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

《楚辭》是最早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及浪漫主義文學源頭。“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

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屈原、宋玉的作品彙編成集，計十六篇，定名為《楚辭》。是為總集之祖。後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別是：《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嘆》《九思》。這個十七篇的篇章結構，遂成為後世通行本。

《楚辭》運用楚地的方言聲韻，敍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餘各篇也都承襲屈賦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與《詩經》古樸的四言體詩相比，楚辭的句式較活潑，句中有時使用楚國方言，在節奏和韻律上獨具特色，更適合表現豐富複雜的思想感情。 ^[2] 

《楚辭》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辭的體例，有時也被稱為“楚辭體”或“騷體”。“騷”，因其中的作品《離騷》而得名，故“後人或謂之騷”，與因十五《國風》而稱為“風”的《詩經》相對，分別為中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鼻祖。後人也常以“風騷”代指詩歌，或以“騷人”稱呼詩人。

《楚辭》是中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在詩壇開創了一種文學傳統，即今人視為“浪漫主義”詩風的一派都無一例外受其啓發，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的滋養。《楚辭》也是中國第一部有作者的詩集。由屈原及後學所作，至漢代劉向編輯成書。屈原正直，忠貞不屈，不為故俗所囿的品格都使他成為後世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和典範。

劉向輯錄的《楚辭》只有16卷，16篇；但傳世通行本《楚辭》多是17卷，17篇，這是據《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辭章句》而來，後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

劉向《楚辭》、王逸《楚辭章句》原書早已毋見，至宋洪興祖的《楚辭補註》篇章內容上承《楚辭章句》，通常被認為較保持原貌，因此，現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結構，基本依以《楚辭章句》為祖的《楚辭補註》等為據。

屈原開創“楚辭”創作，先秦“楚辭”的流傳，至漢初的蒐集、西漢末劉向最終將輯錄成《楚辭》，經歷了一段比較漫長的過程。而這個結集過程，向來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蠡測。

劉向的《楚辭》是“楚辭”的結集，這一點並無疑義；“楚辭”作為戰國時期在楚地出現的一種新型詩體，也是公認的；則楚辭自然是先於《楚辭》存在。最早出現楚辭的記載，是《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這是楚辭最早見諸文獻的記載。大意約為朱買臣由於喜歡讀《春秋》、言楚辭，獲得漢武帝的召見並得以升遷。

1977年發掘的安徽阜陽漢代汝陰侯夏侯灶墓遺址中，發現過兩片《楚辭》殘簡，一為《離騷》，一為《涉江》，墓主在世時間距屈原之死約百餘年，這是有實物證據的最早《楚辭》文本。（注：湯炳正曾據此實物，更加有力的批駁胡適等“屈原是傳説”論，並形成確鑿定案）。屈原之後的“楚辭”情況，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29]  ，班固《離騷》贊序稱：“屈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悲悼，故傳於世。”兩則記載同樣説明，秦滅六國，火焚書，但“楚辭”終究還是流傳下來。 ^[4] 

漢初，開始有了楚辭的蒐集，《漢書·地理志》載：“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併發，故世傳《楚辭》。” ^[30]  大意簡述了“楚辭”的由來；顯示出高層對“楚辭”的推崇，甚至嚴助（注：即莊助，避漢明帝諱，其子莊忌，一説為《楚辭》“哀時命”作者）、朱買臣因之“顯貴於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當時“楚辭”的兩個蒐集羣體：其一是吳王劉濞及其招納的“娛遊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劉安及門下士人。據《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31]  淮南王劉安甚至還受命創作《離騷傳》。但《離騷傳》的內容，除了班固《離騷敍》所引幾句，餘皆失傳，不知其詳。

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成帝使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劉向搜尋輯錄天下遺書，《漢書》卷十·成帝紀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32]  大意是，劉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開始奉命搜尋天下遺書。這自然也包括蒐集“楚辭”作品。

《漢書·地理志》所透露出來的漢初兩個羣體劉濞、劉安因“謀亂”，次第滅亡，時間遠早於劉向的領銜集書。劉向集書性質屬於最高權力的官方徵集，應該有來自前兩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辭”作品。但一共蒐集到的具體數量及內容則無考。劉向《楚辭》的具體結集時間，也未有明確記載，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據出具體輯錄成書時間，但普遍未獲認可。

