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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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中國存在着四百多萬人之多的民辦教師，他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裏擔負着義務教育階段的一億幾千萬農村中小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劉醒龍有感於這種現象，1992年為他們寫下中篇小説《鳳凰琴》。《鳳凰琴》在取得成功後，劉醒龍接到眾多讀者來信希望看到小説的續集。劉醒龍併為理會這些信件。而十幾年後，鄉村教育出現了極大的變化，作者又有感於一篇講述鄉村教師的文章，於是寫下了《鳳凰琴》的續集。 ^[5] 

《天行者》致敬了在中國大地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作品中省報王主任原本欲將民辦教師報道為當代民族英雄，因害怕犯下忌諱才改為了不起的民間英雄。以餘校長為代表的民辦教師，根本性格特徵在於無私奉獻。他們是高尚的，“界嶺劉關張”撐起了鄉村教育的一片天，將每個學生都當成自己的孩子教，工資被拖欠和剋扣仍然忘我工作。餘校長自身家庭負擔重還養着十幾個學生，哪怕清楚大概率“有去無回”，仍然為修理界嶺校舍墊上自己去省城賺來的錢；孫四海挖出自家尚未成熟茯苓賣錢為學校墊錢；他們的生活已十分艱難，有着許多難以言説的困苦與煩惱，仍然對學生心心念念，甘願為鄉村教育奉獻出一生。界嶺有一種“毒”，由“迷魂藥”孫四海、“還魂湯”鄧有米、“九陰十陽膏”餘校長煉製而成，它是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是平凡而又堅挺的脊樑，是融鑄於界嶺一草一木裏的至窮也不改初心、堅守界嶺的鄉村教育直至生命盡頭的情懷。

但具體的描摹過程中，作者並非一味地讚頌與謳歌，沒有將民辦教師們刻畫為偉大的“超人”，同時也渲染了他們的性格“瑕疵”和教學能力的細微缺陷。他們也是平凡和自私的，為求轉正勾心鬥角；為評先進以獲得800元獎金改善學校環境，在掃除文盲和提高入學率工作中偷樑換柱、弄虛作假；在教學過程中，同樣存在自身素質有待提升等問題，支教生駱雨便指出孫四海將本應用於尊稱的字用於自稱，餘校長望文生義錯用成語“久假不歸”批評學生好幾天不來上課。這些側面與其政治定位中的主導性格特徵構成反差，但卻恰恰契合了民間知識分子最為真實的日常狀態。 ^[21] 

小説《天行者》採用了劉醒龍慣用的敍事模式，即以一個鄉鎮或某一個單位作為相對完整的敍事空間，在一部作品中非常集中地書寫其中的種種情事。《天行者》的敍事結構包括一主一輔兩條線索，其主線主要講述了西河鄉界嶺小學三代民辦教師轉正的故事，而輔線則是張英才、餘校長、孫四海、萬站長、藍飛和夏雪等人的愛情故事。然而在這些大故事中又穿插小故事，每個小故事又可以作為下個故事開展的源頭，相互交叉匯合，使小説的敍述不再僅僅拘泥於雙線結構而構成一個紛雜的面，使得小説的敍事精彩紛呈，緊縮而富有張力。與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隱藏作家情感的敍事態度不同，劉醒龍在小説中顯現出了鮮明的愛憎。如小説中餘校長等民辦教師轉正要交根本難以負擔的鉅額工齡費時！作者先描述了去省城上訪的鄧有米妻子成菊的所見所聞，她去教育廳時，那裏正在蓋一棟仰頭看不到頂的高樓。 成菊説，夏雪父母捐的那麼一點小的樓都要花十萬！教育廳的樓蓋得像界嶺小學後山那樣大！要花多少錢？只要節省一隻牆角！全省的民辦教師就不用交錢買自己的工齡了，作者在此通過成菊之口就表達了自己的不平和憤慨之情。在敍事策略上，作者則採用了全知敍事的第三人稱，但同時又使用了一個外部敍事人敍述張英才來敍述，通過張英才的視角在另一個層面來講述界嶺的破敗和落後。同時大量的內聚焦使小説的空間營造豐滿起來，而張英才對界嶺的看法也在另一層面寫出了張英才的內心成長，可謂一舉兩得。 ^{[8]  [9]  [10]} 

