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

《戰國策》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範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國時期的縱橫家（遊説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説記錄了當時的縱橫家遊説各國的活動和説辭及其權謀智變鬥爭故事。內容以策士的遊説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戰國時期佔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由於曾歷經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現存版本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2]  [5]  [6]}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衞”“中山”十二國的“策”論。約十五萬字。

《戰國策》並非出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或主線，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據稱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説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國縱橫家説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説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國策》，名稱沿用至今。 ^{[2]  [3]} 

書名戰國指時期，這點並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雲，該書是有關“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後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 ^[4] 

《戰國策》成書以後，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於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南宋時期，姚宏蒐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並加註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並註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並不如姚本。現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3] 

今本共三十三卷。東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齊策六卷，楚策四卷，趙策四卷，魏策四卷，韓策三卷，燕策三卷、宋衞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

（參考資料來源 ^[100]  ）

古《戰國策》原本早已亡佚。東漢延篤可能是第一個對《戰國策》作專門研究的學者，他所作《戰國策論》（又稱《戰國策音義》）一卷據稱內容簡略，早亡佚。同時期的高誘則開始為此書做較詳細的標註，大概恢復有十篇左右。他注的《戰國策》有策文三十三篇，需註釋之處有雙行夾註，所注內容中有關於《春秋後語》的注，對個別字詞、人名、地名等也進行了註釋。他的版本也被認為是原書流失後歷史上第一個較正式全面的《戰國策》版本。北宋時，曾鞏奉旨“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並加以校補，這是所謂的曾鞏的“校勘本”或“校補本”，使得劉向原有三十三篇的舊貌基本得以恢復，不過這個“復完”指的是無整卷佚失，字句段落乃至整章佚失仍不在少數。之後各本“均祖南豐”，即以曾鞏校本作為後世衍生各本的共同祖本。 ^{[80]  [8]  [9]} 

與曾鞏差不多同時，還有王覺、劉敞、李格非等人也在校勘。宋哲宗元祐年間，孫樸入館閣校勘，以曾鞏三次所校定本為基礎，參考蘇頌校本、錢藻校本、劉敞校本、集賢院校本等，於元祐八年（1093年）“遂為定本”。 ^{[8]  [9]} 

南宋初年，剡川（今寧波奉化）人姚宏從孫樸族子孫愨處得到孫樸的校本（可能還有他的弟弟姚寬，但姚寬的作用存疑，應該只是參與整理），該校本“似非元書”，即可能是輾轉過錄本。姚宏以此本為底本進行了校訂，並稱自己這個校本為續注本。而且這個版本據説是最先注意《戰國策》佚文問題的，姚宏在題辭中提到，許多異形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乘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儘管知道劉向時期不可能有這些文字存在，他還是客觀嚴謹地保留了下來。儘可能保留了早先版本的原貌可能是姚本最大的特點之一。 ^{[8]  [9]} 

不過姚本在元明時期並不流行，甚至在元代就已經成了稀本，原因可能是由於姚宏“以伉直忤秦檜，瘐死大理獄中”，以至於“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鮮未見也”（《戰國策·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序》）。但據考證，姚本至少也有三個版本：南宋紹興年間初刻本，又稱“梁溪高氏本”；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書局重刻本；光緒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補齋重刻本。 ^[9] 

與姚宏差不多同時的縉雲（今屬浙江麗水）人鮑彪的校注工作是從歷史學角度入手，除徑改文字以便閲讀外，還大規模改編了原有的篇章結構，他將原書按國別分為十卷，國別下標君王世次，策文隸下。分別為西周策卷、東周策卷、秦策卷、齊策卷、楚策卷、趙策卷、魏策卷、韓策卷、燕策卷和宋衞中山策卷。全書除中山策之外，分別隸屬於十一國五十五位王侯之下，儼然是一部完整的戰國時期國別史。此外還參考《史記》等書另作新注，雖有疏漏，但比起高注更為詳細。此後《戰國策》版本分為“姚本”與“鮑本”兩大系統。鮑本的大規模修改導致這個系列的版本已非《戰國策》劉向編定本原貌，但改編之後文通字順，又經吳師道為之校正錯訛，遂成為元明以至清代中期以前的較為通行之本。不過這個版本因調整策文次序，增刪改動、武斷穿鑿之處也不少，而很是被時人或後人詬病。吳師道就評價説“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説，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説的直白些，就是這個版本通俗易懂，對一般讀者來説“皆習用其書”。 ^{[8]  [79]  [9]} 

元泰定二年（1325年），吳師道據姚宏注補鮑注之缺，正鮑注之失，重新補校了《戰國策》（又名《戰國策校注》，共十一卷），這個吳補註鮑本被《四庫全書》譽為“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簡稱鮑吳本，1922年，它首先被《四部叢刊》收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戰國策》即據此影印，今通稱鮑本。 ^{[8]  [9]} 

吳師道注本和鮑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剡川姚氏本《戰國策續注》直至18世紀中葉才流傳開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盧見曾發現梁溪高氏本並翻刻了一個寧刻本，即盧氏雅雨堂刻本。自此，姚氏本開始流行並逐漸取得《戰國策》注本的正統地位。 ^{[8]  [9]} 

清嘉慶年間，黃丕烈購得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認為是梁溪高氏本。他以此為底本進行勘校，並將重刻本列入《士禮居叢書》，為《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即“士禮居刻本”。至此，《戰國策》兩宋以來姚氏本、鮑氏本兩大版本系統合流。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書局重刻出版此版本。這個版本從此也成為了較為通行的印刷底本。包括清光緒二年（1876）四川尊經書院刻本、清光緒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補齋刻本、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南經綸元記刻本、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書室刻本、清宣統元年（1909）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清宣統元年（1909）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元年（1912）湖北崇文書局刻本、民國元年（1912）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民國間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民國三年（1914）上海鴻寶齋書局影印本（據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民國四年（1915）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禮居叢書影印本、民國五年（1916）上海鴻寶齋石印本、民國六年（1917）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齋士禮居叢書影印本、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掃葉山房影印本、民國十四年（1925）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二十一版）、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影印本、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錦章圖書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民國十九年（1930）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民國二十二年（1933）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袖珍縮印本、民國三十一年（1942）尊經書院重修本、民國上海會文堂書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等等。 ^[9] 

清代時期也有不少學者對《戰國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訂，但較之以前的版本而言，不算太有名，主要是一些修正和校正。包括張琦的《戰國策釋地》、顧觀光《戰國策編年》、吳曾祺的《戰國策補註》、王念孫的《戰國策雜誌》，以及日本關修齡《戰國策高注補正》等。民國時期由於戰亂頻繁，對《戰國策》的研究更多集中於救亡圖存方面，甚至產生過頗多爭議的戰國策派，只有金正煒撰的《戰國策補釋》對高、姚、鮑、吳、黃諸家有所校正，並雜引《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古籍為《戰國策》作補釋。其獨特之處就是省去原文，直接註解，有不少個人見解在其間。 ^[10-11] 

明末天啓年間，錢謙益得宋版《戰國策》兩部，均為姚本，因先後從梁溪（今屬江蘇無錫）安氏、梁溪高氏處得之，故後分別以“安氏本”“高氏本”稱之。這兩個版本的區別在於“高氏本”開卷先目錄、劉序，曾序在卷末，當為初刻本；“安氏本”開卷先曾序，繼之以目錄、劉序，當為修訂後的重刻本。“安氏本”原本今已不存，高氏本現存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據稱為“安氏本”影抄。此書三十三卷，漢高誘注，宋姚宏校正，共一函四冊。 ^[8] 

近代所見質量較高的有諸祖耿《戰國策集註匯考》、範祥雍《戰國策箋證》、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何建章《戰國策註釋》等書。 ^[3] 

春秋戰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並最終被廢棄，鐵製農具和畜力出現，私田大量產生，產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公田不治”，“私田”開闢，冶鐵業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和手工業產能快速增長，傳統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税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嚴重衝擊着“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商業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製鹽業、手工業、交通業繁榮起來。商業打破地域、行業、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域，有些商人憑藉經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經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以至於叔向感嘆説“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94]  [95]} 

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發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築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誌，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築黃金台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勳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12-14] 

這一時期，社會結構發生鉅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國時期，舊的生產關係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濟水平也使部分農業生產者產生了文化的要求，脱離土地束縛的農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於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蒐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展，並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展和新的社會現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於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後，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15]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生了劇烈的動盪，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説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7]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係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調，而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鬥，一直不斷地反覆地進行鬥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兼併戰爭以空前的規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説，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16]  [17]  [18-19]}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略思想，外交戰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遊説之士登上了歷史舞台（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説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説”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説”產生的主體。），左右了戰國中後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遊説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遊説，他們的説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他們或説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説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的人，他們的遊説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説，遊説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着秦王敢説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覆”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後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16]  [17]  [97]} 

