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驟雨

1946年冬天，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最艱苦的年代。國民黨軍人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和援助下，以精良的裝備和數量眾多的優勢兵力，對解放區發動瘋狂進攻。東北四野大軍在毛主席的戰略思想指導下，“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相繼從幾個大城市撤出，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抽調一大批幹部到農村去發動羣眾，實行土地改革，以便解放軍生根立足，積蓄力量，準備反攻。解放軍一支農村土改工作隊在年輕指揮員肖祥隊長的領導下，來到東北某解放區元茂屯。元茂屯的情況非常複雜，惡霸地主韓老六仍是屯內政治、經濟上的實際統治者，農會也在他的狗腿子張富英等人的控制之下。農民羣眾還沒有發動和組織起來，對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還很不瞭解。肖隊長帶領工作隊一方面揭露地主的陰謀，打擊地主的拉攏和收買；另一方面，深入發動羣眾，培養農民積極分子趙玉林、郭全海等人，改組農會，與惡霸地主韓老六展開鬥爭。韓老六在無計可施時，勾結國民黨武裝殘餘襲擊工作隊。肖隊長率領農民自衞隊消滅了國民黨武裝殘餘，活捉韓老六，然而農民趙玉林卻在戰鬥中不幸犧牲。在工作隊領導下，發動和組織起來的農民羣眾，像一場迅猛異常的暴風驟雨，終於打垮了地主階級的反攻，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務。這時，農民們一面積極生產，一面踴躍報名參軍，正如趙玉林生前所説，全力“保住窮人的天下”，將革命進行到底。1947年冬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大反攻，在浩浩蕩蕩的南下隊伍中，元茂屯的青年郭全海、劉桂蘭與回到部隊的年輕指揮員肖祥並肩前進着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3-4]} 

小説《暴風驟雨》第一部以“五四指示”下達後開展土改運動為中心，描寫肖祥帶工作隊到元茂屯進行土改，第二部以《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後為中心，描寫肖祥再率工作隊進駐元茂屯，整頓壞分子把持的農會，掀起更廣泛的羣眾運動，分田地、挖浮財，砍除封建根子，動員農民參軍支前。相比之下，第二部因為反映內容繁多，顯得鬆散拖沓。編劇林蘭在改編時，按照電影容量及藝術特點，為促使影片結構嚴謹、情節集中、人物突出，以小説第一部為基礎，揉入第二部元素，將工作隊兩度進出元茂屯合併，以貧僱農與惡霸地主的鬥爭為主線，把壞子分把持農會前置於工作隊進屯之初；刪去與主線關係不大的抓匪特、掃堂子，保留、歸併挖浮財、分果實、參軍等情節；將小説第一部的高潮槍斃韓老六，改在電影的高潮——趙玉林犧牲之後，使之成為羣眾對趙的愛戴和對韓的仇恨的結果 ^[4]  。

導演謝鐵驪曾親身參加過土改運動，受命擔任《暴風驟雨》的導演後，他反覆研究原著，感到由文學形象轉化為銀幕形象的關鍵在於必須達到反映土改運動的規模、過程和氣勢，揭示各階級、各階層不同類型人物在運動發展中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塑造鮮明典型的人物。為此，他通過分鏡頭對劇本進行再加工，在膠片選擇上亦用了心思，沒有沿襲當時名著改編一般用彩色片拍攝的做法，而是從該片特定題材出發，使用黑白片拍攝，以呈現貧困破落的鄉村面貌和農民的苦難生活 ^[4]  。

1960年春天，該片正式開機，在北京北郊和香山拍夏秋季的戲。秋天，轉至牡丹江橫道河子外景地拍攝冬季外景。在東北拍完外景後，謝鐵驪卻意外遇到換導演重拍的變故。原來，樣片送至北京審查，受到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書記陳克寒的肯定，北影廠領導認為該片有可能成為重點影片，決定加強力量，改由資深導演崔嵬、陳懷皚執導（謝鐵驪在《暴風驟雨》之前只獨立執導過一部電影），而崔嵬提出拍彩色故事片。這意味着之前拍的內容必須全部重拍。謝鐵驪決定給陳克寒寫信説明相關情況。後來，由於陳克寒表態，謝鐵驪得以繼續執導該片 ^[4]  。

把一部篇章龐大、人物眾多的小説改編成電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該片的創作者們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他們把電影拍得緊湊、動人、有特色。通過人物在銀幕上的活動，使觀眾更真切地看到了當年轟轟烈烈的鬥爭。看這樣的影片，會給觀眾很多教益 ^[7]  。（《前線》評）

作為一部有着強烈革命意識和真實時代歷史背景的農村電影，該片聚焦農村土地改革的進程，展現了工作隊如何一步步克服重重困難，爭取廣大羣眾，並與反動勢力進行鬥爭的過程，形象化地展現了中國農村所經歷的社會變遷，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化還原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土地改革運動 ^[8]  。（上海大學影視藝術系教授金丹元評）

與第一部作品《無名島》相比，導演謝鐵驪在《暴風驟雨》中電影手法運用明顯地靈活而豐富了。該片中塑造的趙玉林形象比小説更鮮明、更豐滿、更完整，導演在刻畫這個人物時構思精巧、手法簡潔。不過，一分二地看，影片成功的使人物更豐富、更鮮明，但沒有適可而止，編導有些勉強地“拔高”人物了。就全片而言，該片是真實而質樸的，但趙玉林之死的最後一段則受到“藝術高於現實”的影響，畫蛇添足了。儘管導演努力刻畫趙玉林的形象，而該片的重點無疑是在於充分表現集體的鬥爭、集體的命運。在三次大型羣眾集會中，“羣眾”被作為一個集體形象，影片真實地描寫了“羣眾”心理發展的過程。集體形象的成功，使影片具有雄渾的氣勢，稱得起“暴風驟雨” ^[9]  。（《電影創作》原主編馬德波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