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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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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領導,上海出版,立足長三角,面向全國;主流、高端、權威、親和,是在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大型綜合性日報。《文匯報》由進步知識分子在1938年1月25日創刊於上海。它見證並記錄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在中國當代社會和中國新聞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 
2018年3月,獲“2017年百強報紙”榮譽。 [2] 
中文名
《文匯報》
語    種
漢語簡體、繁體
類    別
大型綜合性
編輯單位
上海文匯報社、香港文匯報社
創刊時間
1938年1月25日
出版週期
日報
主要欄目
要聞、國際、財經、體育、教衞等

文匯報報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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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創刊經歷

“八一三”事變爆發,不到4個月,上海便被敵人佔領,從此開始了屈辱的“孤島”生涯。昔日萬家燈火下的歡聲笑語,轉成一聲聲長吁短嘆。敵軍逼近上海後,鐵路局遣散了絕大部分職工,眾人拿着數量不等的遣散費,失望又焦慮。怎麼辦呢?一羣人坐在鐵路局職工俱樂部的房間裏,先是牢騷滿腹,而後想到妻兒老小,不由強打精神想出路。這時,有人提了個建議,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眼下,上海好幾家報紙停刊了。亂世之際,市民更關心戰況,想了解時事新聞。如果拿這筆錢辦一份報紙,不愁沒有銷路。”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成,主張馬上着手。籌集到的7000元,成了後來名滿天下的《文匯報》的開辦費。兵臨城下,讀者最需要的是戰爭新聞,這也是《文匯報》的創辦初衷。可日本人的新聞檢查這一關不好過,弄不好就會被開天窗。要避開,除非掛洋人招牌。
恰好,俱樂部成員中有人認識一個英國人,叫克明,曾經當過英文報紙的記者,如今正在跑馬廳打工,料想經濟狀況不佳,應該會答應作《文匯報》的發行人。果然,去問的人第二天報告説,克明已滿口答應,不過提出了——大堆條件:他要兼董事長之職,每月薪金300元;兒子小克明任董事會秘書,月薪100元。英籍董事要由他介紹,每人每月車馬費100元。這苛刻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商量妥當,就根據英國公司法,籌組董事會,並向上海英國總領事館立案。英國董事5名,中國董事5名。英方的都是克明找來的,中方的都是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嚴寶禮、胡雄飛、徐恥痕、沈彬翰、方伯奮。嚴和沈是俱樂部的主要成員,胡和徐是辦報的提議人,方則是找來克明牽線人。報社經理由嚴寶禮擔任,胡雄飛任協理兼廣告科主任,徐恥痕任編輯秘書,掌管編輯部的日常業務。萬事俱備,只待一位懂行的總編輯

文匯報艱難維繼

上海灘那麼多家報紙遣散,報人無用武之地。敵人佔領上海後,上海各報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説應日軍當局的要求,自1938年12月16日起,所有華商報紙,一律接受日方的新聞檢查。通告一發,各報主持人緊急磋商,決定立刻自動停刊。這是何等悲壯的舉動。《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民報》,創刊有年,苦心經營,好不容易在讀者中樹立了聲望,卻要在危難之際忍痛停刊,情何以堪。何況還有報社員工,把報紙當成終生的事業,此時也理想破滅,謀生無計。徐鑄成竟也是這當中的一個,他是《大公報》最優秀的少年才俊之一。不久,一位朋友加入《文匯報》社論寫作的工作,也把徐鑄成拉進去了。再後來,《文匯報》遇到資金困難,正逢胡政之拿到蔣介石的一筆錢,要他在《大公報》關門後另辦一份“孤島”租界報紙,可是計劃未成功。胡無意戀戰不復安寧的上海,就把這筆錢投給了《文匯報》,而且據説的還不是現金,以欠付的印贊和《大公報》報館的白報紙等抵充。
文匯報 文匯報
這樣,兩報就有了合作關係,徐鑄成被前任老闆派到一個新崗位——《文匯報》總編輯。新老闆嚴寶禮對這樣一位出色報人的加盟求之不得,待徐上任之時,頗説了一番“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話。可是徐鑄成和其他員工一樣只能拿四折的工資。《文匯報》太困難了,在《大公報》資本進入之前,出版了20天,排印費分文未付,白報紙也由《大公報》墊用,難以維持。但畢竟印費、白報紙方面的債務負擔由此免去,而且有內行攜手,前途顯出一線亮光。嚴寶禮對全體員工宣佈:“現在工資只能四折發放,如果銷路超過5000份,廣告費達到月收5000元,就五折發工資。照此類推,廣告和發行都超過1萬,就十足發薪。” 《文匯報》後來的確蒸蒸日上了,創刊兩個月後,銷路不止1萬。嚴寶禮請匯豐銀行的總會計師來查賬,結果是根據營業情況,票面為20元的每股股票,實值可升為720元,等於漲了36倍之多。可是十足發薪的承諾許久未能兑現,現金調度始終不大充裕,員工們體諒報館困難,同意仍按七折取薪。

