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夢華錄

《東京夢華錄》所記述的，從都城的範圍到皇宮建築，從官署的處所到城內的街坊，從飲食起居到歲時節令，從歌舞曲藝到婚喪習俗，幾乎無所不包，不僅可以瞭解當時的民風時尚，同時也能感受到宋代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城市生活。 ^[1] 

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長驅中原、直搗汴京，擄掠徽、欽二帝及太妃、太子、宗室三千人，輦轂繁華、壯麗輝煌的宋都頃刻間煙消灰滅，宗廟毀廢，北宋滅亡。大批臣民逃命南方，顛沛流離的生活使他們的心幕上時時閃動着汴梁的富華景象，依依不盡地頻頻回首那饜足人心的生活。孟元老懷着對往昔的無限眷念和對現實的無限傷感，撰《東京夢華錄》，書首冠以序文。 ^[3] 

《東京夢華錄》大致包括這幾方面的內容：京城的外城、內城及河道橋樑、皇宮內外官署衙門的分佈及位置、城內的街巷坊市、店鋪酒樓，朝廷朝會、郊祭大典，當時東京的漢族民風習俗、時令節日，飲食起居、歌舞百戲等等，幾乎無所不包。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當年的繁勝：“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秀户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琦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第一卷中大宋都城描述，據説可以邊讀邊用筆畫，讀完後整個京城平面圖也就畫下來了。開封有宮、裏、外三道城牆，把這個城市化為若干區域。宮城即皇城，宮城周長五里，南面三門，東、西、北三面各僅一門，東西門之間有一橫街，街南為中央政府機構所在地，街北為皇帝居住生活區。由於宮城原來規模較小，宋徽宗時在宮城外北部營建延福新宮，實為宮城的延伸和擴大。裏城，又名舊城，即唐代汴州舊城，周長二十里，除東面兩門外，其餘三面各三門。外城，改筑後周長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樓建築宏偉壯麗。城外有護城濠，名叫護龍河，比汴河寬三倍。外城南面三門，東面兩門，北面四門，西面三門，另有水門多座。

北宋汴京商業手工業中，有各種不同的行業，見於《東京夢華錄》卷二、卷三、卷四的就有：姜行、紗行、牛行、馬行、果子行、魚行、米行、肉行、南豬行、北豬行、大貨行、小貨行、布行、邸店、堆垛場、酒樓、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饅頭店、麪店、煎餅店、瓦子、妓院、雜物鋪、藥鋪、金銀鋪、彩帛鋪、染店、珠子鋪、香藥鋪、靴店等三十多“行”。但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三十多種。孟元老所提到的這些行業不免掛一漏萬，並不全面。

《東京夢華錄》一書共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鋪中，酒樓和各種飲食店就佔有半數以上。城中有“白礬樓”（後改為“豐樂樓”）、“潘家樓”、“欣樂樓”（即“任店”）、“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陽正店”、“清風樓”、“長慶樓”、“八仙樓”、“班樓”、“張八家園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會仙樓正店”等大型高級酒樓“七十二户”。其中如著名的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東京夢華錄》卷二“飲食果子”條不完全的統計，就有：乳炊羊、羊鬧廳、羊角腰子、鵝鴨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燒臆子，蓮花鴨籤、酒炙肚胘，入爐羊頭籤、雞籤、盤兔、炒兔、葱潑兔、假野狐、金絲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鵪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類不下五、六十種之多。

他記皇城東南界身巷的金銀採帛交易説，“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他記東京諸酒店説，“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命妓歌笑，各得穩便”。他記清明出遊説，“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相互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他記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夢説，“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

據《東京夢華錄》載，為滿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長，商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商業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長期實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佈取消，開封城裏出現了“夜市”、“早市”和“鬼市”。各種店鋪的夜市直至三更方盡，五更又重新開張；如果熱鬧去處，更是通宵不絕；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點燈開張，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

作者還用大量的筆墨，記錄了當時東京民間和宮廷的“百藝”，並闢《京瓦伎藝》一目，詳述了勾欄諸棚的盛況，及各藝人的專長。該書對宮廷教坊、軍籍、男女樂工、騎手、球隊也作了描繪，特別是春日宮廷女子馬球隊在寶津樓下的獻藝，還有火藥應用於“神鬼”、“啞雜劇”中增加效果等，給中國“百藝”史上留下了可貴的記錄。書中關於諸宮調的淵源，諸藝的名稱，講史、小説的分類等，也受到研究中國戲曲、小説和雜技史的學者的重視。

卷八記載：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遞相宴賞。 ^[3] 

在《東京夢華錄》中，公共生活空間展現了東京人之間普遍的道德自覺，也體現了東京市民公共道德精神的倫理內核。

第一，人本主義精神。中國的人本主義理念，早在古代文明中已醖釀，成為民族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在《東京夢華錄》中，許多人性的東西展露無遺，包括物質性和精神性兩個方面。

在物質生活上，人們追求高質量的物質生活。精緻器皿盛放食物，食物搭配講究自然色彩，店鋪裝飾人文化，飲食成為一件賞心悦目的事情。北宋盛行點茶湯，茶湯具有消食和養生益壽作用。莊子高度重視生命的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7]在重視生命質量的基礎上，開始尋求精神享受。

