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

對《山海經》一書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大宛傳》。

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確指出《山海經》的作者是在西漢劉秀的《上山海經表》中，劉秀認為《山海經》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吳越春秋》中：“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招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族，殊國異域土地裏數。使益疏而記之，命曰《山海經》。”

其後，東漢時期的王充、趙曄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將《山海經》的作者定為伯益，在流傳過程中，經後人增刪修改。

明代學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載：“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奢侈大博級之，雜傅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花圃之寓言，以成此書”。

清朝畢沅在總結前代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山經》是大禹、伯益創作，《海外經》、《海內經》為秦人所作，《大荒經》則在劉秀修訂時產生。

進入二十世紀，又有學者提出《山海經》的作者是戰國時期的鄒衍；該學説發端於劉師培，他在《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説考》中，根據《墨子》所記“神仙家言，亦以齊邦為盛”推斷，他主張《史記·大宛列傳》與《山海經》並提的《禹本紀》“疑亦衍書”。

另外《山海經》的作者還有學者認為是墨子的弟子隨巢子 ^[25]  。

現今，學術界的討論的焦點是作者的北人與南人之爭。北人説中，主要有秦人創作説和中原洛陽人創作説。顧頡剛在《禹貢全文註釋》稱，“《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而鄭德坤和日學者小川琢治則認為，《山經》中多對中原地區山川、礦產的記述，從而得出中原洛陽人創作的觀點。

南人説中主要有巴、蜀人説，楚人説。呂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説的代表者。呂子方以“大荒”“海內”多有記載巴、蜀之地的事蹟為證據，提出巴、蜀人説。而蒙文通則認為《海內經》四篇是古蜀國的作品，“大荒”巴國作品、《五藏山經》和“海外”四經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後的楚國人的作品。楚人説的代表袁珂先生認為書中所寫神話故事與屈原作品《離騷》、《天問》、《九歌》等關係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語，如《海內經》中關於都廣之野的記載，“播琴”一詞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稱呼“播種”為“播琴”，另《西次三經》中“服之使人不厭”一句中，厭俗稱魘，是四川人説的發夢顛。另書中對顓頊和黃帝的記敍極多，相傳這被楚人供奉為祖先。

據其統計，全書記敍顓頊事蹟的有17處：《海外北經》1處、《大荒東經》1處、《大荒南經》2處、《大荒西經》6處、《大荒北經》5處、《海內經》2處，明確記敍黃帝事蹟的有14處：《北次三經》1處、《海外西經》2處、《海外北經》1處、《大荒東經》2處、《大荒西經》3處、《大荒北經》2處、《海內經》3處，書中稱為帝而實際應指皇帝者9處：《西次三經》“是為帝之下都”、“實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鐘山之東”，《中次三經》“實為帝之密都”、《海外南經》“為帝司夜於此野”、《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海內西經》“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帝之下都”、《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

北人説和南人説以外，一些學者提出折中的見解，他們認為《山海經》在成書、流傳過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時也經歷了南人增減。

學者蕭兵著文稱：《山海經》結構上觀點模糊，節段鬆散，句式零亂，韻散夾雜，缺乏象屈原賦那樣明確而統一的思想、情調、構思和語言風格，並提出《山海經》包含南、北方大量資料信息，僅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無法創作出來的 ^[25]  。

上世紀二十至七十年代，一批學者對《山海經》的成書分別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學者陸侃如撰文提出：海內外經八卷作於西漢《淮南子》之後劉歆之前，大荒海內經五卷作於劉歆之後郭璞之前，《五藏山經》是更早的作品。

茅盾認為：《五藏山經》成於東周，海外海內寫於春秋戰國之交，大荒海內經五篇成於秦統一之前。其後聞一多提出了《山海經》是漢代典籍的觀點。蒙文通在其《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一文提出：大荒海內五經寫作時代最早，大約在西周前期，海內四經在西周中期，《五藏山經》和海外四經作於春秋戰國之交。

袁珂在《<山海經>寫作時地和篇目考》一文中明確指出：大荒海內五篇部分成書最早，約為在戰國初年或中期，五藏山經海外四經稍遲，在戰國中期以後，海內四經成書於漢代初年 ^[25]  。

上世紀80年代至今，對《山海經》成書這一問題的討論更加活躍，研究方法也更加豐富。顧頡剛、譚其驤通過《禹貢》與《山海經》的比較研究得出《禹貢》成書早於《山海經》的結論，後者更是明確提出“《山海經》成書的具體時間應該在秦統一六國之後，正在對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時候”的結論。

任乃強在《論<山海經>成書年代與資料來源》中，通過對《淮南子》等文獻資料的佐證，得出“《山經》成書與《準南子》同時，漢武帝初年，已有《山海經》，但那時只有《山經》與海經合成一書，大荒經五篇可能是宣、元、成三帝時被海內外八經收入其中，時間約在王莽執政之後，劉歆改名以前”。

