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全書正文共分上下兩篇，上篇之前有導論，包括第一章：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作者探究的是從人口統計或社會調查中發現的這一現象：“工商界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是新教徒。第二章：資本主義精神，是作者在“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歷史地存在過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之前，“對我們正在試圖對之作出歷史説明的那些現象的獨特性略加論述”。第三章：路德的天職觀——研究任務。作者從德語中的Be-ruf和英語中的calling兩詞的含義出發。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一種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這樣的含義是宗教改革的結果。下篇為禁慾主義新教諸分支的實踐倫理觀，包括第四章塵世禁慾主義的宗教基礎及第五章禁慾主義與資本主義。前章作者研究的是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禮派這四種歷史上主要的禁慾主義新教形式的教義。第五章作者拋開各派在教義的差別，而在這共同的“世俗禁慾主義”的角度上將新教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由於發端於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徒為職業觀提供了最融貫系統的宗教依據”，作者具體地研究了清教的倫理，並以17世紀的R·巴克斯特作為清教倫理學家的典型代表來加以研究。 ^[4] 

韋伯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著作頻出，而在1898年至1902年底都沒有再發表任何著作，最後在1903年秋季辭去了教授的職位。在擺脱了學校的束縛後，韋伯在同年與他的同事維爾納·松巴特創辦了一本名為《社會學和社會福利檔案》的社會學雜誌，由韋伯擔任副編輯。1904年，韋伯開始在這本期刊上發表一些他重要的文章，其中就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3]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最初分兩部分發表於《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雜誌第7卷和第11卷。1920年作為《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韋伯作了許多修改，並在註釋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時回答了各種批評。 ^[6] 

韋伯在該書中論述了宗教觀念（新教倫理）與隱藏在資本主義發展背後的某種心理驅力（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生成關係。

韋伯力圖使用分析統計數字確立一個事實，即資本主義興業興趣和成功率與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種相互關係。韋伯指出：“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對這種現象，韋伯舉了許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他指出，從表面看似乎是由於天主教專修來世，新教着重現在的物質享樂，但同時卻又存在既苦修來世又腰纏萬貫、極度的虔誠和毫不遜色的經商手腕的驚人結合。這種結合使人們可以推測出：“在以苦修來世、禁慾主義、宗教虔誠為一方，以身體力行資本主義的獲取為另一方的所謂衝突中，最終將表明，雙方實際上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因此，問題只能是“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或不管將其稱為什麼精神）的覺醒往往被歸功於新教，不必像流行的看法那樣將其理解為對生活樂趣的享受……如果舊日的新教精神和現代的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什麼內在聯繫的話，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在所謂多少帶點唯物主義色彩或至少反禁慾色彩的聲色享樂中尋找，而應在其純粹的宗教品性中去尋找”。

韋伯引證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分析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雖然很難説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證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裏，但這些話確實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着我們正在尋找的資本主義精神。這就是“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違犯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這樣一種觀念、一種奇特的倫理、一種精神氣質。就是説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並以此為目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當作一種目的、一種職業責任、一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韋伯説：“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説，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

韋伯所定義的理想資本主義是有嚴格限制的，不是通過搶劫、掠奪等暴力手段獲得原始積累，而是以合理地計算收支、有條理地安排生產經營活動為特徵。這種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與新教徒那種井井有條、系統安排的人世禁慾主義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人世禁慾主義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一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之一。

理性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都只出現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韋伯看來，幾乎所有與理性資本主義有關的種種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上自古希臘時代延續至今的民主代議制度，下至體現理性化靈魂的股票、支票、債券等商業化手段，無不反映了理性主義的特點。西方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徵，就是理性主義，其源頭一直可以追溯到整個西方文明傳統。不同的文明形式產生了各自獨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出的現世禁慾精神和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倫理精神對於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反映了韋伯思想的一個總趨勢，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為世界名著。它致力於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近代資本主義為什麼僅僅出現在西方，而在同時期的東方卻呈現停滯之勢。該書的獨到之處，在於極為注重對資本主義經濟興起過程中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意義的深究。通過對大量經驗的歸集與分析，論述了新教倫理與近代理性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生成發育關係，並對東西方宗教文化傳統進行了深入的比較研究。不僅是結論，而且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方法論，都為當代的社會科學提供了富於啓迪的思路，並開闢了多線研究的途徑。 ^[8]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現代社會學與公共行政學的創始人之一。與馬克思、涂爾幹被並列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其研究主要圍繞社會學的宗教、政治和經濟領域展開，尤其是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與其社會的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係是其一生致力於考察的對象。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