不過遊説一過程並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遊説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遊説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瞭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着要成長為合格的遊説之士，需經過長時間專業的學習和培養。幸好戰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後，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將為天下裂”，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説、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遊説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鍊自己：一是鍛鍊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鑑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爭的態度準確分析當下複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遊説方式，養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遊説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遊説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戰國策》的原稿或者説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遊説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説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20-21]  [7]} 

《戰國策》的最初版本已無法考證，只能推斷為部分人基於各種目的將體現遊説策士的政治主張、鬥爭策略的論辯及遊説辭令記載收集起來，讓縱橫家們複雜的思想內容和敷張揚厲的説辭流傳於世。這一過程中最早的編者可能基於當時的一些重要史實和遊説談資為基礎，有意無意甚至可能很隨意的改竄增刪，並夾雜了不少擬作。這降低了原書的史學價值，卻提升了文學價值。 ^[52]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經歷了戰國時的真偽紛爭、秦時的幾近滅頂，已經混亂駁雜、真偽難辨，於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屬宗室，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戰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後稱《劉向別錄》，其中《戰國策敍》記錄了《戰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國策》是大量內容錯亂、互相重複甚至衝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緻複雜的編纂工作後，編成《戰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22-23] 

《戰國策》中刻畫了許多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據統計全書涉及的人物約六百多名，其中事蹟較為詳細、形象鮮明者不下百來人。前後入選教材的，就包括諷齊王納諫的鄒忌、説趙太后的觸龍、客孟嘗君的馮諼等。其中，包括“三疊式”的結構藝術手法，從而表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馮諼剛開始寄身孟嘗君門下，雖自稱“無好”“無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於其他門客而多次提出高標準要求。“三唱”中馮諼這個人物形象的“貪而不足”描繪得很傳神，反襯出孟嘗君的寬容大度，同時也是馮諼故意試探孟嘗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試探孟嘗君值不值得他為之效力、赴湯蹈火。果不其然，孟嘗君的禮賢下士、寬容大度讓馮諼為之巧鑿“三窟”，終身無憂。“三唱”“三窟”，這“三”，並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情節敍述方式，在曲折的情節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動豐富，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 ^[24] 

又如蘇秦，對這一人物主要通過對人物本身的行動，言論做細膩的描繪來塑造蘇秦。當蘇秦説秦惠王時，口若懸河，力言“非戰不足立大功”，這表現出他有一定的才識。失敗後，狼狽而歸，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説，必然會灰心喪氣，可是他卻更加埋頭鑽研，在讀書過於疲憊時，甚至“引錐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後，再度出遊六國，果然取得“卿相富貴”。記敍蘇秦時，就是把他放在一個個矛盾衝突中，讓他在這些矛盾衝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靈魂深處的東西，從而使其個性得以展現。通過這些描述，蘇秦的聰明、自信、刻苦、深於世故以及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個性得到充分展現。 ^[90] 

戰國策士們在遊説時非常注意運用多種修辭使辭采更加動聽、傳神，用絢麗的詞彙，生動形象的語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於形，使之鮮明可感。為打動人心，往往無所顧忌地分析形勢，直陳利害，甚至不惜誇大其辭乃至危言聳聽。從而使説辭具有感染力和説服力。

《戰國策》的駢詞儷句應用一直有其獨到之處，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誇張其詞”的説法，有的學者因此稱其為“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就偶對數量來看，其總數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對，僅次於《左傳》的1321對。其偶句、偶字總量分別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過覆蓋面相對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於有限篇章，偶字駢化率已接近被尊為“駢體之祖”的《諫逐客書》，李斯該文的駢化率為49%（346字/706字）。 ^[25-26] 

駢辭儷句使得《戰國策》第一，詞鋒更為犀利，如《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當秦王以實力不強、準備不足予以拒絕時，蘇秦並不甘心，而且使用帶有刺激性的言辭進一步攛掇對方，最後竟至於進行斥責，企圖以激怒秦王來使其接受自己的計策。“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述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讓人感受到論者之語氣由緩而急、由弱而強。第二，詞情更為濃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見的修辭手法之一，在《戰國策》中的使用也尤為廣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變得淺顯而具體，使語言更加生動形象，使話語更具感染力。全書多使用簡潔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簡短的，一個字或一兩句話的比喻十分常見。如《秦一·張儀欲以漢中與楚》一文中，有“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的記載，這便是個典型的單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蟲，意在説明漢中於秦國，就像蛀蟲於樹木，早晚會成為禍害。

單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帶有“猶”、“若”、“譬如”等標誌性喻詞，如《楚一·荊宣王問羣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這部分有個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將昭奚恤比作狐，企圖動搖楚王對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范雎將良犬比作強秦，將跛足的兔子比作東方六國，取悦秦王的同時也使得秦王能夠認真思考自己的建議。 ^[27] 

除明喻外，還有暗喻，如《趙三·趙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的比喻，將三萬兵士比作寶劍，強國軍隊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數需得與時變化的觀念。

《戰國策》語言還具有放言無忌的特點。戰國策士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他們奔走遊説，就是為取得功名富貴，對於這一點，他們也從未加以掩飾，因此，這也形成了《戰國辭》説辭語言表達直截了當，絕少掩飾的特點。除了敢於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跡外，許多文章甚至毫無忌憚，語言粗野，甚至不避諱談論個人隱私。如《韓二·楚圍雍氏五月》一文，楚圍雍氏。韓國派使臣求救於秦，見到秦王后，韓國使者尚靳説明唇亡齒寒的道理。秦宣太后對尚靳的觀點表示贊同，但她又説“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國太后，竟然會對使臣説出這樣的話，不覺羞恥，毫不遮掩，這場景恐怕也只有在《戰國策》一書中能見到。 ^[97] 

描寫往往是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戰國策》中的細節描寫簡潔傳神。如描寫鄒忌，只有“八尺有餘，形貌昳麗”八個字，簡單勾勒出鄒忌身材高大、貌美豔麗的樣子，具體長得怎樣並無實寫，只有一句：可與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長得如何，同樣未知。這些未定的內容反而豐富了作品語言的張力。 ^[28-29] 

還有楚懷王的寵姬鄭袖，《楚二·楚懷王拘張儀》中，鄭袖第一次作為“王之幸夫人鄭袖”上場，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賤於王乎”，然後鼓唇搖舌的一番分析，鄭袖顯得手足無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由此章末“鄭袖遽説楚王出張子”中的一個“遽”字，足可見鄭袖面臨失寵危機時的慌亂。此章內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見描寫鄭袖運用何種手段如何向楚王遊説，是梨花帶雨還是嬌嗔含笑全由讀者想象，從而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30] 

《戰國策》單純的敍事方面筆墨並不多，大多以對話出現，其文約而事豐，以對話的形式將人物的主張以及行動聯繫起來，將故事情節用一種場景轉換的方式來實現。敍事者常常將觀點隱沒在語言或是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態度和評判。評述文字的部分顯然是文本的隱含作者，他通過敍事者特有的敍事視角來進行敍述從而“陳其勢，言其方”。如《齊三·孟嘗君在薛》楚國軍隊攻伐孟嘗君的封地薛，孟嘗君懇請淳于髡謀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見齊閔王説“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敍事者顯然是站在一個全知視角下，對即將發生的事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評價，對事情的發展以及淳于髡的反應都瞭如指掌，並給予掌局者般的評價。《戰國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過人物的言行將隱晦的觀念和犀利的評論結合起來。 ^[31] 

《戰國策》就説理而言，一味從一方面説理論證，論證稍顯單薄，也缺乏有力的説服。如果將兩個對立面放到一起，比較優劣，對比説明，結論更為可信。

《戰國策》對人物的描寫十分廣泛，涉及到610多個，構成事件超過540個。不僅是太后、國君、貴族，還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眾多的人物要進行全方位的描寫並不容易。這方面，書中很擅長運用矛盾設定和對比來展示，像《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中，蘇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蘇秦窮困潦倒和榮歸故里時的態度對比，折射了當時社會人們的勢利心態。蘇秦在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的至親之人都不和他説話，態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錦還鄉時，蘇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後態度對比明顯，而一句“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體現了蘇秦家人的勢利，也道破了世態炎涼。

由不得蘇秦都感慨“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不過，蘇秦衣錦還鄉後對家人的譏諷，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説是中國封建時期小知識分子的通病。還有商鞅，他通過制定和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處以車裂後示眾，“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這前後兩個場面的鮮明對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祿為皈依的世態炎涼。 ^[32] 

《戰國策》還擅長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進行對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徵，如《燕三·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中，為了突出荊軻刺秦王的鎮靜，勇敢，作者在他身邊安排了一個作為對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陽。秦武陽是燕國勇士，號稱“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然而，當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陽宮陛下，等待秦王接見之時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被咸陽宮中聲勢浩大的場面和秦王顯赫威嚴嚇着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荊軻先是回頭一笑，安慰秦武陽，然後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釋消除了秦王與羣臣的猜疑，使大禍消彌於突發之前。通過兩個人的對比，突出了荊軻臨危不懼，沉着冷靜的性格。 ^[91] 

