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教

該書分4個部分，由《瞭敦嘹禺》《蒼南，無名山》《信智村的神仙》《霧中那色峯海》《景邁山頂的真理》等詩歌組成。這些詩歌以當代眼光對上古神話傳説進行精神回溯、解讀或解構，側重對個體生命及全人類命運的關注，探究人性奧妙及人性、生命光輝，探究個體生命與自然、與社會、與他人及自我的深層關係。 ^[2] 

作者自述創作《富春山教》的狀態：“《富春山教》和我的上一本詩集相隔五年多，三分之二都是近兩三年的新作，五年間生活、生命狀態，關注點，審美傾向、趣味，體悟，體察，思考結論，看待世界的方式，處世態度等都發生了轉變，作為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詩歌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如果説有什麼秘密的話，那就是個體生活、生命本身的不足對外人道的悄然改變。我覺得這種疏離是必須的，它是一種調整自己的改變，通則變、變則通自古而然，階段性的通與變不斷交嬗方有前進。之前特別關注現實，緣由之一是以為詩歌當能對現實、人心、靈魂、精神建設起到作用。現在的改變與疏離不代表否認了這種道路，於精神走向上，是一致並且希望終將以更好的姿態迴歸的。” ^[1] 

《富春山教》一定程度上，是在穩定敍述中對古典人物、典故、神話、傳奇等等進行重構。例如《富春山教》《深淵》《資壽寺》《降伏》《行密傳》《遵行》《平衡》《車轂》《哄硯記》《生機》《温州辭》等等詩作，這種重構中體現私人化情緒和公共經驗（史學經驗）的平衡，也是想象力間接性的展現。如《温州辭》中，聶權寫道：“郭璞規劃温州城/山似北斗，城似嶺鎖/山包城，寇不可入/法，像自然/鑿二十八口水井，應二十八星宿/又開掘五個水池，五行之水/與甌江通/甌江，與海通/可供日常飲用，可防洪澇/可防敵人斷水”。這首詩是歷史和傳奇的結合，詩中的歷史回溯和鏡像是顯性的，聶權以定義式的語言和筆法的記錄特性直接展現了這點。傳奇和想象力則是隱蔽在敍述之後的，暗含有關於文學真實本體的投射，即虛構的真實與虛構與現實的交融、含混。駱一禾説：“詩中飄滿上古。”上古對於萬物的根源性命名，不管是神話、巫化現場、都具有不可置疑性和源意象的神秘氣息。詩歌的興、私人化的敍述，空間蔓延都與上古有相似的魅惑屬性。而對於許多微小私人史進行想象力重構的同時，聶權用儒道的“禮儀、平衡、温和、悲憫、哀嘆、古樸”等等，對現代性困境進行反詰式的追問。如《怪松吟》中，“是的，距離神創世界/越來越遠了，我們越老越相信/植物無心、江河無情，猶如/我們越來越不相信/決絕與傲骨，但是，真的/如果你真的去留意/人世間，遍佈着這樣的樹”，現代性社會是一個無真相、無共識、無確定性的社會。它祛除神秘和任何交感巫術，垂直的上古神秘和敬畏已消失殆盡，現代性社會缺乏穩定的精神追求和信仰。聶權偏執地當了衞道者，他痴迷古典話本、傳奇中的圖畫，那是哀歌的物象起源。如《傳説》中，“‘木囚’只是一個傳説/造它，要煩瑣工序/和取意象象徵的交感巫術/……將木囚置於其中/施以超秒法術/木囚便生出靈性/牽來疑犯/犯人有罪，木囚靜卧/冤枉，木囚一躍而起/木質的臉/比犯人更激動、鼓舞手足”，話本、傳奇中，物象（植物、動物）總是與人的身體性進行聯結，進而暗示人與萬物的身體性規律和精神導向。聶權借法術讓木囚的身體與人的身體進行隱性鏈接，而木囚具有的精神哀泣，對冤屈、曲折的情感更加敏感，則是聶權虛構的含混隱喻，其中的反諷性，自然祛除了稚嫩感和突兀氣息。實質上，話本、傳奇是一個摺疊事件，解釋性圖像，需要洞察裏面的復向思維。詩人雷平陽説：“講述為了發現，為了進入語言的心臟。”他講出了敍事詩、記錄、鏡像的真諦。 ^[3] 

《富春山教》中，不管是神話、傳説、歷史記錄題材，還是日常生活題材、行吟題材，聶權的詩歌都流露出哀歌的抒情氣息。哀歌（興）是古老漢語思維在興之下的情感外延，它集中在由內向外的內爆型延伸。興是內爆型延伸和外爆型延伸的統一體。哀歌作為興和感嘆的同體，是情感在精神空間的外延，語言有悲憫和泣的蠱惑力。聶權作為在多個鏡像空間凝視的哭泣者，面對儒道的消逝，古典文化內核已成為邊緣的藝術形式，他昂首頓足，進而產生低鳴的悲嘆。在《禹喊》《羿歌》《左行草》《秘藥》《不再》《植物談》《蒼南，無名山》《曉峯嶺》《晚讀》等等詩作中都有較好的體現。《羿歌》中，聶權寫道：“而羿的傷心與悲劇/並未終結/其最親厚弟子逢蒙，盡得其教/“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大約從羿始/後世許許多多的類似辜負上演/絕地天通的時代前後/人心，已不似上古了”。敍述的場景再現，是虛構的再一次抵達，它呈現的詩性審判和現實審判，有原始神秘氣息的加持。這首詩體現某種木偶戲、皮影戲的諷喻，哀憫躲藏在光影之後，流露出類似話本的感嘆。知恩圖報、古樸式的人性、純化的思維已經遠去，聶權藉助后羿既有的民間英雄形象，對古意進行深情凝視。“絕地天通”是事件性和形象性的雙重隱喻，等級、權力、信仰實體的消失，衍生出的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個體精神變異、虛妄的入侵等等都具有超越時空的隱喻效力。詩中的后羿也是形象高於能指的具體體現，讀者需要接受這種想象力的突變。《左行草》中，“左行草，使人無情”。這是一個具有穩定效性地定義詩句，左行草暗含的神秘性來自它的陌生化，即形象的缺失，導致詩歌的嘆息具有縱深感，在各個複合場景中，以面具進行遷移。節制、隱忍、旁觀，都會使哀歌的情緒效用更加綿長、高級，在各個流轉空間得以保存、延展。 ^[3] 

聶權，1979年生，山西朔州人。1994年起習詩。曾獲“2010中國·星星年度詩人獎”、2016華文青年詩人獎、2017華語青年作家獎、第五屆徐志摩詩歌獎、第二屆金青藤國際詩歌獎、第四屆“紅棉杯”文學獎詩歌獎。有作品被譯為多民族文字及英、韓文。著有詩集《一小塊陽光》《下午茶》《富春山教》及韓文詩集《春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