文化的刺激帶動了勾欄瓦肆的發展，各色藝人大顯身手。婉轉的小曲、通俗易懂的説書、令人捧腹的叫果子等豐富了市民生活，尤其是對精神文化層次的豐富。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內涵，不僅以人的發展為本，更是以人的價值為本，這是對人本性的探索。宋神宗認為“三教一旨”維護了現存社會秩序的穩定。[8]北宋國寺“大相國寺”，不但發揮着精神紐帶的作用，而且成為了一個購物、娛樂的綜合性集市，成為東京人集市娛樂的首選。在中國的許多城市廟會中，這種以“人本”替代“神本”，以“人性的本質需求”替代“神性的本質需求”的特點有着充分的體現。[9]對於宗教的超越無限生命，超越現世而言，市民輕神本，輕超越，關注現世生活和世俗享受。

第二，堅守“禮”的精神。《説文解字》解釋：“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知禮與尊神敬神相聯繫，只是隨着宗法思想的系統化而逐漸成為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的禮制，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的統一體現。

作為典章制度的禮，它是維護上層建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它體現的是“別尊卑，明貴賤”的等級思想。在《東京夢華錄》“風俗”中，香鋪裹香人，頂帽披背；賣藥賣卦皆具冠帶；甚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東京的酒店也被分為“正店”和“腳店”，甚至食店中的店小二偶因出錯，店主或斥責、打罵，甚至驅逐，可見底層人物的卑微低賤，對人尊嚴的漠視。《荀子·禮論》中，“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以求”，以禮義區分身份等級，並將其上升為自然秩序，人人知其位，謀其職，才能維護社會的有序進行。簡言之，國家制定禮制，使各等級安其分位，安倫盡分，保持有序的狀態，而這其中也藴含着“中庸”思想。甚至，《清明上河圖》中排列在街道兩旁的大量房屋建築，寺院、商店、官舍、民宅，鱗次櫛比，錯落有致，奢簡有別。大體上説，從市郊到市中心區房屋建築由簡到繁，由低到高，從樸實到豪華，與整個城市經濟分佈的趨向相一致，與等級制度也是完全吻合的。儘管社會中仍存在僭越現象，但只是形態上的弱化，而等級制的實質性內容仍未變。 ^[5] 

隨着時光的流逝，《東京夢華錄》對後世的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有關新年那天的宮廷儀式部分收編在趙甡之的《中興遺史》中，《中興遺史》保存在《三朝北盟會編》裏。《事文類聚》和韓國翻譯者14世紀的譯本《樸通事諺解》，都利用了《東京夢華錄》，而且引用時只對文辭做了少量改動。陳元靚在《歲時廣記》和《事林廣記》（一部有關日常生活諸事物的理解性百科全書）中收編了《東京夢華錄》的大部分。在此二書中，陳元靚憑藉有關材料給《東京夢華錄》的相關部分加入自己的解釋，這就給文本的註釋提供了有用的見解和補充資料。比如，在《事林廣記》“人”部的第二章，陳元靚引用了《東京夢華錄》中有關婚禮的段落，因其過分簡略，他又引用了一些他自己所處時代舉行婚禮時的有關的詩和曲。《歲時廣記》收編了孟元老作品的後半部分，有的甚至照抄無誤，有的則僅冠以一個自己的題目、一個重要的片段是對春分的極端的重寫。就我所知，很多內容直接取自《東京夢華錄》，但因為陳元靚對其資料來源的一貫嚴肅細緻的作風，也有可能他所引用的內容取自現在已不存在了的某個本子。

除了以上借用的情況，《東京夢華錄》還產生了大量的模仿之作。最著名的當然是南宋的四部描寫都城臨安（即今杭州）的作品，按時序，它們是：《都城紀勝》，也叫《古杭遊記錄》。這是一位趙姓人士所作。有關作者，別的情況一無所知。《西湖老人繁勝錄》，大約寫於1250年前後，作者署筆名為“西湖老人”，我們對作者一無所知。《武林舊事》，周密著。《夢粱錄》，吳自牧著，寫作年代存在一些問題。對作者除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祖籍錢塘（臨安附近）外，其他情況不詳。 ^[4] 

《東京夢華錄》一書對徽宗政和、宣和年間汴京的漢族城市社會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翔實的記載和詳盡的論述，為後人留下了探索那個時代汴京城裏各個階層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寶貴資料。自從它於南宋初年在臨安刊行以來，一直為人們所重視。封建社會里的文人墨客，在談到北宋晚期東京掌故時，莫不首引此書，如趙甡之的《中興遺史》、陳元靚的《歲時廣記》以及陶宗儀的《説郛》，對該書的部分資料，都有所選錄。

到了近代，由於其所反映的內容具有很高的社會經濟文化史的價值，尤其引起了中外許多從事各種專史研究的學者專家們的高度重視，交相徵引利用。人們往往把本書與《清明上河圖》視同姐妹之作，二者對於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經濟發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東京夢華錄》開創了以筆記描述漢族城市風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體裁，為以後反映南宋都城臨安的同類著作《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如夢錄》﹑《續東京夢華錄》等書所沿用。 ^[1] 

孟元老（生卒年待考），號幽蘭居士，北宋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人，文學家。據《宋會要輯稿》及蘇轍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的族人孟鉞，曾任開封府儀曹，北宋末葉在東京（今開封）居住二十餘年。金滅北宋，孟元老南渡，常憶東京之繁華，於南宋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撰成《東京夢華錄》，自作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