文匯報發刊廣告

1938年1月25日誕生於“孤島”的《文匯報》,堅持民族正義和抗日立場,積極傳播於中國有利的抗戰信息,受到“孤島”人民的積極歡迎和熱情擁護。有讀者就有事業,《文匯報》迅速發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從創刊時的對開一大張逐步擴展至對開四大張;其發行則增加到6萬份,超過了接受日偽檢查的《新聞報》,成為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同時,其廣告也飛速增加。半年內,其廣告篇幅從創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續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廣告篇幅佔報紙版面的比例,也從創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贏得良好社會效益的同時,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不僅如此,《文匯報》也獲得了同業的尊重和積極支持,這從其刊登的大量報刊的發刊廣告即可得到證明。
據統計,從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週報出版消息開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終刊時,共有75家報紙雜誌在《文匯報》刊登廣告二百三十餘條(不包括《文匯報》《文匯週刊》《文匯晚刊》《文匯年刊》的六十餘條廣告)。平均每家3條,平均兩天即有一條。刊登較多的如《自修》17條,《青年週刊》17條,《孤島》13條,《上海婦女》10條。筆者分析這些廣告發現,在《文匯報》刊登廣告的大多是堅持抗日立場或有抗日傾向的報刊,其中有中共領導和支持的抗日報刊《每日譯報》《譯報週刊》《華美》週刊、《上海婦女》和《上海人報》等數種,其他抗日報刊更有《孤島》《自修》《新語》《大美畫報》《雜誌》《自學》旬刊、《讀物》《中國畫報》《良友》《大地》旬刊、《濤聲》《大英夜報》《導報》《國際日報》《中美日報》《大美晚報》《循環報》和《申報》(掛洋商招牌的)等二十餘種。另外,這一時期,上海“孤島”出現的一批專載地方新聞並以地方命名的小報,如《錫報》、《蘇州公報》等,也在《文匯報》上刊登過廣告。這些報刊在《文匯報》上刊登的廣告都是其創刊、復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豐富。由於當時環境制約,加之年代久遠,相當部分報刊至今已無保存,我們對它們的認識和研究也就只能藉助於報人的回憶、倖存刊物留存的相關信息。故《文匯報》刊登的這些發刊廣告,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保存了比較翔實可靠的史料,可幫我們還一些報刊本來的歷史面目。

文匯報風波頓起

文匯報 文匯報
有人勞而無獲,有人不勞而獲,受益最多的要算是掛名的洋發行人克明了。克明一見《文匯報》賺錢了,就要求將工資增加到1000元,兒子的增到300元。他不上班,每月卻除了白得的1300元,還有一個“辦公室”的房租200元。他拿着“高薪”,租了一幢三層樓的花園洋房,酒吧間作客人閒談之處,兩名僕人身着白衣伺候一旁,與日日在報館埋頭苦幹的眾人真有天壤之別。若他只是掛個名,給《文匯報》擋擋風,也不枉創辦者們的一片苦心。可後來他反倒成了《文匯報》發展的阻力,曾任總編輯的徐鑄成因而在回憶錄中認為嚴寶禮是自作聰明,引鬼上門,結果大受其累。且説克明不甘心“枉掛虛名”,一心想控制《文匯報》,得到實權。他竟接受日本人收買,和汪精衞之流搭上了線,想把嚴寶禮擠走,自己當經理。據説日偽給了克明5萬元,並許諾等把報紙抓到手,再給5萬。厚幣誘惑在前,克明愈發不擇手段,尋機操縱報社。他另覓編輯部人選,訂了一部印報機,連排字設備都一一備齊,就等着把《文匯報》變成親日報紙,大賺其錢了。

