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魯藝

1935年深秋，中央紅軍經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中共中央呼籲結束內戰一致抗日，大批淪陷區和大後方的進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以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為目標的魯迅藝術文學院也應運而生。毛澤東不但出席了在延安大禮堂舉行的魯藝開學典禮，而且來到魯藝校園親自講課。在延安，毛澤東明確提出把魯迅作為黨領導的文化戰線的旗手，團結大批進步文化人。革命聖地延安同時也成為革命和進步文化的中心，崛起在中國的西北角，掀起轟轟烈烈的文藝活動，成為當時中國進步文化的堡壘。在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創辦的魯藝，彙集了延安半數以上的文藝家和大批才華橫溢的文藝青年，成為延安文藝運動中最活躍的地方。1938年11月，曾經留學法國的著名音樂家冼星海應邀到魯藝任教，擔任音樂系主任。受到延安濃烈氣氛的感染，冼星海很快就和詩人光未然合作完成了中國現代音樂史上的史詩性作品——《黃河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的公演，把延安的文化活動推向高潮。

1939年，魯藝從延安北門外搬到環境幽靜的橋兒溝大教堂一帶。雖然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過着戰時共產主義集體生活的文藝青年學子，在這裏快樂地生活、學習，各種文藝社團、牆報、展覽、詩會十分活躍，延河邊的魯藝校園洋溢着春天般的氣息，魯藝迎來了辦學和發展的重要時期。1940年初，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方針和目標。在倡導民主自由的環境中，魯藝大力吸引文藝界精英人物前來任教，着手製定了趨向正規和專業的教育方針及實施方案。茅盾的《中國市民文學概論》，周立波的《名著選讀》，周揚的《新文藝運動史》，何其芳主持的文藝沙龍和詩歌朗誦會，音樂系主辦的全院音樂欣賞會，曹禺《日出》的公演都讓人難以忘懷。魯藝在實行專門化、正規化辦學的同時，魯藝實驗劇團和魯藝木刻工作團長期在敵後開展工作，配合八路軍和根據地的抗日鬥爭。

1941年前後，國際形勢風雲突變，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面臨着最困難的局面，不僅面臨着日寇的蠶食、封鎖，還遭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反共摩擦。此時，魯藝仍舊堅持“正規化”、“專門化”的教學思想。音樂系排練了學院派十足的音樂會，戲劇系連續不斷的舞台大戲，受到一些前線同志和老百姓的批評和不滿。延安文藝界出現的一些爭論也引起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注。1942年春天，毛澤東廣泛邀請文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與此同時，還與魯藝黨員教師開誠佈公地交換意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毛澤東以他和凱豐的名義向數十位文藝界人士發出參加文藝座談會的請柬。從5月2日到23日，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在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召開。座談會上文藝家們暢所欲言，有激烈的爭論，也有輕鬆愉快的時刻，會議期間充滿了輕鬆民主的氣氛。毛澤東在5月23日晚做了總結髮言，也就是此後發表的《講話》的重要內容之一。他把文藝的問題歸結為“為什麼人”和“如何為”的問題。他的講話形象生動、條分縷析，文藝家們經過學習逐漸統一了思想。

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幾天後，毛澤東來到魯藝，做了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的演講，號召魯藝師生深入火熱生活，為最廣大的工農兵服務。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魯迅藝術文學院成立了魯藝宣傳隊，向民間文藝學習，在橋兒溝村秧歌“把式”、“頭行人”的幫助下，創作出《兄妹開荒》和《南泥灣》等表現根據地生活的“魯藝家”秧歌。以古元、彥涵、力羣等為代表的延安木刻創作充分吸收民間年畫的營養，創作出一批廣受歡迎的作品，並在重慶木刻展上引起轟動。1943年歲末，以張庚為團長的魯藝工作團再次在綏德整理創作出《東方紅》、《十繡金匾》等民歌和多幕秧歌劇《周子山》。1944年5月，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帶回“白毛仙姑”的故事，魯藝為此成立了集體創作組，經過大半年的創作排練，大型歌劇《白毛女》在“七大”召開之際舉行公演，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和黨中央的高度評價。

抗戰勝利後，魯藝師生打點行裝，分成華北和東北兩個工作團奔赴前方。在晉察冀參加土改工作的丁玲，在輾轉之中完成了長篇小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魯藝師生為主的東北工作團在1946年6月在佳木斯組成東北大學魯迅文藝學院。為配合土地改革，中共中央東北局把 魯藝以課堂教學為主的學院改為4個魯藝文工團和一個音樂工作團，分赴各地參加土改運動，支援解放戰爭。1948年底，魯迅文藝學院在瀋陽恢復辦學。1953年，東北魯迅文藝學院分別併入東北音樂專科學校和東北美術專科學校、東北人民藝術劇院等單位，完成了它光榮的使命。魯藝師生先後隨解放軍進入全國主要城市，從事文藝的組織領導、藝術教育和創作，成為新中國文藝事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藝大軍勝利會師。這次大會把《講話》確立為新中國文藝的綱領。幾十年來，歌劇《白毛女》、《黃河大合唱》以及延安時期創作的許多文藝經典，在今天依然有着強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