同時作為現實主義的作品，作者運用了現實主義較為常用的典型環境塑造典型人物的寫法。劉醒龍將小説人物放在異常惡劣的自然環境、極其窘迫的經濟狀況以及其充滿偏見甚至近乎專制欺壓的社會環境中來描寫，抓住人物與外部環境抗爭時的種種表現，使得人物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化；另外作者又運用小説人物自身以及人物和人物之間的衝突發生和消融化解使得人物形象立體化、真實化。而人物其內在心理矛盾又通過細膩的描寫幾位主人公在不同時期對待同一事物前後心理發生巨大變化的矛盾來展現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11] 

雖然作為現實主義的作品，但是劉醒龍也出色的運用了象徵主義的寫作手法使小説的意藴更加飽滿瑩潤，多種象徵性的物象使現實主義的《天行者》意境顯出詩意的美感，語言流露出感性的魅力。如小説當中的“大雪”，該物象多次出現，一方面是為了客觀現實的反映界嶺自然環境的惡劣， 從側面又反襯出那裏生活的艱難。另一方面，比其自然現象的下雪，這裏的大雪意象又是獨特的，它在小説中昭示着新生的力量，而小説中的第一位支教教師則名為“夏雪”，與“下雪”諧音，這並非巧合，而是寄託着作者的希望----希望更多的“雪”來到貧困的農村地區支教。其次，大雪的出現總是伴隨着故事情節的轉折，如新建教學樓因質量問題轟然倒塌後，外面則“又在落雪了”。最後，大雪意象也承載着小説人物的懺悔意識，無論是張英才、夏雪還是藍飛的離開，都伴隨着漫天的飛雪。小説中類似“大雪”這種意藴深遠多樣的意象還有“笛聲”、“狼”和“鳳凰琴”等，都透露出作者現實主義文字的弦外之音。 ^[9] 

《天行者》在創作上與其他小説一樣並非是完美的，而是同樣存在着缺陷。在人物塑造方面，整部小説採取的都是寫實，通過寫實筆法讀者可以讀到現實場景，可以透過當前的景象看到背後的真實內涵。然而，小説寫張英才將藍小梅還回來的皮鞋放在了餘校長的被窩裏一段，張英才對餘校長未在報上看見王主任文章困惑的開解的一段，卻都離開了真實的筆調，離寫實也相距甚遠，前者顯示了張英才的輕浮，與人物一貫形象和性格不符，後者顯得張英才很老成，圓滑世故。而從小説全篇來看，張英才本人的形象和性格卻不應該這樣的。同時在對鄉村知識分子的書寫中，作者的筆調也較為含糊，比如作者在描寫作為鄉村英雄的民辦教師時沒有把握好現實的正常的人格缺陷和文藝的上的“正常人”塑造的區別，餘校長對孫四海和鄧有米説的藍飛年輕，千萬不要成為他的絆腳石一句，顯然是陳腐的濫調。而孫四海所説我也想繼續當老師，是他們在逼良為娼，一句卻也是意非所指。作為小説中最完滿的人的餘校長和界嶺小學最有頭腦的孫四海都説出了這樣的話，實際指向知識分子道德感的缺失，以及所謂知識分子做派的荒唐。作者謳歌這些知識分子，但他們自身卻並不完滿，作者也並非有意顯示他們身上的缺點，而是作者思想觀念裏的英雄就是這樣。關於英雄人物，我們當然要摒棄文革文學中的假大空的形象，但是作為面對新世紀的創作，也不能將知識分子刻畫成沒有道德原則和陳腐守舊之人，那是對知識分子形象的誤解。 ^[12] 

