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律合編

唐明律合編，書名。清代薛允升編，共30卷，是一部對唐律和明律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編者前後任清代刑官近40年，精於律學，為清代末年的著名律學家。他在本書例言中談了編寫目的，説：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審慎周詳而後成書，絕無偏倚駁之弊”，其於律義的表述，“事理炳然，若網在綱，若農之有畔”。他認為明代修訂法律時，名為遵循唐律，實際上進行竄改，致使唐律面目全非，名存實亡。因此有必要將唐律和明律彙編在一起，對彼此參差、輕重不同的地方，逐條疏證，以便讓後人瞭解其間的得失，吸取教訓。從《唐明律合編》全書看，貫穿了推崇唐律批評明律的思想。本書在編次上以時代先後為序，每卷仍按原有名目，先列唐律條文，再列明律，還附有唐、明兩代有關的令和條例，以分析律文源流，比較寬嚴，論其得失。本書在論證中廣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對雷夢麟的《讀律瑣言》、陸柬之的《讀律管見》、清王明德的《讀律佩》、明王肯堂的《律例箋釋》、沈之奇的《明律輯注》、夏敬一的《讀律示掌》等，引用頗多。這部書刊行後曾有過幾種版本，現今所見，較好的為1922年徐世昌校刊的退耕堂本。

《唐明律合編》內容簡介：歷代各有律，顧專取唐、明之律而論斷之，其他均未之及音，何以歷代之律俱亡失無存，而此二律依然具在故也。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審慎周詳，而後成書，絕無偏倚踳駁之弊。且以刑殺之書，而慈祥愷惻之意，時時流露於言外，故各律俱湮沒，而惟此歸然獨存，若有鬼神為之呵護者，然四庫提要亦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又云：上稽歷代之制，其節目備具，足以亦謂唐討源者，要惟唐律為最善，甚可貴也。明律雖因於唐，而刪改過多，意欲求勝於唐律，而不知其相去遠甚也。 ^[1] 

薛允升（1820～1901）字克猷，號雲階、雲陔。陝西長安人。清咸豐六年（1856）進士，授刑部主事。任職六年，先後主持四川司、秋審處和律例館，後升為郎中，加四品銜。薛執法公允，得刑部尚書信任，每遇重大疑難案件，常常交其承辦。提督王汝貴以臨陣退縮被捕，交刑部治罪，他按律擬定了斬刑，震動朝野。光緒三年（1877）由江西饒州知府調任四川成綿龍茂道道員。翌年，遷山西按察使。五年（1879）改任山東布政使，並署理漕運總督。六年（1880）任刑部侍郎。後曾任過禮、兵、工三部的侍郎。十九年（1893）升為刑部尚書。二十二年（1896），太監李萇材、張受山在劇院看戲為搶佔座位而大打出手，又“擊殺捕者”，光緒帝“嚴旨”交刑部議處。薛受理後，擬依當朝律令重判，呈朝廷審批。總管太監李蓮英搬動慈禧太后出面干預，要他按律令中的“傷人致死”一語重新審議。薛以“李萇材等一案，既非謀故鬥殺，不得援此語”，將慈禧的懿旨頂了回去。他上疏光緒帝：“夫立法本以懲惡，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果欲肅清輦轂，裁抑閹宦，則仍以原奏辦理。”

朝廷降旨，仍由刑部議罪。李蓮英遍囑部院大臣為其求情，薛均不為所動，向朝廷呈報了他的終審判決：處斬張受山；李萇材因傷人未死，量減為斬監候。殺人的太監最終伏法，京城官民對薛更加敬仰。二十三年（1897），因受其侄薛濟受賄案株連，被降級，貶為宗人府府丞。次年，以病為由辭官，朝廷準允迴歸原籍。二十五年（1899）被清廷重新起用，授二品銜。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至西安，他前往謁見，被授予刑部侍郎，兼理陝西賑濟事。不久，又升任刑部尚書。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回京，隨駕至河南，因病卒於汴梁（今河南開封）。薛對漢、唐、明幾代的法律進行了認真研究，編成《唐明律合編》四十卷、《漢律輯存》六卷、《漢律決事比》四卷，還將自己平時判案的筆記加以整理，撰成《讀例存疑》五十四卷，其他著述收於《薛大司寇遺集》中。

歷代各有律，顧專取唐、明之律而論斷之，其他均未之及音，何以歷代之律俱亡失無存，而此二律依然具在故也。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審慎周詳，而後成書，絕無偏倚踳駁之弊。且以刑殺之書，而慈祥愷惻之意，時時流露於言外，故各律俱湮沒，而惟此歸然獨存，若有鬼神為之呵護者，然四庫提要亦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又云：上稽歷代之制，其節目備具，足以亦謂唐討源者，要惟唐律為最善，甚可貴也。明律雖因於唐，而刪改過多，意欲求勝於唐律，而不知其相去遠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