《戰國策》説辭的“文辭之勝”在外在結構上表現為語言上的韻散結合，句式錯綜變化，張弛有度，鏗鏘有力的節奏感帶給讀者以強烈的衝擊力。可以説，給人的第一感覺便是敷張揚厲，氣勢縱橫，內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節奏鮮明，説理更加嚴密、敍事更有表現力。在《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中，蘇秦進言秦“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蘇秦認為秦國有統一六國的實力，希望秦王能用他來完成宏圖偉業。而秦惠王卻認為自己實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時機，“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婉轉地拒絕了蘇秦的請求。

對偶也是，能夠有效增加説辭感染力和説服力。如《趙二·秦攻趙》中有一段蘇秦遊説秦王，“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蘇秦將多個對偶句鋪排，以齊國為前車之鑑説明秦國如果不休兵戈，必會有無窮後患。還有《楚四·莊辛謂楚襄王》莊辛的一段説辭“遊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這段説辭中，先是四個整齊的四字句，簡潔明快，緊接着以散句相隨，放慢言辭的節奏，正所謂“張弛有度”。整篇説辭或韻或散，韻散結合，使得文辭富於變化而不顯得單調。這種句式的使用，或並列，或正反，有長有短，中間用連詞轉折。不但説理緊湊綿密，而且抑揚頓挫，讀之富有節奏感，可謂聲情並茂；聽之抑揚頓挫，極具衝擊力。還有《趙二·王破原陽以為騎邑》中“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陰陽之宜。”這一段辭令，全是對句，或並列，或正反，有長有短，中間用連詞轉折。不但説理緊湊綿密，而且抑揚頓挫，讀之富有節奏感，聽之抑揚頓挫，可謂聲情並茂。 ^[97] 

《戰國策》一書不乏自相矛盾或與其他資料矛盾之處，比如蘇秦，在《戰國策》中主名為“蘇秦”的，《史記》往往都作“蘇代”、“蘇厲”，或冠以他名。《齊四·蘇秦自燕之齊》除措辭有些許差異外，內容與《史記·田齊世家》基本一致，但《戰國策》的主名是“蘇秦”，《史記》則為“蘇代”。還有《燕二·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與《戰國縱橫家書》中《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內容差不多，但兩者主名不同，很難説到底主角是蘇秦還是他兄弟。甚至《戰國策》自己都前後矛盾，比如《魏一·蘇秦拘於魏》一章，記載了蘇秦拘於魏而蘇厲為他向魏王遊説的故事，而這部分內容在《燕一·蘇代過魏》中卻成了“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蘇秦變成了蘇代，蘇厲變成了“齊使人”。這種主名的混亂，除了傳抄、整理時的無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蘇秦故事不同層次之間的對立與交叉，以及傳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據各自立場對於這種對立的處理與調和。 ^[84] 

《戰國策》常常根據內容的需要隨時引用經典著作、成語和民間諺語，把古語、今語、口語、警策語等融為一體。可以説，它的語言説服力很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引用，這個引用不侷限於書本等某個特定範圍，但一定要有説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們都好引俗語，因為俗語來源於生活，流傳於民間，往往積累了勞動人民的生活經驗和樸素願望，具有簡練、形象，通俗易懂，風趣幽默的特點。如《楚四·莊辛謂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補牢的俗語，“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猶未遲也。’是莊辛藉此説明及時止損的必要性。 ^[21] 

策士們還喜歡引經據典，像《詩經》等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典，適當的引用不僅可以為自己的論點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據，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識儲備，使論辯具備説服力。如《秦三·應侯謂昭王》引用了《詩經》，“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藉以勸説秦王要鞏固威信，加強權力。

《戰國策》寓言與同時代的其他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樣，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大都是用來闡述諸家思想學説體系的工具，附印着各家學派鮮明的思想色彩，而《戰國策》中的寓言卻往往是一些遊説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場合中的順口説出來的即興之作。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個結構，即針對一個論點展開故事，在故事的結尾加以論述點明主題，並且形式上常以對話展開，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不僅能拉近交談者的心理距離，而且使論述的展開自然不生硬。 ^[34] 

《戰國策》中寓言題材一般分為擬人化的動物寓言、類型化的社會寓言和附會古人的歷史寓言三大類。目的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即遊説君主、消弭災禍，勸告君王莫信讒言、表白忠心，推薦賢才、貶退小人。內容淺顯易懂，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從而增強了辯詞説服力。比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蘇代只用這樣一個小寓言故事，就説明了“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免除了燕國的一場兵禍。有人統計過《戰國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則，其中56則寓言有明確的寓言講述者，18則無使用語境，無使用者。 ^[80]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並非沒有理由，與西方國家注重抽象思維不同，中國古代人們的抽象思維能力較差，在戰國時期，嚴格意義的理論思辨文字尚未產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維的影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即易象思維，因而，在説理時更多的採用形象説理的方法。另外，當時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即使貴為君王，學識也不見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評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讓這些“淺薄”的遊説對象接受自己的主張和觀點，就要善於引譬設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為了最好語言工具。 ^[97] 

根據寓言故事的角色，《戰國策》的寓言故事可分為人物寓言44和動物寓言30則。比如“忠且見棄”（《秦一·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楚人有兩妻”（《秦一·陳軫去楚》）、“管莊子刺虎”（《秦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畫蛇添足”（《齊二·昭陽為楚伐魏章》）、“同舟而濟”（《燕二·或獻書燕王》）、“鷸蚌相爭”（《燕二·趙且伐燕章》）、“狐假虎威”（《楚一·荊宣王問羣臣》）等。 ^[35-37] 

戰國時代的策士們與《戰國策》中的寓言是相輔相成的，策士們在遊説活動中如何通過自己的説辭獲得遊説對象的信任是至關重要的。在遊説時，根據遊説對象的主、客觀情況對説辭進行調整，適當加入寓言故事，在聽者樂於聽聞的狀態下達到遊説的目的，提高了遊説的成功率。而且策士面對的大多是地位極高的人，措辭一定要委婉，因此時常需要故事來隱喻。動物們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其生物性和人類的社會性巧妙地合二為一，便達到了詼諧幽默的語言效果。如經典的“狐假虎威”，將昭奚恤比作聰明狡猾、虛張聲勢的狐狸，將楚王比作實力強大、天威在上的老虎，既寬慰了楚王憂慮疑惑的心情，又不動聲色地暗諷楚王不明事理。策士作為《戰國策》寓言最主要的創作者、講述者和傳播者，使得原本零散、不成系統的寓言變得定型、凝練且意義確定，同時，在遊説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承擔了傳播者的使命，也擴大了寓言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 ^[38] 

策士們使用寓言故事來幫助自己完成預期的政治目標。當然，這並不代表寓言會對諸國政事起到決定性作用，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對各國局勢產生影響。像《魏四·魏王欲攻邯鄲章》使臣季梁出使途中聞魏王欲攻邯鄲之消息，便中途返回去見魏王，他用著名的“南轅北轍”的寓言故事，看似在講述自己在途中的所見所聞，實則是在委婉地向魏王表達自己對魏攻邯鄲的看法，“魏攻邯鄲猶至楚而北行，所以不如勿攻”這就是季梁給出的建議。這樣的戰爭於魏國無任何益處，還會影響魏國的長足發展，不戰就是最好的選擇。 ^[38] 

《戰國策》中很多寓言故事都是與戰爭主題密切相關的，似乎策士們使用的寓言故事都起到了預期效果，它或勸兩國停止攻伐，避免第三國坐收漁利；或勸本國保存實力勿與他國開戰等。 ^[39] 

除了排難解紛、卻敵存國，策士畢竟也是凡人，他們也擁有普通人的情感，在人生失意之時，在面對國君的“君德淺薄”、仕途的坎坷等諸多問題之時，他們也需要抒發內心憤懣。而在這過程中寓言故事就是很好的工具，寓己志於故事中、表達個人不滿、鬱悶的情緒。如《秦二·甘茂亡秦且之齊》，甘茂逃離秦國時遇到蘇代以“江上處女”自比，並直言“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逐我也。”曾官至丞相的甘茂將個人姿態放得很低，願投奔蘇代，也就是想得到蘇代引見入齊之意。為自己尋找下一個可以謀生的去處。 ^[38] 

需要説明的是，明代後期以前對《戰國策》的研究，主要涉及成書情況、書名討論、作者爭論、文本校注、篇目選評及版本流傳等方面。而對其寓言的討論主要散見於《戰國策》注本及選評本中。明代後期到清代盛行點評之風，很多古文選本開始收錄並點評《戰國策》，尤其是其中的寓言，如《天下才子必讀書》就點評《西周·蘇厲謂周君》“於中間描寫善射者‘百發百中’、‘一發不中’，而意已盡出，此為善用筆也”。日本學者關修齡曾經點評《西周·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信貨良劍以喻周最，以太公喻周君也，言何不立最為太子哉”。 ^[38] 