《天行者》便從民間藝術中吸收民間飲食文化、民俗信仰和民間語言，挖掘傳統生活資源。飲食是人類生活的必需，飲食民俗也構成飲食文化的重要代表，界嶺最為珍貴的食物便是王小蘭的“油鹽飯”，這在經濟發達的城市是最為普通的食物，在界嶺卻成了奢侈品。當支教生夏雪詢問李子覺得最好吃的是什麼時，不料李子回答最好吃的是媽媽的油鹽飯，往後有條件了最想一日三餐都吃媽媽炒的油鹽飯。對一個孩子而言，吃到油鹽飯便能夠嚐到人世間無與倫比的幸福和快樂，這對城裏人來説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在窮苦落後的界嶺卻是常事。“王小蘭從孫四海的櫥櫃裏取出一碗剩飯，然後將灶裏的柴火點燃……一邊用鍋鏟在鍋裏反覆炒着剩飯，一邊用勺子撮了些鹽放進碗裏，加點水攪幾下，直到鍋裏的飯快炒好，才將化開的鹽水，沿着鍋邊倒進去……一陣濃香撲鼻，油鹽飯炒好了。”這是再簡單不過的手藝，父母愛孩子、女人和情人相好，都會為對方炒一碗油鹽飯，夏雪的父母為界嶺捐贈教學樓，想吃的也是王小蘭的一碗油鹽飯。油鹽飯是人們深厚情誼的外在表現，也是界嶺飲食文化的代表性體現。 ^[21] 

一方面，作者在塑造這些偉大人物形象時，強烈的道德感會牽制作者的情感，其敍述容易陷入煽情的危險狀態；另一方面，過重的道德感與使命感會使感性的情感壓過理性的認知，情感的用力太重會影響批判的力度與深度。對民辦教師過多的讚美之情削弱了對不合理的鄉村教育制度的批判力度。這是作者對感性的情感與理性的批判把握失衡的“迷失”。

除了情感與理性失衡的“迷失”外，作者還存在故事情節與人物心理活動描寫的“迷失”，在《天行者》中主要表現為缺乏心理活動和細節的描寫，如：葉碧秋喜歡上張英才時的心理活動；餘、孫、鄧三次面對轉正名額時的心理活動，作者都只是寥寥幾筆簡單帶過。或許作為一個“為人生”的現實主義作家，構造複雜的故事情節、勾勒出宏觀的總體格局也許比細膩的細節和心理活動的描寫更為重要，但作為一個力圖匡正時下價值偏移的文學作家，淡化細節與心理活動的描寫，或許會造成文章的批判深度與力度的不足，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文學價值。 ^[24] 

2001年，第一部《鳳凰琴》獲《小説月報》第五屆百花獎

2009年，第11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2007年—2009年）”獎 ^[13] 

2009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14] 

2011年，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圖書提名獎 ^[15] 

2013年，《十月》“最具影響力作品獎” ^[16] 

2017至2018年，《天行者》英文版The Sky Dwellers 分別由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和英國歐若拉出版公司於海內外發行，譯者為供職於中國文學海外推介網站“Paper Republic（紙託邦）”的英國漢學家Emily Jones（鍾佳莉）。比對原作後發現，鍾氏譯本存在多處情節改寫及較大規模刪減，其中刪減比例達21%。 ^[23]  而後《天行者》得到“一帶一路”沿線多國出版商和讀者的喜愛，已售出越南文版、法文版、印地語版、阿拉伯語版等多個語種版權。 ^[25] 

2013年，改編自劉醒龍所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天行者》的電視劇《我們光榮的日子》開拍。 ^[26] 

周新民：“劉醒龍的《天行者》就是這樣一部超越了簡單政治道德評價，立體地表現中國民辦教師的優秀作品！” ^[7] 

陳瑤：“《天行者》不是一部簡單的鄉村知識分子精神的頌歌，而是一部意藴豐厚的現實主義力作。” ^[17] 

王春林：“‘當代詩人北島在其《回答》中有名句雲‘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在這裏，我篡改北島的名句，用以評價劉醒龍的長篇小説《天行者》。” ^[8] 

劉醒龍，湖北黃岡人，1956年生。歷任英山縣創作室主任，黃岡地區羣藝館文學部主任、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委會委員。現任湖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 ^[18]  ，《芳草》文學雜誌總編輯，湖北省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委會委員 ^[19]  。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説《鳳凰琴》《分享艱難》《秋風醉了》等。出版有《威風凜凜》《至愛無情》《生命是勞動和仁慈》《聖天門口》等長篇小説和多部中短篇小説集。部分作品曾多次獲獎。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