭這個綱，以儒法鬥爭和整個階級鬥爭為主線，把中國哲學史貫穿起來。編者在《序言》中説：“兩千多年的儒法鬥爭是歷史上整個階級鬥爭的一個側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儒法鬥爭有着不同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內容，但總是革新寫守舊、前進與倒退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同時在思想路線上則表現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本書編者正是根據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發展，闡述了各個時期不同形式的哲學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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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鬥爭，作為一個重點，因為這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革時代的鬥爭。經濟基礎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與之相適應，必然會在上層建築方面引起激烈的搏鬥。奴隸主是依靠“天命”的神話來進行統治的。奴隸主貴族享有統治地位，是由於“天命”；他們的各種特權，是“天命”規定的。被壓迫的奴隸和新興的地主階級要起來造他們的反，就要反“天命”。在這場社會大變革中，孔丘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利益，跳出來搞翻案，搞復辟。他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把“天命”思想改裝為一個先驗的道德規範“仁”，建立起一套唯心論的思想體系。他講“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要奴隸們和地主階級剋制自己的慾望，去服從反動奴隸主的舊禮制、舊秩序。因此“克己復禮”就成為孔丘用來複闢奴隸制的反動政治綱領。他鼓吹“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要把被打倒的奴隸主貴族請出來，恢復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地位，復辟奴隸主貴族的反動專政。

法家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商鞅和韓非都提出要廢除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度，打破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權。他們要打破“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奴隸主階級的“禮治”，主張“刑無等級”、“法不阿貴”的“法治”。他們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爭取政治權利，用封建地主階級專政代替奴隸主階級專政。荀況用唯物論的觀點反對唯心論的“天命”論。他闡發了人能征服自然的光輝的人定勝天思想。在他看來，社會是不斷前進的，是一代勝過一代。他反對儒家“今不如昔”的倒退歷史觀，對“法先王”的反動口號進行了堅決的回擊。

儒法兩家都很重視文化教育領域內的鬥爭。在奴隸制國家中，文化教育完全為奴隸主貴族所壟斷。到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壟斷局面逐步被打破。少正卯就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他聚徒講學，宣傳反對奴隸制的言論，要為新興地主階級培養人材。正因為這樣，孔丘對少正卯極端仇視，他一當了權，就把少正卯殺掉。孔丘提出了整套反動的教育思想，為以後歷代的反動階級所宣揚，流毒很深。

被打倒的奴隸主階級總要復辟，地主階級則要反覆闢，復辟與反覆闢的鬥爭進行了四、五百年。

封建制確立以後，地主階級從被統治階級轉化為統治階級，從革命逐步走向反動，為了維護他們階級的統治，把原來為他們自己反對過的奴隸主的思想，又拾了起來。漢代的董仲舒用陰陽五行的神學唯心論，把孔丘的“天命”思想，改造得更為“精巧”，更加體系化。他把孔丘為保存奴隸主等級制而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改造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認為這種封建統治秩序是天經地義，絕對不能改變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就是為這種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和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地位作辯護的理論，所以，這種理論長期地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同時，在地主階級內部也產生了矛盾。人數很少的大地主階級，不但擁有大量土地財富，而且往往是掌握統治權的，在政治上有最大的特權。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不但殘酷地鎮壓農民，而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壓迫中、小地主階級。中、小地主不願受大地主的壓，要求變革。將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哲學上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鬥爭，無神論反對宗教迷信的鬥爭，法家反對儒家的鬥爭，主要就是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之間的鬥爭的反映，是要求進步、革新和頑固守舊、倒退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宋代王安石變法，就是代表中、小地主反對大地主階級的鬥爭。王安石用樸素唯物論的思想，大膽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理論上為他的政治主張作辯護。他的變法革新，僅僅是要對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的封建特權，加以某些限制，卻也遭到頑固派的堅決反對。司馬光一再叫囂“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對王安石實行的變法措施，這也不滿，那也反對。朱熹惡毒地咒罵王安石是“肆情反理”、“迷國誤朝”，簡直是罪大惡極。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就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反動，他們宣揚唯心論的絕對永恆的“理”，就是要論證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和他們的封建特權，是萬世不變的“天理”。

代表地主階級革新派的法家人物，有他們的階級侷限性，不會從根本上反對封建制度。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敢於提出反對封建制度的，是農民。《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闡述了歷代農民起義的哲學思想。正是起義農民，提出了“法平等，無有高下”、“等貴賤，均貧富”這樣革命的口號，反對地主階級的種種特權，用農民的“平等”思想反對封建等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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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國哲學史（修訂本）》把另一個重點放在中國近代哲學思想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上。這個時期，正是我國從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當時，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日益依附帝國主義，執行一條對內鎮壓、對外投降的反革命路線；中國人民大眾則堅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線。政治上的大變革必然帶來思想戰線上的大搏鬥。