戰國時期諸侯莫不崇尚霸道王權，爭勝圖霸。而爭霸之時對人才異常看重與提拔，一介布衣可能一番話就“説人主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這種經歷令士人無不傳相仿效，都試圖借其才學與智謀而實現名譽地位的追求。這期間，或真或假的產生了許多關於策士縱橫捭闔於諸侯之間的遊説故事。《戰國策》的原始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説了當時此類故事之多。 ^[40] 

編纂故事的主要目的自然是為了學習與模仿策士遊説的事蹟。士人既要仿遊説之形，亦須仿説辭之意，更要結合勸諫者所需，多方揣摩、設身處地，做出一番籌劃算計。所以，他們在學習縱橫名士的遊説事蹟之時，會將既有之事踵事增華，令固有人物改頭換面，或以未有之境想象虛構等，創作出無可考證的情節與言辭。這也就是為何戰國時大量的遊説故事並非屬於實錄史實之作的原因之一。這種虛擬作品不重視情節是否完備、內容是否可靠等方面，它通常只是藉助於一種有效的言説形式，而創作出針對不同接受對象的遊説辭令。 ^[40] 

不過既然是遊説，這類故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多是“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遊士三寸之舌”，屬於揣度人主之思、演練諫言技巧的描述，甚至可説具有某種模式。譬如不同作品中包含相似或雷同的情節段落的情節模式化，或者在某些作品中反覆出現類似的言辭表述形式的言辭模式化。像《齊三·齊王夫人死》，齊王的寵臣薛公想知道新王后人選，“乃獻七珥，美其一”。然後“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這主意很絕，但故事情節卻與《楚四·楚王后死》的內容差不多，楚王后死後，楚王寵臣昭魚獻五副耳環予楚王，其中一對特別精美。“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兩則套用同一故事模式，人物行事相類，情節近於重複，模式化創作痕跡昭然。 ^[40] 

全書言辭的模式化更多，像散見於全書的蘇秦、張儀之事：張儀為連橫之事，接連遊説於齊、楚、趙、魏、韓、燕諸王，題目都是千篇一律的《張儀為秦連橫説某王》；蘇秦也一樣，《蘇秦（或蘇子）為某國合從説某王》。各篇皆以“張儀（蘇秦）謂王”的言説形式展開，説辭的內容、形式、語言風格都十分相似，“某國方圓（土地）多少，各地哪些名城，兵甲多少萬，此乃大王爭奪天下之資”，然後統統都是“某王曰：敬奉社稷以從”收尾。內容基本上都是在蘇秦（張儀）諸篇的基礎上進行了反向的修改，模式化極為明顯。還有著名的“張儀欺楚”，且不提楚懷王是否會蠢到因同樣一塊漢中之地，再次被秦國受騙，僅就內容而言，它與《秦二·齊助楚攻秦》實際上是一個故事，只不過更換了人物和背景。以至於有人評論説，“《國策》對於誰以地欺楚的不同記載，實際上還保留了傳説的早期狀態，所以主名未定。到了司馬遷手裏，張儀已成為名聲顯赫的箭垛式人物，所以《史記》就乾脆把它記在張儀的賬上了。” ^{[40]  [80]  [84]  [96]} 

模式化虛擬的在敍事中，更重於展示士人是如何參與政局之中贏取利益、怎樣耍弄心機打動諸侯，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士人謀得實際利益。因此這些作品中，對歷史形勢的描述經常與當時不符，比如《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中所對應的歷史形勢明顯應當是秦昭王時期的（秦惠王時期的巫山、黔中屬楚，代地屬趙），這種時序的衝突與事實的矛盾，説明這篇説辭當是後人虛構擬託的。還有《魏一·蘇子為趙合從説魏王》有“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一句，如錢穆評論“時秦尚未稱王，何遽築帝宮”（秦國稱王是公元前325年的秦惠文王時期，而當時的趙國君主趙肅侯死於公元前326年）。除此外，文章中常常會有遊説對象反應的設置，大多是臆測，顯示自我遊説成功，像縱橫諸篇，其中頻有諸侯信服，允諾獻地、罷兵等描述，與當時形勢大多不符。以代表性的“蘇秦”系列推斷，署名蘇秦的這七篇都應該是同一系列，都是戰國末期的模擬之作。應當是先有“為燕間齊”系列故事，戰國末期的作者們在這一系列的基礎上，廣為蒐羅虛構，創作出了與張儀相對的蘇秦合縱諸篇，然後再按照蘇秦的行文邏輯，反向而述，創作出了張儀諸篇，因為作者並不熟悉他所設置的“蘇張縱橫”所處的七國曆史、地理情況，因而導致錯誤連篇。 ^{[84]  [40]} 

不過雖然是虛擬，這些作品卻大都佈局精巧。如《東周·東周欲為稻》蘇秦為西周君主應對不同情況設計兩種對策，《秦二·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馮章為秦王推演出佯許漢中之地予楚的成效，如此謀算得當的安排，顯然不會是策士在言談間的隨口杜撰。 ^[40] 

《戰國策》的虛構創作，標誌着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至戰國中、後期，史傳領域在藝術構思上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浪漫想象的因素。不論是套用情節模式或是因襲言辭模式，這些故事同文學本身的虛構性發展更具有內藴關聯。因為它們畢竟已經更加大膽地步入了脱離實錄、積極改創的嘗試之中，不僅使文本具有了更豐富的觀賞性與趣味性，亦為後世作品中虛構、刻畫、描摹、鋪張、渲染等創作方式帶來了開拓性的啓示。 ^[41] 

《鬼谷子集校注·內揵》有注曰：“內者，進説辭；揵者，揵所謀也。”進説辭就是縱橫家的遊説手段，是進行遊説的基礎，“一言之辯，強於九鼎之言；三寸之舌，勝過百萬之兵。”這就是戰國策士運用縱橫捭闔的策略和説辯藝術，遊説天下諸侯的真實寫照。《戰國策》倡導“策略至上”，而這些謀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進諫；因其所懼，危言聳聽；掩短誦長，弄虛作假；挑撥離間，陰謀暗算；傾詐翻覆，誘敵至敗；誇言其長處而以利誘之，攻擊其短處而以威逼之。這就是所謂的縱橫捭闔之計，長短傾側之術。而對策士們來説，“計謀”的得逞，主要靠“説”。縱橫家們憑藉精妙的論辯技巧，多變的遊説策略，奔走遊説各國諸侯，一方面為國君們出謀劃策；另一方面謀求個人的功名富貴，遊走於各國，在當時的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可謂是“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王充《論衡·效力》也認為“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這裏在肯定縱橫家重要政治作用的同時也肯定了其出色的語言藝術。可以説，高超的論辯水平和機智敏捷的反應速度是策士們遊説人主必不可少的能力。 ^[81-82] 

《戰國策》中説服和勸諫的場景，許多都發生在臣下與君王之間，而且大多是比較緊要的時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給説服者和勸諫者帶來殺身之禍，至少也是無法達到目的，如《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蘇秦舌燦蓮花，可還是“説秦王書十上而説不行”，最後只能是“去秦而歸”。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説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見，成為一種至關重要的本領，這可能也是戰國時期謀臣策士普遍具有較高語言藝術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齊助楚攻秦》，張儀開場便表示“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這種對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於化解楚王的戒備之心，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意見。還有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使説服過程更有趣味性，如《齊二·昭陽為楚伐魏》，陳軫在勸説楚國大將昭陽在取得對魏國的勝利後不要繼續攻打齊國的時候，就講了著名的“畫蛇添足”。最終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進諫時需要熟諳君王心理，要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共鳴，如《趙四·趙太后新用事》“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觸龍以敍家常的方式，啓發太后明白愛子必須為之計深遠的道理，切中要害，終於説服太后同意長安君到齊國去做人質。而趙太后甚至把孩子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這種對話中得到了一種反襯。 ^{[29]  [42]  [88]} 

《戰國策》中説服對象大多地位極高，如果沒有很好的邏輯性，很難説服對方。邏輯嚴密的推理過程，層層推進，更能使人信服。如《齊一·楚威王戰勝于徐州》，張醜先幫助楚王分析楚國獲勝的原因，接着分析了齊國驅逐田嬰的後果。整個推理過程邏輯嚴密，幫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關係，“楚王因弗逐”。而且，説服對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着策士一句話説不對就可能有殺身之禍，因此《戰國策》中擬人的使用尤其頻繁，甚至因此誕生了許多寓言故事，策士將無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説理形象生動，又避免了直諫的風險，使相關人能夠認真聽，聽進去，即使不成危險也小很多。如《齊三·孟嘗君將入秦》中，蘇秦將桃梗和土偶擬人化，講述了它們雨後各自的歸宿，藉以告知孟嘗君：秦國乃虎狼之地，而孟嘗君好似無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運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嘗君一聽便知。 ^[43] 