按劉向受命搜書時間公元前26年，劉向去世時間為公元前6年 ^[27]  。則可以推出最早輯錄“楚辭”的劉向《楚辭》，時間應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這20年之間——這是較為穩妥的説法。這期間，劉向將宮中堆積如山的圖籍典冊以及各地獻上的遺書分別校讎繕寫。每一部書整理完畢，劉向便寫出《敍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楚辭”的整理、結集工作也就在這期間得以完成。 ^{[4]  [21]} 

由於劉向《楚辭》早佚，並未能確知其篇章卷數，從被認為是保存較完好的《楚辭章句》及通行版本看，應是16卷16篇，據王逸在《楚辭章句·敍》中説，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辭章句》正文在《大招》處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則26篇 ^[28]  ），“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即是説，劉向《楚辭》一開始只有十六篇。 ^{[4]  [21]  [27]}  現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補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 ^[3] 

關於成書過程，歷來説法眾多，較有代表性的是湯炳正的蠡測。20世紀60年代，湯炳正依據《楚辭釋文》的目錄篇次，在其著作《屈賦新探》的《〈楚辭〉成書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個階段論：第一個階段，只有屈原《離騷》、宋玉《九辯》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時間，當在先秦。其纂輯者或即為宋玉 ^[34]  。第二個階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礎上增加《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時間，當在西漢武帝時。增纂者為淮南王賓客淮南小山輩，或即為淮南王劉安本人 ^[35]  。第三個階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礎上增加《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四篇，凡十三卷。增輯的時間，當西漢元、成之世。增輯者即為劉向 ^[36]  。第四個階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礎上增益《哀時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輯時期當在班固以後、王逸以前。增輯者不是一人一時，而是在較長的時間裏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輯起來的，增輯者已不可考 ^[37]  。第五個階段，“就是後世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辭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敍及註文，乃後人所為” ^[38]  。

湯炳正的結論，曾獲不少學者支持，並一段時間內屢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論基礎僅僅是五代王勉《楚辭釋文》的目錄篇次，有孤證之嫌，而即使是《楚辭釋文》的目錄，也並非絕對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種猜測。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辭海》皆只言“劉向乃編輯成集，原收戰國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辭賦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3] 

《楚辭》的版本系統是比較複雜的，由於其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社會的獨特地位，使其從輯錄之前到流傳過程，幾乎每一個環節、細節都產生或曾經產生不同的歧説——在“五四”前後疑古思潮氾濫情況下，甚至連屈原的存在與否，也曾引起爭議，亦有全盤否認《楚辭》有先秦作品的。

劉向《楚辭》的原貌早已不見，但約100多年後成書的王逸《楚辭章句》，一直公認是首部完整註疏《楚辭》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為劉安的《離騷傳》，劉向、揚雄作的《天問》註解，東漢的班固、賈逵作的《離騷章句》，都只是“楚辭”或《楚辭》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後人幾乎僅能憑藉王逸《楚辭章句》為主，瞭解劉向的《楚辭》。 ^[21] 

王逸《楚辭章句》上承劉向《楚辭》，但它原版早亡，現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中復宋本十七卷，上海圖書館藏；1571年（明隆慶五年辛未）豫章王孫用晦夫容館復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辭疑字直音補》一卷，上海圖書館藏；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丙戌）馮紹祖校勘本；等。此外，繼承王逸《楚辭章句》最受重視的版本是宋洪興祖《楚辭補註》。然而，按王逸《楚辭章句》“自序”，劉向的《楚辭》應為十六卷，而現見版本的《楚辭章句》，卻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懷疑其作真偽者。王興祖《楚辭補註》則認為只是後人加入，“逸不應自為註解，恐其子延壽之徒為之爾”。 ^[21] 

洪興祖的《楚辭補註》的，本旨是補王逸《楚辭章句》之未備，故取名“補註”，是公認較為全面保留《楚辭章句》、乃至上接劉向《楚辭》的著作。在《楚辭》早佚，《楚辭章句》原貌不見得情況下，《楚辭補註》遂成為最主要的追溯《楚辭》的版本。該書同樣十七卷，在承襲《楚辭章句》內容上，作進一步《楚辭》的補註及闡發等，客觀上也留住了已經失傳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時代的遺説。 ^[10] 

《楚辭補註》版本較多，主要有：明覆刻宋本，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中汲古閣重刊宋本，北京圖書館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清文津閣、文瀾閣《四庫全書》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陰軒叢書》仿汲古閣本，等。 ^[10] 