文匯報大義停刊

徐鑄成 徐鑄成
《文匯報》人正是想在“孤島”發出正義的聲音,才不辭辛苦流血流汗。誕生才17天,就因堅持抗日立場,被人往一樓營業部扔了枚炸彈,發行職員陳桐軒成為“孤島”時期上海新聞戰線殉職第一人。有人犧牲,有人受傷,注了毒針的水果裝在漂亮的花籃裏送來,不明來歷的“禮物”熱水瓶裏盛着死人手臂,整個報館在恐嚇中一天天度過。付出這樣的代價,豈能讓鮮血換來的清白被玷污?21名員工寧肯冒失業的危險,決意在《申》、《新》兩報上刊登廣告,揭露克明的陰謀。而後緊急運作讓報紙不再出版。要把《文匯報》的命運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得先把大權收回來。辦報不易,停報也不簡單。根據英國公司法,所有英商企業至少應有51%股權屬於英商,所以《文匯報》登記時把51%的股票劃在克明、路易·喬治等英人名下,他們再辦一張轉讓文件給真正的股東。公司的經營方針,要由多數股權決定。幸而英國公司法有一條,規定如果有1/3以上的股權不同意,公司不得繼續經營。嚴寶禮等人趕緊籌劃,計算嚴自己和肯定能跟他走的股東手中的股權,連《大公報》的都算上,還不到l/3。好在有些股東擔心報紙停下後股票變成廢紙,願意出手,克明也沒想到中國人會使這一招,未出資搶購,足夠的股權很快就收集到了,同人們趕快寫就——份申請停刊書,交給英國大使。
租界當局由於英國特殊的對華政策,不願親日,也不想對日持強硬政策,所以對於取締英商出面的抗日報紙很痛快,批覆立時下來,《文匯報》不得再出版。這份抗日愛國報紙的清白保住了,然而大家的一腔心血付之東流。看來,找個野心勃勃、醉於名利的外國人當掛名老闆真是後患無窮。舊中國民營報業資金來源是多種多樣的,也有不同類型的投資人。什麼人出錢辦報,決定了這張報紙的編輯方針和風格。所以職業報人總是盡力爭取獨立自由資本,以贏得運作上的自由。

文匯報戰後復刊

上海《文匯報》 上海《文匯報》
抗日戰爭勝利後,《文匯報》因為立場鮮明的反對內戰,令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十分不滿,迫使《文匯報》於1947年5月24日停刊。在各界愛國人士的幫助之下,《文匯報》報社同仁一路輾轉,於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復刊。解放後,上海《文匯報》也復刊,所以就形成了兩家《文匯報》。兩家報紙沒有任何隸屬關係。 [1] 
文化大革命中,《文匯報》受到嚴重衝擊,被迫關閉。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文匯報》曾經有非常輝煌的歷史發行量達到了一百七十萬份,在撥亂反正期間報紙宣傳一些思想改革的總的方針,在報紙上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作品。後來講到的傷痕文學,《傷痕》這篇小説就是《文匯報》發出來的。《文匯報》發行量有四十萬份。