《戰國策》中的謀臣策士在陳述自己的觀點時，大量運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繹推理、歸納推理、類比推理和比喻推理。當然也不乏邏輯謬誤和詭辯。在推理和詭辯過程中，讓整個文章表現出相當的邏輯藝術。比如《趙四·趙太后新用事》就是一個標準的三段論，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無功之尊”，小前提，長安君就是這種，結論，長安君是無功不能自立。類比推理也很多，這也是該書主要特點之一，比如《齊一·鄒忌修八尺有餘》，作為美男子的鄒忌發現自己其實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邊那些人更多是為了各種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齊王肯定會受到更深的欺瞞。由於類比雙方有許多共同點，使得這個推理有很強的説服力。齊王也認識到自己受矇蔽之深，因而下令納諫，革除弊政。 ^[7] 

鋪陳誇張是《戰國策》語言的一個主要特點，策士們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運用主觀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質，或渲染氣氛。當然，誇張要運用地恰到好處，不能使聽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誇大，卻能引起興趣且具説服力。如《楚一·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説楚王》中，張儀的遊説可以説是將誇張用到了極致“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這種近乎吹牛般的誇張令楚王心生畏懼，最終答應了連橫一事。而在《齊一·蘇秦為趙合從説齊宣王》，蘇秦如法炮製，“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若風雨”。蘇秦稱讚齊國土地遼闊，精兵眾多，糧食無數，都城臨淄經濟發達，富饒程度前所未有。縱然是誇張，也使得齊王心悦誠服。當然，誇張還有一個效果，就是讓聽者聽到不利之處，產生恐懼感，主動採納遊説主張的方法。如《秦五·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甘羅嚇唬張唐説“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張唐立刻表示“請因孺子而行”。很多時候，讓對方膽戰心驚和給對方很大的利益誘惑一樣有效。 ^[21] 

遊説是一個需要主體、客體都參與進去的活動，如果只是“誨爾諄諄，聽我藐藐”，那麼再舌燦蓮花，也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所以，機智的策士們便在耍點語言技巧，遊説之前先留以懸念，以此引起執政者的注意，也為自己的遊説爭取到主動權。比如《齊一·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將要在薛地築城，很多門客進言都被拒絕，而一位不知名的齊人卻為自己爭取到三個字的機會，他只説了“海大魚”，然後轉身就走，靖郭君卻因此把齊人留下，讓他把話説完就走。可以説，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備的功課，畢竟遊説對象高高在上，往往個性驕縱，若想遊説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論辯達到應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陽》中陳軫勸誡楚王不要據守宜陽就是，楚王好打獵，陳軫便以狩獵的作比，“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過有經驗的獵人，最終自投羅網。韓相必定守不住宜陽，楚王不如以靜制動。 ^[38] 

語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戰國策》中策士為了某種目的，常常裝聾賣傻，刻意曲解對方話語中模糊或多義的部分。像《齊四·齊人有馮諼者》中馮諼，去薛地收債前詢問孟嘗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視吾家所寡有者”這句指示不明確的話後後故意曲解，一把火燒了封地轄民所有的券契，然後告訴孟嘗君，“臣所以為君市義”。不過這句話的藝術在當時並沒有顯示，而是在幾年後孟嘗君被免職時，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時孟嘗君才明白，“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見之”。還有如《東周·温人之周》，魏國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東周，在受到審查時，他巧妙地引用《詩經·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此來證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東周國的主人，並非客遊此地，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無言以對，只好放他出境。這句話是完全的斷章取義，和原文抱怨自己勞作不休還沒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 ^[44-45]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招賢納士、禮賢下士成為這個時代的突出現象。在《戰國策》裏，這種現象側重表現為尚“士”。有長於圖謀劃策、運籌帷幄的“謀士”，有善於奔走遊説、應對辯難的“辯士”，有不惜捨命而報主的“勇士”，也有為人排憂解難、高行義節的“義士”。士”雖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學識、才能謀生的知識分子，所謂“學以居位曰士”（班固）。《戰國策》集中敍寫的戰國時代“士”的活動，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雄師”的評價。 ^[97] 

首先是“士”的地位問題。“士”屬於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農夫”，商周時期則是歸於低層次的貴族階級（農工商士“四民”之中最低級者），在君王面前屬於被統治者。但在戰國時期，即使統治者也認識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終又是由臣民的擁戴和效力決定的。比如戰國末期代趙孝成王執政的趙威後明確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題“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既然“民為本君為末”，那麼“士”作為“民”中的精英階層，輔佐君王治理國家進而稱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説。齊國顏斶就提出“士貴耳，王者不貴”。 ^[1] 

《戰國策》中的“士”與《論語》中所説的學識淵博且品德高尚之人有所不同，是所謂的“策士”，首次出現於《史記》中，雖然這個詞大量出現於歷史典籍中是在宋代以後。含義多指“縱橫家”，學界籠統的把戰國縱橫家作為戰國時期活動的士階層，這個界定包括範圍爭議均很大，除蘇秦、張儀這種在列國中翻雲覆雨的（此二人在今本497章版本中，蘇秦及兄弟出現60章，張儀出現51章，若去掉重複，則涉及蘇秦、張儀的策文約有百餘章，而且這些策文較為均衡地散見於各策之中，猶如《戰國策》一書的骨架），還包括能夠在君主身後運籌帷幄，為君主出謀劃策的“謀士”，如司馬錯，有人認為還應該包括具有俠義精神，視死如歸的勇士如荊軻、聶政、豫讓等；和像魯仲連、王鬥這樣崇尚道義，形象光輝高大的義士。 ^{[47]  [85]} 

戰國時期，外交斡旋激烈，戰爭頻繁殘酷，國際間的聯盟很不牢固，各國都在探索各自有效的應對和發展模式。在此形勢下，為了解決危機、制定政策、指導國家活動，策士的作用顯得越來越大，於是，各諸侯、卿大夫爭先恐後地養士，做好發展的智力儲備工作，如《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所説“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其在國家政治決策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於眾多策士的理論觀點經常不一致，為了辨明是非等用意，各國政要所養之士通常都動輒數十上百，多者如戰國四公子和呂不韋號稱“門下三千客”。 ^[94] 

《鬼谷子集校注·內揵》曾經指出“內者，進説辭；揵者，揵所謀也。”進説辭就是策士的遊説手段，是進行遊説的基礎，士們憑藉精巧的論辯技術，多變的遊説策略，奔走遊説各國諸侯。不過士雖然以建言獻策為業，但“盡忠直言”是個高風險的活動，在掌握着生殺予奪大權的君主面前，進言也必須講究機智和技巧，否則可能有殺身之禍。齊國草民狐咺、貴族陳舉對國事直言不諱，都被閔王處死。所以在《戰國策》中，經常可以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動君王的機智，有時候甚至會帶點詭辯論的色彩，像《楚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就是“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1]  [48]} 

戰國時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道德變化的時期，傳統觀念被徹底改變和顛覆。《戰國策·劉向書錄》將周代思想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西周，這是一個道德禮義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敍人倫，正夫婦……仁義之道，滿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第二個階段是東周的春秋時代，這是道德禮義走向解體的過渡階段。西周的道德禮義“餘業遺烈，流而未滅”。“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天子之命，猶有所行……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第三個階段是戰國時代，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國與國之間以勢力相爭，以智謀相奪。那些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縱橫捭闔，迎合不同的國君，換取功名利祿，朝秦暮楚已司空見慣。“由此給思想界帶來的結果是：“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戰國策》反映的就是這個階段“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的奇事異聞。因此，《戰國策》是一部反映戰國亂世策士為諸侯國君兼併他國效力服務的“亂世之書”。 ^[1] 

《戰國策》一書從成書開始起，用一般的觀點來形容就是“腹黑”，一般認為是“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主張對他們吸收技巧而排斥其思想，換言之，認為《戰國策》不可“放而絕之”，認為其赫赫文采足以讓人忘記辭令之下隱藏的不堪之事。“吾有以轉《國策》，而不為《國策》所轉 ，安在《國策》之不可讀，而讀之可不必注哉”。 ^[51] 

不過，也有人認為所載遊士計謀論説雖有“機變之巧”，然其“機變”之中仍貫穿着不變的道德禮義，這是其論説的道義制高點，只不過這些道義在戰國時代未必被廣泛踐行而已。誠如劉向所説“雖有道德，不得施謀。” ^[83] 

戰國時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諸多哲學門派著書立説傳道授業，使得策士們大多有着自覺認識世界的意識，這種哲學意識散落在《戰國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簡明暢達。《秦三·應侯謂昭王》就體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萬事萬物皆是相對的。 ^[23] 

不過，戰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周代原有的道德禮義不能得到有效貫徹，但並不是説這個時期就沒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相反，在《戰國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階層的人都在宣揚和守護傳統道德，不過這種道德在現實中常常遭到挑戰，“不得施謀”，只能藉助某個特定的場合或機會才能提出或施展。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飲酒時聽出鐘聲有瑕疵，謀士田子方就批評“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 ^[49] 