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楚辭》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殿堂中的一門顯赫之學。如果打算從一般的角度，對現存的楚辭作品進行閲讀的話，可以參考如下一批由現代學者撰寫的讀本、文獻資料。 ^[39] 

《楚辭入門》，梅桐生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該書對楚辭研究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淺出，體系完整。

《楚辭全譯》，黃壽祺、梅桐生合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錄了王逸《楚辭章句》和朱熹《楚辭集註》中的全部作品，是於今最全的楚辭註釋本；該書每篇均有詳細的題解，通俗性、學術性兼備。

《楚辭今注》，湯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一種，每篇均有題解，註釋簡明。

《楚辭今繹講錄》，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譽為現代楚辭學大師，是現代楚辭學研究專家中著述最豐者。此書共分12講，觀點明確，篇幅不大，簡明扼要。

《楚辭書目五種》，姜亮夫著，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書分為5部分，即楚辭書目提要、楚辭圖譜提要、紹騷隅錄、楚辭札記目錄、楚辭論文目錄，是一部反映自漢以來各代學者研究考訂楚辭成就的目錄學著作。

《楚辭書目五種續編》，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為姜亮夫的學生，是前書的續編。

《屈原賦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訂本；該書對屈原的全部作品進行了校注，共計25篇，是當代《楚辭》注本中的權威性讀本。

《屈原賦今譯》，郭沫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特點是由當代著名詩人來翻譯古代名作，是現代影響最為廣泛的譯文。

《屈原賦今譯》，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該書依照《屈原賦校注》的篇目，譯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譯法十分獨特。

《屈原集校注》，金開誠等著，中華書局1996年版；該書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一種，吸收了大量現有成果，考證精當。

1979年，楚辭學泰斗姜亮夫接受國家教育部的指示，為挑選出來的全國重點大學講師（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員進行專門的楚辭學開班培訓。姜亮夫特為進修班開出必備的14部楚辭文獻。 ^[8]  這14部專業文獻分別是：

王逸的《楚辭章句》（夾附在洪興祖《楚辭補註》裏）；洪興祖的《楚辭補註》；朱熹的《楚辭集註》；王夫之《楚辭通釋》；黃文煥的《楚辭聽直》；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戴震的《屈原賦注》；王闓運的《楚辭釋》；陳本禮的《屈辭精義》；朱駿聲的《離騷補註》；龔景瀚的《離騷箋》；劉夢鵬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騷指掌》；馬其昶的《屈賦微》。 ^[41] 

此外，還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辭書目五種》，他特別指出，這14部是一些派別、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貨色”，“而第一流的貨色奇缺”。 ^[41] 

（注：必備文獻目及簡介，見下圖“姜亮夫推薦文獻1-3”，百科編輯者製圖參考自 ^[41]  ）

《楚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極其深廣的影響，幾乎每個文學領域，各個不同的體裁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42]  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於花卉，像火炬之於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啓發着、激動着無數的後代的作家們。” ^{[42]  [43]} 

騷體文學包括楚歌和楚賦，它們有二個共同特點：其一是以《楚辭》中作品為模擬範式，其二是“兮”的大量運用；後者構成了騷賦有別於其他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誌。劉邦《大風歌》、漢武《秋風辭》等帝王作品，以至整個兩漢魏晉騷體都是《楚辭》的繼承者。 ^[42]  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賦言，可説都遠襲楚辭”。 ^[44]  唐崇詩，文壇中心在詩，但韓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為代表的騷體作家，在中晚唐復興。 ^[42]  宋至清，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第三部《紹騷偶錄》，這一時期作騷體作品有50人，約110題，共計作品300餘篇。這些，都是直接起源於《楚辭》。 ^[42] 

賦體文學出於“楚辭”。這裏的“楚辭”指屈原開創的文學形式，包括《楚辭》之前的就流行於世、有可能未進入《楚辭》的楚辭體作品。賦體的形成前人有多説，從大的方面上講，它與《詩經》傳統、戰國諸子文風、縱橫家排比論辯的氣勢不無關係，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淵源則是“楚辭”。從句型上看，賦體文有的全部或大部運用騷體句，如枚乘《七發》等；有的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如之後宋代蘇軾《前赤壁賦》等。從題材上和描寫手法看，賦體文的主要題材是約定俗成的，構思方法有規可循，這種類型化傾向來自前代的模仿，由於《楚辭》提供最典麗優雅的榜樣。 ^[42] 