趙璞珊將《山海經》中的醫學知識進行集中整理，通過與商代卜辭的記載和西漢早起出土的文獻綜合比較，推斷《山海經》成書時代在“春秋戰國之交，或者還要早一些，即春秋晚期作品。”同時還進一步斷定，“《山海經》不一定是出自當時的理論大家之手，而很可能是一些對當時自然界各種現象充滿樂趣的人寫作的”。

有的學者主張今本《山海經》各篇結構就是成書的先後順序。其中，主張《山海經》成書於虞夏的觀點較為興盛，徐顯之在其《山海經探原》中認為：《山海經》草創於禹益，完善於春秋戰國之際，以後歷兩漢魏晉，又續有增益。

當代的學者普遍認為：由於《山海經》內部所體現出的整體性和差異性，可以推論出，《山海經》是由民間口頭文學流傳而來，人們從荒蠻的遠古時代起口耳相傳，一代一代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演變增益，最後才見之於文字。成書約在戰國之前，成書後仍不斷經後人修改增訂而成 ^[25]  。

關於《山海經》一書的性質，眾説紛紜。

從《漢書》到《新唐書》的記載，《山海經》一直被視為具有實用價值的地理書。漢代劉歆在其《上<山海經>表》中他指出：“《山海經》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後世的《隋書·經籍志》以及不少史書，也把它列入地理類。

而《漢書·藝文志》則把它列入數術類刑法家之首，與《相人》、《相六畜》之類的巫卜星相之書混在一起，《宋史·藝文志》將之列入五行類。

明清時期，《山海經》有着“古今語怪之祖”、“小説之最古”的評價；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稱它為專講神怪之書，即“古之語怪之祖”。

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稱它是最古的小説，雲：“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諸家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則小説之最古者爾。”

晚清時期，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將它看作是歷史著作，列入“古史類”。魯迅先生則在《中國小説史略》中説，《山海經》“記海內外山川神祗異物及祭禮所宜……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並説，“中國之神話與傳説，今尚無集錄為專書者。僅散見於古籍，而《山海經》中特多”。

而在近代至當代，《山海經》會根據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論，有着不同的性質，其中，該文獻最具代表的性質為“上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12-13]  。

在該時期，《山海經》的內容被認為是真實的，裏面記載的山川河流甚至異物都是可信的。

在該時期，《山海經》逐漸被看作是虛構的作品，由於人的認知不斷提高以及明清小説盛行的影響，《山海經》的可信度逐步降低，被歸入小説之流。

在該時期，《山海經》根據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論有着不同的定位；由於隨着西方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傳入，所以許多學者在研究《山海經》的時候將其視為各種學科的綜合體，運用不同學科的理論，分析歸納出各種成果 ^[13]  。

《山海經》共一十八卷，約三萬一千字，由主要由《山經》與《海經》兩部分組成，並又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

《山海經》各個篇章分別為：

《山海經》文本內部呈現為平面鋪排式的網絡狀，根據結構性質，可分為三個層級：

一級結構為《山經》和《海經》兩部分。其中《山經》的主要內容是山川地理、礦產，以及奇禽異獸、怪蛇怪魚、奇異的花草樹木等；《海經》主要記敍海內外稟性及外形都十分奇異的國家和民族以及神奇事物、神話歷史 ^[3]  。

二級結構即《山經》和《海經》的下位層次，其結構安排規律為：

三級結構是各經以內部的線索進行展述：

隨着世界各學者的研究，《山海經》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主要表現為：

1、《山海經》 的研究，衝破了原有的地理範圍，從中國圈、亞洲圈擴大到世界圈。

2、改變了視《山海經》為神話、傳説、巫書的舊説，而認定《山海經》有一大部分是信史，是一本上古世界文化大觀。

3、與國外及其它學科研究開始接軌。

4、進一步揭開世界文化之謎 ^[22]  。

《山海經》不僅是一部經世文獻，同時也是一種文化，並在各方面體現。

1987年9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為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寶貴遺產，發行名為《中國古代神話》志號為T.120的特種郵票。全套6枚，描繪《山海經》的夸父追日、精衞填海等神話故事。 ^[5] 

2019年8月6日，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推出《中國古代神話（二）》特種郵票1套6枚，志號：2019-17，主要摘取《山海經》中的大禹治水。

2021年10月21日，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運會組織委員會公佈紀念徽章等賽事周邊，其中徽章摘取《山海經》中的夸父逐日、大禹治水以及其它上古神話作為核心進行設計 ^[23]  。

2018年11月16日，《神奇動物：格林德沃之罪》上映；在該影片中，製作團隊將《山海經》的中國古代神獸“騶吾”融入其中，並生動展現於觀眾的面前 ^[4]  。

2019年10月25日，2020春夏中國國際時裝週在北京開幕；不少設計師用作品演繹了“中國風”，其中更有的以《山海經》中所描述的山海奇景、神異怪獸為靈感，靈動精巧、古風盎然。 ^[7] 

2021年10月17日，“山海經”大型地景裝置藝術展在北京金湯長城腳下的全新概念藝術文化聚落啓幕；以藝術家邱啓敬為首的團隊，通過汲取《山海經》的圖像和文本內容，在該地擺設60只巨型神獸雕塑作品，科普及介紹神州大地的神獸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