家庭中的倫理關係是傳統中國一切倫理關係的起點，《戰國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倫。如《韓二·韓傀相韓》，韓國大夫嚴遂禮賢俠客聶政，而聶政初始為“臣有老母，家貧，不敢當仲子之賜”謝絕，這是宣揚了孝；聶政在母親死後，覺得“乃市井之人，而嚴仲子乃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決心報答嚴仲子的恩情刺殺韓傀，這是宣揚了聶政之義。行刺過程中刺殺韓國國相，誤傷韓國國君韓烈侯。這樣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牽連，在自度無法脱身的情況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毀壞自己的身體以免被認出牽連家人，這不僅是宣揚了俠義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聶嫈聽説弟弟死後，不顧自身安危，毅然決然地前去韓國辨認聶政的屍首，是為了顯揚弟弟的名聲，“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進一步襯托了這種精神。 ^[50] 

《戰國策》所處時代與後世不同，君權思想並不重，當暴君出現時，臣民就有權利順應天意民心推翻他，即天命的變革。比如齊閔王，“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 ^[1] 

民本思想是《戰國策》中非常可貴的部分，在戰爭頻發，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維護平民的利益，統治階級便會尤為受歡迎。如《宋衞·衞嗣君時胥靡逃之魏》所言“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如果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會喪失信用，帶壞社會風氣。只有為政的遵守法治、賞罰有信，這個國家的社會風氣才會凸現秩序和正義，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還有被金聖嘆譽為“奇絕之文”的《齊四·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後》，“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趙威後以一組長偶、三個問句暗寓治國理政須“以民為本”的觀點。 ^[23] 

戰國時代是一大變革時代，舊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交替，原有統治階級擔負不起這種社會變革的重大責任，需要招徠賢能之士。各國紛紛開始搜尋能夠幫助變法的人才。如秦國的商鞅、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齊國的鄒忌、趙國公仲連、韓國申不害等，都為各國帶來了富國強兵的體驗。經濟力量強大、私學興盛和學術中心形成、各國諸侯和卿大夫的養士、學術自由交流融合，使“士”階層逐漸成為各國發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52] 

《戰國策》中的“士”嚴格説來包括兩種，一種是貴族，尤其是做官的貴族，因為貴族本身知識水平較高，他們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後，需要自己謀生。而常年養尊處優謀生手段有限，知識就成為他們最貴重的本錢。孔子就開啓了私人教學的先河。這樣，有知識的貴族即使沒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呂氏春秋》所言“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另一類則是“策士”，這個羣體是融匯形成，成分駁雜，並非一類純粹的個體。稱呼也並不固定，通常被稱為“遊士”、“説士”、“辯士”、“權變之士”、“智謀之士”，甚至那些著名的“諸子”也可被稱為“辯士”。因他們是當時合縱連橫政治活動的直接參加者，《漢書·藝文志》直接稱其為“縱橫家”。“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這就是“合縱連橫”的解釋，該策略實際上是當時諸侯國之間制定的能夠改變國際格局的戰略決策，縱橫家就是從事外交活動的主體。事實上，縱橫家的活動不僅僅限於此，兼併與反兼併只是當時政治鬥爭形式的一種，另外的外交鬥爭、軍事鬥爭以及改革變法都有縱橫家的參與。這些鬥爭形式看似獨立，各有各的內容，實則相互制約、相互依存，而且還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14]  [53]  [80]} 

士人階層在當時和後世還有點區別，第一個就是“遊”。士人們常常從一個諸侯國到另一個諸侯國活動，以獲取富貴。只要有君主賞識，出仕並沒有國別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還在母國服務，轉身就去原來的敵國，條件很寬鬆，沒有或很少有歧視異邦學者的行為。即使孔子、孟子、墨子這種大學者，也帶着學生周遊列國。這與當時列國爭雄，需要搶奪人才有關。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戰國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級貴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隸等“賤民”，春秋末年以後，對士的需求和依賴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們對時勢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過君主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這種自覺的行為與以前俯首聽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飾重利的價值觀。很多策士的社會地位普遍不高，甚至有些十分貧窮。這部分策士進入策士行列不可避免地以追求較高的待遇，較高的社會地位為目的，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心理。蘇秦就表示“安有説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標很明確，就是追求權勢富貴。像《東周·東周欲為稻》，蘇秦兩邊勸，最後“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蘇秦既沒有忠於東周，也沒有為西周着想，完全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這次的計謀只是暫時解決了問題而已，並沒有考慮之後西周再利用水控制東周該怎麼辦。他只是兩面陳説利益，自己從中漁利。等到蘇秦掛六國相印後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這種對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達完全不同於傳統的禮樂制度下的規範和道德，更不見容於後來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線。縱橫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更有魯仲連這種淡漠名利高潔不羣的，在《趙三·秦圍趙之邯鄲》中，當秦軍圍困趙國國都邯鄲時，魯仲連到處奔走遊説，解除了趙國之難，趙國解圍之後，趙國君主要封賞魯仲連，可魯仲連卻再三辭讓，“終身不復見”。即使出了名反覆無常的張儀為報蘇秦對自己事業的謀劃幫助，也會發誓説“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第五，身體力行。戰國的“諸子”大多屬於坐而論道，惟有縱橫家把他們的主張徹底地貫徹到實踐中當中，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戰國時期“其實也就是縱橫家的時代”。 ^{[52]  [54]  [89]} 

在不同時期，策士發揮的作用也不一樣，在戰國初期，社會處於轉型期，發展經濟、變法改革、強化政權，鞏固統治者已有地位、擴大政權基礎是這時期的首要任務。策士以內政的參與為主要活動，影響力較小。在戰國中期，隨着國際國內鬥爭日漸激烈，戰爭不斷擴大，策士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以至於沒有策士的參與，各國和卿大夫們甚至舉步維艱，策士的活動進入繁榮階段，大批著名策士，如蘇秦、張儀、陳珍、郭隗、甘茂、樓緩、虞卿等，登上歷史舞台。而戰國後期，秦成為戰爭的主導國家，決定了戰國末期歷史的發展方向。這一時期策士較多地集中在秦國，為秦國的統一服務，包括范雎、李斯等。 ^[87] 

影響較大的戰略思想是“合縱連橫”（連關中之為橫，合關東之為從），這也成為戰國時期外交的精華。它使新舊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對立，兩大敵對集團的政治鬥爭為戰國七雄之間的混戰引進了新的因素。合縱連橫實質上就是當代所謂的地緣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聯盟戰略的發展，是戰國社會變動的特定產物。如《齊一·蘇秦為趙合從説齊宣王》所言“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縱橫運動支配了戰國中後期的國際關係。七國幾乎所有的外交與軍事策略無不圍繞着縱橫的分合而運轉，秦則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戰國策士們奔走遊説也無非是縱、橫兩種主張。所以有“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的説法。 ^[17] 

戰國故事甚至可以為後世提供諸多借鑑，比如漢代，淮南王劉安在與伍被商議謀反之事時，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春秋時列國交戰不守關塞，這裏“成皋”“轘轅”“伊闕”“武關”反覆見於《戰國策》，是戰國時韓、楚距秦的重要關塞，而“招山東之兵”來對抗中央的構想則完全複製了戰國時六國攻秦的計劃，由此可見劉安對戰國形勢的熟悉。 ^[56] 

可能和當時社會中仍有母系氏族社會社會習慣的孑遺有關，戰國時期身居高位參政議政的女性比例遠比後世高，《戰國策》在這方面有較為直觀的反映，像楚國的南後和鄭袖（這倆人歷史上是否為一人存在爭議）、秦國的秦宣太后、趙國的趙太后、中山國的陰姬和江姬等都是。不過這些女性在政治參與中缺乏獨立性，更多的還是以美色或巧言換得君王寵愛，命運的本質上仍然只是男性權力的附庸和玩物。雖然有少數女性（尤其是太后）確實有實權，但這類女性的部分實權更多侷限於對後代或主君的影響或掌控，這些權利更多地來自於其倫理地位，代表着父權家長。 ^{[55]  [30]} 

在《戰國策》中參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這可能與《戰國策》的成書主要目的是遊説，因此取材所載參政女性資料缺乏足夠信息，還有一個可能性在於春秋過渡到戰國之際，姓氏制度發生了變化，而且正在過渡期。 ^[55] 

女性參政引用(2張)

春秋時期女性參政的範圍大多侷限於與自身利益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上，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戰國時期，參政範圍擴大，甚至出現了比如鄭袖説服楚懷王釋放秦臣張儀（楚二·楚懷王拘張儀）。就此類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經出現了直接干預外交事務的現象，春秋時期雖則也有出現，但大都與夫國、母國有關，到了戰國時期的楚國鄭袖這裏，女性對外交事務的干預已經超出了血緣、親屬的範圍，是單純的以參政所帶來的利益為出發點。從利益回報而言，這些干預外交所帶來的外交利益也成為了女性參政的驅動力。還有秦宣太后，也是參政掌權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後，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勢力替她與其子爭奪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這為她將其子秦昭王的權力架空，臨朝稱制四十餘年打下了基礎。從她可以收受他國養地，接見外國使臣之事來看，秦太后擁有的權力是全方位的，對內可以任命大臣，對外可以左右外交。 ^{[55]  [55]} 