後世賦便多仿而作，劉熙載《藝概》説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出於《遠遊》，曹植《洛神賦》出於《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説《遠遊》是《大人賦》的初稿，張衡的《思玄賦》簡直是《離騷》的翻版， ^[45]  這些説法雖不盡然，但可見《楚辭》對賦體的貢獻。 ^{[42]  [46]} 

《楚辭》是公認的與《詩經》並峙的一座詩的豐碑，它創造了新的詩體，對詩歌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辭》開創性地打破了《詩經》四言為主，重章疊韻的體式；其次，《楚辭》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拓展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如招隱詩、遊仙詩等便是直接從《楚辭》孕育出來的，政治詠懷詩等，受《楚辭》的影響亦很大；最後，最重要的是，《楚辭》在詩壇開創了一種文學傳統，今人視為“浪漫主義”詩風的一派都無一例外受其啓發，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得滋養。屈原、阮籍、李白，以至於龔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種浪漫主義詩風的體現。 ^{[42]  [46]} 

散文是與韻文相對的，《楚辭》雖然是韻文，但它對散文的作用也很明顯。首先，它具備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長短不齊，有散文化傾向；如它結構抒發胸臆，辭章安排與散文通；如內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論説也可質疑，與散文相接等。因此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其次，它開創的寫法如問對及謀篇構思的方法，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漁父》都是一問一答，活潑有趣，後世類似文章連綿不絕，因此《文選》專門設“對問”、“設論”這類文體，《文心雕龍》也歸入雜文。從東方朔的《答客難》到柳宗元的《愚溪對》無不從這種思路來。孫綜在《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評“屈子澤畔行吟，柳州愚溪對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騷體句入散文。在散文體中插入騷體句，可以抒懷、可以勵志，猶畫龍點睛，向為文章家習用。 ^[42] 

戲劇是綜合性的表演藝術，《楚辭》對戲劇的貢獻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戲劇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娛神的歌舞樂章，就其文學的意義説則是先秦一部戲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直言為戲曲“萌芽”：“是則靈之為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48]  另一個方面，是《楚辭》中人物在戲劇的表現。其中，僅屈原的事蹟，據馬曉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歷代的雜劇、傳奇等有近二十種（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吳弘道、徐應乾、袁晉、汪柱、顧彩、丁澎、李東琪等，鄭瑜《汨沙江》（雜劇）、尤侗《讀離騷》（雜劇）、周樂清《紉蘭佩》（雜劇）、張堅《懷沙記》（傳奇）、胡盍朋《汨羅沙》（傳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辭》故事更是大量劇增，可説《楚辭》已融入戲劇文化中。 ^[42] 

相對而言，《楚辭》與小説關係較疏，只是一種文學的交融與滲透。《楚辭》對小説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其一，是想象空間的拓展，如《九歌》對神的思戀追求之於後世人神戀的啓發，如《離騷》《遠遊》的騰雲駕霧之於後世神怪小説的參照，如《招魂》之於志怪小説的借鑑作用，等。其二、題材故事的滲透，如王嘉《拾遺記》卷一十記洞庭山，又如沈亞之《屈原外傳》等，都將屈原入小説並神化。而關於屈原的傳説故事，更是於今不絕。 ^[42]  乃至“戲説”成風。

《楚辭》較早就流傳海外，特別是在日本、朝鮮、越南等漢字文化圈國家。至1581年（萬曆九年），利瑪竇來華，東方文明遂遠播重洋，《楚辭》逐漸進入西方人的視野，1840年鴉片戰爭後，歐美世界開始廣泛注意《楚辭》。據粗略統計，17至18世紀由傳教士以拉丁文翻譯的中國典籍達數百種，其中包括《楚辭》。迄20世紀中，相繼出現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辭，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譯，其中以《離騷》為最多，甚至同一語種有不止一個譯本。 ^[6]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辭研究集成：楚辭資料海外編》中，便選編較有代表性的日本、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辭的專著和論文20種，且僅僅為“一小部分”。 ^[50]  簡要介紹如下：