文匯報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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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寶禮 嚴寶禮
嚴寶禮(1900-1960)字問聃,號保釐,蘇州同裏鎮人。少年時就學上海南洋公學,1920年入兩江路局總稽核室任職,善於經營籌劃,被舉為路局“同仁會”負責人。30年代初,創辦集美廣告社,後擴充為交通廣告公司,承辦鐵路沿線及上海市區路牌廣告。抗日戰爭爆發後,嚴寶禮於1938年1月通過英國人克明領取英國執照,聯絡好友創辦《文匯報》,任總經理。他廣聘有愛國心的記者編輯,報道八路軍轉戰敵後抗戰,紀念十九路軍抗日等,翌年5月發表“五·九”國恥社論被勒令停刊。45年6月18日,嚴寶禮遭日本憲兵逮捕,經營救出獄。9月,《文匯報》復刊。他繼續廣攬愛國記者.編輯主持報紙,使復刊的《文匯報》成為國民黨統治區進步輿論的一個重要陣地。國民黨威逼收買不成,遂於47年5月封閉該報。嚴寶禮等將資金設備轉移香港,1948年9月在香港出版《文匯報》。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上海《文匯報》復刊,嚴任總經理。他領導《文匯報》積極宣傳社會主義建設,在貫徹中國共產黨的“雙百方針”,團結知識分子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他還擔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委員等職。1960年12月病逝於上海。

文匯報發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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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匯報》的發行區域和渠道:上海地區佔三分之二,江蘇、浙江、發行量比較多。還有就是山東、河南、河北、北京發行量較大,北京約二三萬份。編輯和記者的總量是260人,在北京設有辦事處,江蘇設有辦事處,浙江也有記者站,武漢、西安、廣東、山東都有記者站。同時在世界各地14個國家和地區也設有記者站,在聯合國,有兩組記者,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在巴黎,在東京,在德黑蘭、墨西哥、尼泊爾菲律賓都有記者。

文匯報報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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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設有要聞、國際、財經、體育、教衞、文化等新聞版,及時、準確、客觀地傳播新聞,評論世間萬象,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積極反映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擁有“文匯時評”和“筆會”、“環球視窗”、“國內視窗”、“經濟觀察”、“每週講演”、“論苑”、“學林”、“文藝百家”、“書緣”、“上海人才”、“教育家” 、“近距離”、“視覺”、“健康生活”、“汽車廣場”等一批品牌專欄和專副刊,體現了豐厚的歷史人文積澱。派駐全球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機構的記者即時追蹤國際風雲變幻,全方位報道國內外重大新聞。《文匯報》以強大的名家專家資源塑造主流媒體的時代形象,為當今各界讀者及時提供權威資訊和深度新聞讀解。

文匯報報刊雙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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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文匯報
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可以説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匯報》及《聯合晚報》《新民報》被國民黨政府封閉,部分報社同仁一路輾轉到了香港,在各界愛國人士的幫助之下,文匯報在香港復刊。解放後,上海文匯報又在上海復刊,所以就形成了兩家文匯報,但大家都在用同一個報頭,只不過香港文匯報報頭是豎的,上海文匯報報頭是橫着的。
香港文匯報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會的綜合性大報,也是一份以社會精英為讀者定位的香港主流報紙,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區發行外,還即日運銷中國內地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零售港元6元。香港文匯報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還在美洲、歐洲和東南亞等地區同步出版海外版,讀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香港文匯報正在努力成為一家覆蓋全球華人世界,具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華文精英媒體。2003年5月,香港《文匯報》珠江三角洲新聞中心成立,下設廣州辦事處、深圳辦事處和珠海記者站,《文匯報》副總編輯張建華兼任本中心總編輯。 2006年,香港《文匯報》在廣東省境內發行兩疊24版的“商務精華版”的《文匯報》,週一至週六發行,週日停刊(僅有一次倒扁運動期間沒有停),在各個報刊零售點都有銷售,人民幣3元。一疊主要是報道各地主要新聞和財經地產消息,二疊主要報道娛樂、馬經和六合彩
《文匯報》以香港報紙自居,聲稱讀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會各界精英,由於該報擁有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道國際及兩岸事務時,站在偏左的立場。