那時候，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是廣大農民。從鴉片戰爭開始，廣州三元里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高舉起革命的大旗，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洪秀全借用宗教的外衣宣傳農民的平等思想，提出“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以達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當然，在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的情況下，農民的這種平等觀，只能是一種空想；但是，它確實表達了廣大勞動農民迫切要求推翻封建等級制和封建特權壓迫的革命要求。

太平天國在政治上要用暴力推翻反動的封建統治，在思想上則堅決批判孔孟之道，清算他們的“妖書邪説”。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曾國藩，叫囂要“扶持名教，敦敍人倫”。他是封建統治的頑固衞道士，孔孟之道的狂熱吹鼓手，又是近代中國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革命的漢奸賣國賊的祖師爺。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反對封建頑固派的鬥爭，在前期，表現為改良派和洋務派的鬥爭，在後期，表現為革命派和保皇派的鬥爭。

鴉片戰爭以後，從官僚、地主、商人中逐步地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以康有為、嚴復為代表。他們主張維新，要變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制。他們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裏搬來了庸俗進化論和機械唯物論，要用這些“新學”、“西學”來反對“舊學”、“中學”。主張建立資產階級的學校，廢除封建的科舉制度。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則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認為封建的正統思想——孔孟之道所宣揚的“三綱五常”是決不可以改變的“體”，只是可以將西方的工業技術“用”來作為鎮壓人民、維護反動統治的工具。正是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特權，他們才成了“洋務派”，甘心充當買辦洋奴。

資產階級改良派希望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他們主張變法而反對革命。因此，戊戌變法以後，革命進一步深入了，他們還停止在原來的地方，逐漸走向反動，成為“遺老”保皇派和“復辟的祖師”（魯迅：《花邊文學·趨時和復古》）。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在義和團農民革命運動的推動和影響下，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台，他們的代表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主張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封建皇朝，對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保皇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在理論上，他們宣傳西方資產階級“天賦人權”學説，主張以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事實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代替封建等級特權，以資產階級專政代替地主階級專政。但是，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國際和國內的條件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不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決不可能真正完成。辛亥革命的結果就是如此。

革命再進一步深入，從五四運動開始，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原來曾經積極參加革命的章太炎，思想還停止在原來的地方，沒有隨着革命的前進而前進，從尊法反儒的革命派一變而為尊孔讀經的守舊派。這再一次説明：每當革命進一步向前深入的時候，總有一些原來參加到革命隊伍裏面的同路人，由於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就對革命不滿，發生牴觸，以至反對革命。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不就是這樣嗎？大量事實證明，這是階級鬥爭的一條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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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現實的鬥爭。正如本書編者在《序言》中所説的：“通過學習和總結哲學史上兩軍對戰的歷史經驗，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分清什麼是唯物論的反映論，什麼是唯心論的先驗論；什麼是辯證法，什麼是形而上學；提高我們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覺悟，注意和重視意識形態領域裏面的階級鬥爭。”“中國黨內的修正主義路線頭子，他們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實行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其共同特點之一就是都用儒家的反動思想來篡改馬克思主義，為其復辟陰謀大造反革命輿論。”修正主義路線頭子在大造反革命輿論時，可以直接引用儒家的詞句，也可以不直接引用儒家的詞句。由於孔孟之道被批得越來越臭了，他們在較多的情況下只是宣揚儒家的反動思想，而不再原封不動地採用儒家的詞句，甚至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把儒家思想裝扮一番。學點中國哲學史，認清儒家思想的反動實質，就可以在它化了裝的情況下也能識別和批判。在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學點哲學史，掌握歷史上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領域的階級鬥爭及其相互關係的規律性的東西，有助於比較深刻地認識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與他的反動的思想路線的關係，更有力地進行這場鬥爭，並在鬥爭中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

楊國榮（1907-1978） 歷史學家。長沙人。上海羣治大學畢業，在長沙任中學教員。1937年任湖南省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理事，創辦《民族呼聲》旬刊，次年加入共產黨。1941年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出版《孔墨的思想》和《中國十七世紀思想史》。歷任東北大學、桂林師範學院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哲學系主任，中山大學黨委常委、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職。著作還有《中國古代思想史》、《簡明中國哲學史》等。“文革”中曾將中國歷史改寫成儒法鬥爭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