《楚辭》傳至外國，最早是在日本。 ^[6]  《楚辭》傳入日本的下限時間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記》等古老的日本史書中就出現了收在《楚辭》中的《漁父》的辭句，《日本書紀》中又有《河伯》的辭句，《萬葉集》中的反歌就源於亂辭。之後，日本人進行了翻譯解説，即和訓本。比較早的是秦鼎的《楚辭燈校讀》、龜井昭陽的《楚辭玦》等，之後一直不絕。西村碩園的《屈原賦説》，從規模和深度上看為最具價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辭學研究的權威性著作。翻譯本還有鈴木虎雄的譯本等。20世紀，日本的楚辭學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出版有專著30種左右，論文約300篇。註釋本主要有青木正兒的《新釋楚辭》等。專門研究的著作有橋川時雄《楚辭》、藤野巖友《巫系文學論》等。

翟理思（Herbert A. Giles）從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選珍》以及《儒家學派及其反對派》中，選譯了《卜居》《漁父》和《九歌》中的《山鬼》《東皇太一》《雲中君》《國殤》《禮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一節“楚辭”，被英國多所高校的東方語言文學系作為教材。阿瑟韋利（Arthur D. 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與《離騷》在內的《中國詩選》（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國殤》，與前譯作一起收入《漢詩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書被多次重印，並被翻譯成多個語種，受到了英國乃至歐洲社會的熱捧。之後，阿瑟韋利又英譯了《大招》，並於1955年出版個人楚辭研究專著《九歌：古代中國的薩滿》（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1870年，德埃爾韋·聖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譯包括《離騷》在內的中國古典詩歌及《今古奇觀》。為了介紹屈原其人，德埃爾韋還將《史記.屈原列傳》的法譯本作為參考文獻附於《離騷》之後。1895年，英國漢學家裏雅各（James Legge）將其文轉譯為《離騷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語世界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其後，對《離騷》進行翻譯的還有法國詩人埃米樂.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樂法譯《離騷》，與《詩經》《樂府》等一併輯錄於《中國詩歌》中，該書於巴黎出版，但謬誤頗多，多處篡改了文義。此外，沙畹於1926年完成了對《史記》前41章的翻譯。沙畹“旁徵博引中外各種資料”註解《史記》，其中涉及楚辭學內容的是對《楚世家》的解釋。之後，沙畹還完成了《天問》的翻譯。

1815年，歌德曾積極嘗試翻譯《離騷》，雖未有結果卻開創了德譯楚辭的先河。1852年，奧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維也納皇家科學院報告》上發表了《﹤離騷﹥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紀中國詩二首》，全文使用德語對《離騷》《九歌》進行了翻譯。1887年，旨在“研究和傳授中國文化知識”的東方語言學院（SOS）於1887年於柏林成立，開設的課程便包括楚辭的講授。1902年，顧路柏（Wilhelm Grube）編寫《中國文學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該書其中先秦文學主講儒道思想作品與《楚辭》。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寫作《屈原所著天問之研究》《中國藝術史上最古之證件》，1931年，又與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問——中國藝術史上最古老的文獻》。何可思後以《招魂》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又英譯、注《大招》，以紀念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譯《大司命》與《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鮑潤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繼何氏之後另一位以楚辭為題進行博士論文寫作的德國漢學家。1928年，他在《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支會學刊》第59期上發表《屈原的遠遊》《屈原生平及詩作》二文，英譯了《東皇太一》《山鬼》《惜誦》《卜居》《漁父》及《天問》前十二行詩句並作研究探討，之後陸續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譯。

學術淵源師承於沙畹的高本漢（Berhard Karlgren）漢學功底紮實，掌握古籍考證和辨偽知識。他曾將先秦古籍劃分為兩大部類：體系化和非體系化，前者包括《尚書》《周禮》等儒家經典，而後者包括了《莊子》《離騷》《天問》《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國的傳説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與《周代中國的一些犧牲》中引用了《九歌》，對中國古代儀式作了闡發。 ^[6] 

1923 年，英美兩國同時出版《郊廟歌辭及其他》收錄韋利英譯《離騷》和《九辯》，第一次在新大陸引入“楚辭”。1932年，美國温納爾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編纂《中國神話辭典》，收錄了《楚辭》中的瀟湘二妃的傳説。1938年，嘉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國圖書館中有關西方漢學研究書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鴉片戰爭以後歐洲學者研習楚辭的一些重要著作，為歐美楚辭學習者查閲相關資料提供了有效捷徑。1947 年，紐約約翰戴書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譯編的《白馬集》。其中收錄《九歌》《九章》和《離騷》等篇目，更為廣泛的譯介了楚辭篇目。 ^[50] 