文匯報香港創刊

編輯
香港《文匯報》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會的綜合性大報,零售港元6元。
以愛國愛港為辦報宗旨,新聞報道公正翔實,及時準確;新聞內容詳盡豐富,生動活潑;版面時尚,色彩豔麗,印刷精美。
香港文匯報在中國內地各省市共設立包括北京新聞中心、上海新聞中心、珠三角新聞中心在內的三十個辦站機構,擁有一支敬業、勤業的專業記者隊伍,其關於中國新聞的報道和評論,經常獲得國內外媒體的廣泛轉載和高度評價。
香港文匯報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還在美洲、歐洲和東南亞等地區同步出版海外版,讀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香港文匯報正在努力成為一家覆蓋全球華人世界,具有影響力和公信力的華文精英媒體。
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
王樹成先生,河北省平山縣人,高級編輯,現任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1983年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具有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和社會學研究生學歷,中國科技大學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編委,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他相繼擔任新華社半月談雜誌記者、編輯、主編、總編輯助理,1993年升任副總編輯、總經理;1994年12月調任新華社安徽分社社長;1997年底,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2005年底任《經濟參考報》總編輯;2008年5月,擔任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同年12月任現職。
他還相繼擔任安徽省對外宣傳領導小組副組長、安徽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安徽政協委員、安徽省記者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記者協會副主席、北京市老記者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聯誼協會常務理事等。
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他寫出百餘萬字的消息、通訊、特寫、述評、人物專訪、雜文、調查報告及報告文學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華社和相關部委評為全國好新聞,《我們永遠需要艱苦奮鬥》被選入全國中學語文輔導教材。
他在新華社工作期間,相繼組織和參與了國慶50週年、北京奧運會申辦和籌備、抗擊非典等重大戰役性報道;參與過“漫遊中華大地”等大型叢書的編撰,編著有《風雲人物大寫真》等人物通訊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報告文學作品。
早在1946年,因國民黨政府步步緊逼上海《文匯報》就範,報社負責人中就有人提議到香港創一新刊,這樣可以桴鼓相應,互為犄角,使當局不敢輕易下手;一旦報館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轉移到香港。徐鑄成力贊其議,但終因經費難籌,這件事就擱置了下來。鑑於上海館已封,大家無事可做,何不趁此機會去香港開闢新的天地?徐鑄成隨即約來嚴寶禮宦鄉陳虞孫商談。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與李濟深見面,如願合作,即共同出資,創辦香港《文匯報》。
事不宜遲,嚴寶禮很快託人秘密為徐鑄成訂好了赴港機票。臨行前,徐鑄成專門去了吳紹澍家一趟,問他在台灣旅遊時所談之事是否已經決定。吳懇請徐到港後務必向馬敍倫譚平山轉達自己“轉向”的決心。
文匯報 文匯報
香港,徐鑄成先去拜訪夏衍。夏衍告訴他,非常歡迎《文匯報》來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紅”,因為港英當局對進步報刊處處刁難,《華商報》天天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文匯報》應準備頂上去;如果態度一如《華商報》,恐怕有被一網打盡之虞。翌日見到潘漢年,潘也談了同樣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產黨方面的負責人接觸之後,徐鑄成便去拜謁李濟深。他提出由雙方各出10萬元作開辦費,創刊香港《文匯報》。李濟深表示完全贊同,説由徐負責在港創辦《文匯報》,影響必大。李專門留徐共進午餐,並邀來陳邵先、陳此生梅龔彬作陪,席間就創刊計劃進行了詳細磋商,約定由徐、梅和二陳等四人全權籌備。