對於《戰國策》中提及的女性，後宮就如同她們的權謀場，她們在後宮中利用或創造某種優勢與其他女子進行博弈以期達到自身目的，與策士謀臣們遊走各國遊説君王以顯聲名贏權利非常相似，但史書中對於這種工於心計的女性卻往往評價不佳，她們的爭強好勝被認為是挑起了後宮爭鬥甚至是影響了國家安定，並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中秦公子異人借華陽夫人得以回國繼位，這些女性在歷史記載中着墨不多，但在史家的敍述中卻成了推動歷史事物走向的主導者，甚至是兩國之戰、國家衰亡的罪魁禍首。在寵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後是一整套男性話語體系，而由楚懷王寵鄭袖所導致的國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亂政、女色誤國的先驗命題。 ^[30] 

刺客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特殊的羣體，經常作為鬥爭的工具的來使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一大批刺客出現於人們的視野中，開始活躍在歷史舞台上，刺客的事蹟最先出現於《左傳》與《戰國策》等書中，對於他們的記述基本上都是歷史和文學糅合在一起，很難區分。 ^[46] 

《戰國策》中的刺客中比較知名有豫讓、聶政與荊軻三人，在記載刺客事蹟上也表現出與《左傳》中對刺客一筆帶過的方式不同，能夠比較全面的記載刺客的姓名與所發生的事件，記載的篇幅明顯變長，對刺客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為生動具體。《戰國策》因此成為先秦史傳文學中最先出現的一篇中以一個刺客形象作為中心，並將具體的形象塑造展現於一個大的故事情節中的著作。 ^[46] 

《戰國策》還記載了個別的隱士，如顏斶。但《戰國策》對隱士的思想似乎並不贊同，至少是不置可否。如《齊四·齊宣王見顏斶》似乎對隱士的思想大為讚賞，而《齊四·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後》又似乎對趙威後殺絕隱士的思想深表贊同。可見，《戰國策》提及隱士，其興趣不在於推崇隱逸思想，而是因為顏斶的言論雄辯，駁得齊宣王君臣啞口無言，可資縱橫家效仿。 ^[98] 

古代版本中，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可能是僅有的加了很豐富的注音的版本。他的作品成書於元代，處於近代漢語階段，與現代漢語語音已經很接近。 ^[57] 

通過對該書注音中反切上字和直音的考察，可以發現聲母變化的一些規律。他的注音中已經有不少語句能夠體現輕重唇區分現象。例如：“披其枝”（秦三·範睢曰臣居山東），披：普靡反（《廣韻》：敷羈反，《集韻》：攀靡切）。“披、普和攀”同屬於滂母，“敷”屬於敷母；“靡”與“羈”屬於平聲支韻。滂母是重唇音，敷母是輕唇音，在《廣韻》中兩母可以互切，而在《集韻》中就都換成了滂母，這説明輕重唇已經有了區分。還有聲調的一些變化規律，主要是“全濁上聲變為去聲”和“入派三聲”。比如“欲與我誅者袒右”（齊六·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袒：蕩旱反（《廣韻》：徒旱切）。“袒”屬於旱韻，“旱”屬於上聲韻，但是吳氏注曰：“循習作徒案反，屬於去聲翰韻。”與承襲古書注音的上聲不同，當時已經變成了去聲，這説明在吳師道所處時代“全濁上聲”已經有了“變為去聲”的趨勢。還有“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燕三·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提（同“擲”）：侄帝反（《廣韻》：直炙切）。“擲、直、侄”都屬於澄母，“帝”屬於去聲霽韻，“擲”和“炙”屬於入聲昔韻。宋代之後，入聲逐漸歸入三聲，全濁聲母入聲字變為去聲，此時，“帝”和“炙”可能已經是同韻了，所以這裏可以互切。 ^[57] 

《戰國策》成書以後，其內容的真實性就一直飽受爭議，甚至可説它的性質與定位是《戰國策》研究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劉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藝略》部分，“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換言之，劉向認為這部書是縱橫家“策謀”的大總彙。四部歸類法出現後，多將其歸入史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便把《戰國策》與《史記》並列為史部，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認為“《戰國策》當為史類，更無疑義。”。但對於這一分法，歷代多有不同看法。《隋書·經籍志》就認為《戰國策》並非正史，而將它歸入雜史之列，“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詞》《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謂之雜史。”，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中第一次取消了《戰國策》“史”的地位，而歸入子部“縱橫家”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縱橫者所著，當附於此。”此後，高似孫《子略》、馬端臨《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都把《戰國策》歸入子部。甚至就名稱而言，“策”指“書冊”還是“策略”一直有爭議。還有人認為《戰國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歷史書”，可能是“策士”階層的修習教材，長短不一，故稱為《長書》《修書》《短書》，合起來是《短長》，內容是有關策謀和國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國事》《事語》《國策》。 ^[58] 

單純就內容而論，《戰國策》的記事很多未標註年月，這就嚴重貶損了其史學價值，而且記事不分輕重，僅對所謂的“奇策異智”津津樂道。最為重要的是該書記事不以實錄為宗旨，很多內容明顯是虛構的文學故事，比如入選中學教科書的“唐雎不辱使命”就是（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59]  ）。曾有人評價説“大抵觀戰國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為據”。也有人考證，全部作品中，時地錯訛或言辭虛妄的作品至少有97章。這個比例相當不低。比如《張儀説魏王》及《張儀説韓王》等文均有“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之言，秦稱帝乃周赧王二十七年 ^[60]  ，張儀早已卒於赧王六年，相距二十餘年。因此，《戰國策》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戰國史料，很多人認為它不能稱為“史書”。有人乾脆把《戰國策》稱為“一部收集和杜撰奇謀妙語的故事大全”。 ^{[61-62]  [98]  [99]} 

與同時期的其他史書或史學材料印證，可以認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實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自不待言，還有比如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該書27章中11章的內容見於《戰國策》和《史記》（其餘皆為佚書），文句也大體一致，對修訂和補充《戰國策》有很高的價值，但該帛書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戰國縱橫家書》估計為漢高祖劉邦後期或漢惠帝時的寫本，且“為司馬遷、劉向等所未見”。畢竟現今所見《戰國策》已非劉向所編《戰國策》，而劉向所編《戰國策》亦非戰國縱橫家文獻之原貌，只能説按照秦漢學術的層累判斷，帛書可能更接近於原貌，也更具可靠性。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蘇秦的書信和遊説辭，這些文獻幾乎將司馬遷在《史記》的記載全部否定。比如，蘇秦張儀年代孰先孰後，《史記》記錄顯示這倆人是同齡人，然而帛書記載，蘇秦的年代大體應比張儀晚一代人。而從《戰國策》中所記載的事件來看，張儀又是晚於蘇秦多年。 ^{[33]  [52]  [63-64]} 

至於蘇秦、張儀其他的故事是否可靠也難説，比如早年蘇秦、張儀是否是同學，《戰國策》和《史記》就截然不同，可能是秦漢之際乃至更晚在齊地鬼谷傳説的影響下開始流傳的。比如“張儀的受笞，入秦為相、報仇，所有這些重大情節，與範睢的故事如出一轍，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戰國策》真實性研究有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有關蘇秦張儀的策文，畢竟關於這兩人的文本在《戰國策》《史記》《韓非子》《呂氏春秋》《説苑》乃至《戰國縱橫家書》之間都有互見重出的現象。 ^[84] 

日本學者將《戰國策》的策文（其稱之為“記事資料”）分為兩種：“將採用書信、奏言、對話等形式，而且有歷史背景的、比較可靠的資料稱為‘故事’，將並非書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幾個故事的形式稱為‘傳説’。”這一做法基於《戰國策》史料的駁雜性、層次性，迴避了史學、文獻學方面一些難以解決的爭議，而將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或“傳説”進行研究。 ^[86] 

明清時期考據之風大興，《戰國策》研究在這一時期全面展開，包括黃不烈的《戰國策札記》、金正煒《戰國策補釋》、顧觀光《戰國編年》、張琦《戰國策釋地》等。

20世紀以來的《戰國策》研究，大致經歷了兩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新文化運動之後，疑古風潮興起，羅根澤和金建德等人提出《戰國策》是劉向綴合蒯通書及《史記》等書而成的“偽書”，後來，又展開了對蘇秦、張儀等人的歷史辨偽研究。蒐集逸文方面，則有諸祖狄的《戰國策逸文考》。這次高潮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戰國策》的文本來源及作者的問題，並承續前人對該書進行整理校注。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出土，這次以出土文獻的利用為主要特色，主要關注《戰國策》所載材料的原初歸屬、記事真偽、系年次序、版本流傳等問題，主要參與的學者為楊寬、唐蘭、徐中舒、繆文遠、諸祖耿、鄭良樹、郭人民等。第二次高潮在21世紀的頭幾年基本結束。 ^[84] 