按通行本《楚辭》內容及篇章結構等，編輯輯錄者為劉向《楚辭》（最初輯 ^[3]  ）、王逸《楚辭章句》（現最完整本 ^[2-3]  ），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等。

劉向（約前77—前6），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蘇沛縣）人。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治《春秋穀梁傳》，亦好《左氏傳》。曾任諫大夫、宗正等。用陰陽災異附會時政，屢次上書劾奏宦官、外戚專權。成帝時，任光祿大夫、中壘校尉。曾校閲羣書，撰成《別錄》，為中國目錄學之祖。又編有《楚辭》。所作辭賦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嘆》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代輯有《劉中壘集》。另有《洪範五行傳》《新序》《説苑》《列女傳》等，今存。又有《五經通義》，已佚，清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存一卷。 ^[27] 

王逸，東漢文學家。字叔師，南郡宜城（今屬湖北）人。安帝時為校書郎，順帝時官侍中。所作《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頗為後世學者所重視。作有賦、誄、書、論等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辭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輯有《王叔師集》。 ^[26] 

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戰國時楚國詩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國貴族。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後遭到貴族子蘭、靳尚等人的排擠而去職。頃襄王時被放逐，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後因楚國政治更加腐敗，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死。所作《離騷》《九章》《九歌》等。其中《離騷》等更具有宏大篇制，與《詩經》形成顯著區別，對後世影響很大。其傳世作品，都保留在劉向輯集的《楚辭》中。又《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篇，其書久佚，篇目與楚辭有無出入，已不可詳考。

戰國時期辭賦家，後於屈原。東漢王逸説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據。曾事頃襄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説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著賦十六篇，皆多亡佚。《隋書·經籍志》著錄《宋玉集》三卷，已失傳。作品以《九辯》最為著名。篇中敍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傷，流露出抑鬱不滿的情緒。其餘皆有爭議。《招魂》一篇，王逸《楚辭章句》以為宋玉作，但後世有些學者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讚語，認為是屈原作品；其他見於《文選》的《風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22] 

西漢淮南王劉安一部分門客的統稱。他們的作品有《招隱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辭章句》中，王逸説是閔傷屈原而作。但《文選》則題劉安作。又樂府《淮南王辭》，晉崔豹《古今注》、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也都説是淮南小山所作。 ^[19] 

東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漢文學家，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德州陵縣東北，一説今山東惠民東）人。武帝時，為太中大夫。性詼諧滑稽。曾以辭賦諫武帝戒驕奢，又稱農戰強國之策，然終不為用。辭賦以《答客難》《非有先生論》又名。《漢書·藝文志》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今佚。《神異記》《海內十洲記》等書皆為託其名而作。後世傳説很多，多非信史。 ^[24] 

西漢辭賦家。本姓莊，東漢時因避明帝劉莊諱，改為嚴。會稽吳（今江蘇蘇州）人。好辭賦，為梁孝王門客。有辭賦二十四篇，僅存《哀時命》一篇，為哀傷屈原之作，見於《楚辭章句》。 ^[20] 

戰國時期楚辭賦家。後於屈原，與宋玉同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説：“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未錄景差賦。《楚辭》所收《大招》，王逸注稱“或曰景差”作。 ^[51] 

賈誼（前200－前168），西漢政論家、文學家。洛陽人（今屬河南），時稱賈生。少有博學能文之譽，文帝初召為博士。不久遷太中大夫，好議國家大事，為大臣周勃、灌嬰等排擠，貶為長沙王太傅。後為梁懷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評時政。建議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削弱諸侯王勢力，鞏固中央集權；主張重農抑商，“驅民而歸之農”；併力主抗擊匈奴的攻略。在貶為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時，作《吊屈原賦》，“亦已自諭”。在長沙三年，又作《鵩鳥賦》，自傷不遇。所著政論有《陳政事疏》《過秦論》等，為西漢鴻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輯有《賈長沙集》。另傳有《新書》十卷。今人所輯《賈誼集》，包括《新書》十卷。 ^[52] 

西漢辭賦家。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為諫議大夫。以辭賦著稱，其《洞簫賦》為最早的專門描寫樂器與音樂之作，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輯有《王諫議集》。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