此時,香港有不少上海《文匯報》時期的同人。他們逃亡到港後,生活無着,不少人依靠領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濟金餬口,然後才各自找到臨時性的工作。大家聞聽徐鑄成抵港有出版《文匯報》之意,就約集起來開酒會歡迎,表示一旦報紙創刊,即辭去現有工作,重回報館效力。正在香港辦《大公報》的胡政之也宴請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競爭對手徐鑄成。酒過三巡後,胡政之笑着説:“鑄成,歡迎你來港恢復《文匯報》,大家熱鬧些。”徐知道這是在試探自己,就虛晃一槍説:“此來僅為訪友。辦報,談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匯報》底子薄,要在香港辦一報館,哪有此力量?”
孟秋江的引薦下,徐鑄成還拜訪了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等在港民主人士。他們聽説《文匯報》有來港出版的打算,都熱情鼓勵。在拜訪譚平山馬敍倫時,徐鑄成沒有忘記吳紹澍的託請。譚、馬二人表示一定將吳的轉向意願轉告中共方面,並希望徐回滬繼續向吳多做工作。
文匯報 文匯報
諸事略有眉目之後,徐鑄成即離港返滬,向嚴寶禮等彙報在港經過。大家都很振奮,立即着手準備相關工作。1948年5月,徐鑄成正式赴港籌備創刊《文匯報》。臨行前,他與黃炎培、陳叔通包達三等三十餘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紅棉酒家聚會,交換對於中共剛剛發出的召開新政協會議號召的意見。大家一致表示熱烈擁護。
經商定,香港《文匯報》由李濟深任董事長(登記時用別名),蔡廷鍇、虞順懋、嚴寶禮、徐鑄成為董事;總主筆徐鑄成,總編輯馬季良,副總編輯柯靈,總經理嚴寶禮,經理宦鄉;報社設社務委員會,正、副主任由陳邵先、徐鑄成分任,委員為嚴寶禮、陳此生梅龔彬和馬季良。領導層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匯報》雙方的組合。歷時四個月的籌備,1948年9月9日,香港《文匯報》終於正式與讀者見面。創辦之初,報社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金拮据。上海《文匯報》本來就是個窮報館,“民革”也屬初創,資金不充裕,報紙出版近半年,雙方交來的股款才各有兩三萬元,與當初約定10萬元相距甚遠。由於資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樣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螄殼裏做道場”,侷促在一幢四層小樓裏。這幢房子小得不成樣子,每層不到60平方米,編輯、排字、印刷、發行、食宿都擠在一起,身為總主筆的徐鑄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樓梯轉角處一間僅容一單身鋪位的“斗室”裏。
徐鑄成本來只負責言論,可是總經理嚴寶禮、經理宦鄉均不能脱身來港,他只好兼管經理部事務,每天除了寫社論、審稿,還要為職工生活、報紙印刷發行尤其是籌款等瑣事奔波,工作強度可想而知。他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稱其為自己服務新聞界60年中“最辛苦勞累之時期”。
香港《文匯報》創刊前,徐鑄成請郭沫若主持了一個茶會,茅盾、夏衍、侯外廬等二十多位文化學術界著名人士應邀參加。他們大多為上海《文匯報》寫過文章,有的還編過副刊。郭沫若在這次茶會上,把《文匯報》當作解放戰爭中文化戰線的一支部隊,號召一切進步力量都來支持《文匯報》,並且勉勵《文匯報》同人高舉民主主義的旗幟奮勇前進。徐鑄成邀請郭沫若主持週刊各版,郭欣然應允,並很快網羅了一批名流分任各個版面的主編:他和侯外廬主編哲學週刊,茅盾主編文學週刊,宋雲彬主編青年週刊,千家駒主編經濟週刊,翦伯贊主編歷史週刊,孫起孟主編教育週刊。這一陣容之整齊強大,可謂一時無兩。《文匯報》在香港能夠“一炮打響”,這些專家主編的各具特色的高水準週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的港九隻有80萬人口,加上澳門也不過百萬。不過出版的報紙卻不少,僅大型日報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對穩定的讀者羣。在這樣競爭激烈的報業環境下,《文匯報》竟然後來居上,一創刊即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不到半月訂户就突破兩萬,超過了《大公報》《華商報》,這讓徐鑄成和同人們備感自豪。曾任香港《文匯報》副經理的黃立文後來撰文説,1948年到1949年這一年多,“是我們從事新聞工作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如此長期持續地處於極度興奮之中的歲月。‘號外’出版發行的頻繁,可以説打破了我國報業史的紀錄。革命發展帶來的歡樂,在讀者中引起的強烈而持久的反應,報紙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華商報》等一兩家外,是其他任何報紙無法比擬的。每當看到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看到自己經手編輯的報紙或‘號外’被搶購一空的時候,我們這批原來亡命香港的報人都很引以自豪”。

文匯報所獲榮譽

編輯
截至到2021年9月30日,上海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批准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共33家,文匯報社位列其中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