這兩次高潮總體上都屬於史學與文獻學研究領域，但是就算單純從史學或文獻學的角度而言，這些研究還總體上處於起步階段，討論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問題，而且由於材料和證據的缺乏，很多問題一直沒能解決，比如《戰國策》、《史記》以及《戰國縱橫家書》所載不同蘇秦事蹟的考定，在學界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即使在文學研究領域也一直沒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談了一些藝術特色和語言藝術方面的問題。 ^[84]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採，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説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南朝文學評論家劉勰）

“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北宋文學家李格非） ^[65] 

“六經，治世之文；《國策》，亂世之文，然有英偉氣，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學家朱熹） ^[66]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説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清代史學家章學誠）

“其文章之奇足以娛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之心術”（清代學者陸隴其） ^[67] 

“亂乎聖人之經”（清代學者程夔初） ^[66] 

“今夫鳥喙、砒石，毒藥也，國醫恆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則鍾乳參著，或至殺人也；我以仁義用縱橫之言，可以排難；我以忠誠運遊説之知，可以納誨；吾有以轉《國策》，而不為《國策》所轉，安在《國策》之不可讀，而讀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學者王崇炳） ^[68] 

“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學者鮑彪）

“其辭鋪張而揚厲，變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學家、史學家章學誠） ^[69]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它標誌着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個新時期，文學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畫，語言文字的運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鮮明的藝術特色。 ^[70] 

《戰國策》書中還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有人統計多達204個，比如一塵不染，大庭廣眾，兩敗俱傷，南轅北轍，亡羊補牢，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羽毛未豐，引錐剌股，門庭若市，返璞歸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驚弓之鳥，安步當車，不遺餘力，不翼而飛，側目而視，高枕無憂，汗馬功勞，畫蛇添足，揮汗成雨，三人成虎，龍陽泣魚，轉禍為福。這些成語不一定全是後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從句子中提取出來，如《西周·蘇厲謂周君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百發百中。”提取出“百發百中”，《齊四·齊人有馮諼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卧”；有為後世提供了成語內容的，如《秦四·或為六國説秦王》：“於是夫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整理為“積少成多”；有從故事中歸納總結的，如《燕二·趙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總結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現形式不同，如“百發百中”與“百步穿楊”、“轂擊肩摩”與“摩肩擊轂”、“南轅北轍”與“北適話楚”（這種情況是否算一個成語存在爭議）。 ^[71-72] 

《戰國策》語言的手法對漢賦有一定影響，包括：委婉託諷，鋪陳，誇飾。不少學者認為書中那些縱橫家的進言本質便是辭賦，換言之，後世辭賦直接源於《戰國策》説辭。在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中，《楚四·莊辛謂楚襄王》一篇直接被歸入“辭賦類”。《子虛賦》、《大人賦》的浪漫主義色彩便是繼承於此。他在《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説秦惠王》中，蘇秦在稱讚秦國的強悍實力時，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點，這種手法對後世京都賦影響極大，《兩都賦》、《二京賦》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後描寫京都的富庶之態。北宋的蘇洵曾在《諫論》中提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也從一個側面説明了他的文風的淵源。 ^{[23]  [73]} 

對漢賦產生較大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漢初和戰國兩個時代的某些社會矛盾和審美觀念的相近以外，還有一個，就是《戰國策》作為史書必須要受真實性原則的制約，史官須以儘可能客觀的態度對待史實，而漢賦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體那樣注重表現主題，所以往往容易採取史家的筆法。 ^[92] 

《戰國策》對史書有一定影響，因為在這部書中才出現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雛形，到《史記》時這種紀傳體正式形成。更重要的是，原書作者（或作者們）在整理此書的過程中，往往加以自己的評論和觀點，如《齊一·鄒忌修八尺有餘》在篇末用一句話加以總結：“此所謂戰勝於朝廷。”，還有《楚一·江乙説於安陵君》篇末也有“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這其實是借他人之口表達作者觀點。這些評論，或直接表達，或借他人之口，長者一二百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據事而論，可以説這些評論已經奠定了後世“論贊”體體式的基礎，漢代司馬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了“太史公曰”這種論贊形式，開了後世論贊之先河。 ^[97] 

《戰國策》的語言風格、修辭手法和文采，以及着力推動敍事發展的人物語言，均對後世文學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如同樣是記載亂世的小説《三國演義》，魏蜀吳三家謀士為求利益，將縱橫家再現於世。三國中的名篇“諸葛亮舌戰羣儒”中，諸葛亮論辯咄咄逼人，以獨到的政治眼光對當下局勢做出準確判斷，同時短句、排比對偶句的運用使得語言簡潔明快，理直氣壯。不僅在風度上壓倒對方，論辯語言和論辯技巧也更勝一籌，以致對手有口難言，可以説是受戰國策士語言風格的影響頗深。此外，由於全書一些篇章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小説因素，其內容和寫作手法也啓發和影響了後世許多種類的小説，諸如諷刺手法對譴責小説的影響，俠肝義膽對俠義小説的影響，虛構誇飾對傳奇小説的影響，以人系事對史類小説的影響，鋪張揚厲對賦小説的影響，引類譬喻對寓言小説的影響等。 ^{[23]  [93]} 

《戰國策》作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幾千年的時間。其中的語言在發展中會隨着時代的變化賦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義，但是在變化的過程中還保留着古代漢語的一些特點，這對於研究古漢語有其意義。比如當下表述語義時多以雙音節詞為主，但是在上古漢語中是單音節佔主要地位，即一個詞只需要一個音節就可以表示清。《戰國策》成語中也體現了單音節佔優勢的特點，每個單獨的音節都可以表示一個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質於秦》：“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切齒拊心”每個音節都表示一個詞的含義，意為咬緊牙齒，拍擊心胸。形容痛恨到極點。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最緊張時期，國府統治區曾有一個涉及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文化等多個學科的綜合性學術文化流派，包括許多著名學者，因核心人物創辦的《戰國策》半月刊而得名。其產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關心國族存亡與文化發展的知識分子之深重的危機意識與強烈的焦慮感所導致的結果。他們抱着“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國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之途邁進”的主旨，認為“戰國以前的‘剛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認真繼承；這種剛道文明在秦漢以後漸趨消亡，中國文化也因此變成了一種‘無兵的文化’；隨着皇權統治日益鞏固，民眾地位嚴重下降，導致中國社會如一盤散沙般缺乏向心力”。這個流派思想在後來爭議較大，有一段時間甚至被認定為法西斯學派。 ^[74-76] 

《戰國策》作為先秦時期作品，很多文字的書寫和意思同後世迥異，比如《趙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中“參分趙國壤地”，而《史記·趙世家》所記為“三分王之地”，馬王堆出土帛書《戰國策縱橫家書》所記為“疎分趙壤”，疎，同疏，古文中指分散，即瓜分的意思。

《戰國策》一書傳遞千年，歷經多次改版重修，很多文字發生了錯誤，如《趙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中“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按常理，糧食豐收是任何君主都期望的，何況“賢主”，《史記·趙世家》所記為“賢主圖之”，“圖之”解釋得通，《戰國策》此處當有誤。 ^[33] 

劉向（約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末年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歷任散騎諫大夫、散騎宗正、光祿大夫等職。曾奉命領校秘書，撰《別錄》，其後以《別錄》為基礎，撰成《七略》，這是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治《春秋榖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説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

《戰國策》是一部彙編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戰國策》作於蒯通，20世紀30年代，羅根澤也提出類似觀點，還有人認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而中書六號《國策》等，是各種抄藏本的題名不同；劉向編錄《戰國策》時，依據的藍本，特別是“國別者八篇”，蒯通的論戰國權變的八十一首。但這些説法都缺少確鑿證據，仍然只是一種推測。因為《戰國策》文體不一、內容重複冗雜，不僅不像是單人創作，甚至不像是有組織的集體創作。 ^{[5]  [23]  [77]} 

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為《戰國策》不是一時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戰國策》是戰國時代研討扭轉危局之術的人所蒐集的學習資料。”何晉也認為，“《戰國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編著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學習揣摩遊説辭令的遊説之士。”或者説，《戰國策》是戰國縱橫家演講稿或學縱橫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5]  [23]  [77]} 

全書在劉向之前的編輯和整理應包括私人和官方兩個層面。私人整理可能是遊士羣體進行的。官方層面應該分為諸侯王和中央政府兩個層級，地方諸侯王中以淮南王劉安與《戰國策》關係最為密切，劉向所見《修書》即出自淮南地區。漢武帝對戰國故事的分類抄錄，也為劉向編校工作奠定了基礎。 ^[2] 

《戰國策》成書年代同樣難以考證，可能在秦統一以後，還有人認為成書於漢初，因為書中“於秦之穢事，不甚避諱。《秦策》詳記呂不韋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亂秦事。皆秦人所忌諱者，則其著作時期當在漢初矣”。換言之，《戰國策》中一些史實乖違的故事，無論是遊士練習之作還是出於後人揣擬，它們被收入《戰國策》中都體現了編輯者並不熟知相關史實，這也從側面表明戰國故事編輯、整理的時間不會太早。還有一個側面證據是成書於漢初的《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存在交疊性。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