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

周書(2張)

《周書》，唐代令狐德棻主編，參加編寫的還有岑文本和崔仁師等人。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負責撰北周史，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

《周書》共五十卷，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而史論多出於岑文本之手。貞觀十年與《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同時進呈皇家。本書記載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紀傳體史書。

《周書》不只是記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內容兼顧了同時代的東魏、北齊、梁與陳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對於帝位更迭、重大動亂，皆詳加載明，反映了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及紛繁的歷史事件。

南北朝時期，由於不同政權之間的相互交戰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鬥爭，致使對前朝史的編寫有所滯緩，雖有《魏書》《宋書》《南齊書》之纂，但西魏、北周、南朝梁、陳等朝的歷史卻未有完秩。隋朝的統一，給前朝史的編纂帶來了新的契機，但文帝、煬帝二君並未對編纂前朝史傾注心力，以致魏澹、王劭、牛弘等史學家並未撰成流傳後世的史學名著。 ^[2] 

武德五年(622)，令狐德棻向建唐不久的高祖李淵建議編纂前朝史，其中就包括對北周歷史的編纂，他説周、隋兩朝典籍“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蹟湮沒。陛上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令狐德棻之所以強烈建議編纂周史，在於唐距北周滅亡不久，許多事蹟尚可追尋。尤其是，唐受禪於隋，而隋從周來，“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若擱置長期不修，恐致事蹟湮沒，難以“貽鑑今古”。令狐德棻的這段話深深打動了唐高祖，於是高祖採納其言，詔修周史等書。只因國家初立，百廢待興，無暇顧及修史，以至時隔數年竟無功作罷。唐太宗即位後，極為重視編纂前朝史以為時鑑，在貞觀三年(629)重拾武德年間的修史事業，“移史館于禁中”，設修史官，從而為《周書》的編纂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周在中國歷史上僅僅存在了二十餘年，是一個短命的王朝，但令狐德棻對此二十餘年史事的記載卻耗時七年有餘。《周書》編纂緩慢，主要是由於撰修人員少與史料蒐集難兩方面原因造成的。

《周書》名為集體官修，實為令狐德棻一人負責編纂。貞觀三年，太宗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殿中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據此來看，《周書》的編纂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師三人合力編纂，實際上《周書》的主體內容則主要由令狐德棻撰述。 ^[2] 

隋朝時，牛弘“追撰《周紀》”，所謂“追撰”，實為在柳虯撰述西魏起居注、國史基礎上的續傳。所以，令狐德棻編纂《周書》依據的史料，主要來自柳虯與牛弘所撰關涉北周建國及其統治的史著。 ^[2] 

《周書》修成後，因李延壽《北史》廣為流行，致使《周書》流傳甚微，到宋代已有散佚。清代學者錢大昕通過考證指出：“今考紀傳，每篇皆有史臣論，惟列傳第十六《盧辯》、第十八《長孫儉》等、第廿三《韋孝寬》等、第廿四《申徽》等、第廿五《厙狄峙》等無之，蓋非德棻元本。其廿三、廿四兩卷，全取《北史》，廿五卷亦取《北史》而小有異同，十六、十八兩卷與《北史》多異，而十六卷尤多脱漏。”[12]536又考證卷二《武帝紀下》“五年，是日，詔曰”下“皆脱數行”。四庫館臣亦考證説：“今考其書，則殘闕殊甚，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有所竄亂，而皆不標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與德棻原書混淆莫辨。今案其文義，粗尋梗概，則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傳》後無《論》。其傳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稱周文者為太祖。”今人點校《周書》時，結合《周書》的流傳及清代學者的考證成果，認為該書“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 ^[2]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關於西魏史的表述。北齊承東魏，故以東魏為正統；魏收在北齊撰《魏書》自亦以東魏為正統、以西魏為僭偽，因而於東魏所記甚詳，於西魏則斥而不書。正因為如此，所以唐代史學家撰寫北齊史，只須上承《魏書》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卻無法上承《魏書》，這裏不僅有個“正統”觀念問題，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間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

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這樣一個“正統”的繼承關係，也為了解決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難，令狐德棻等便在《周書·文帝紀》中以西魏皇帝年號記事，詳細記述了西魏文帝、廢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軍事大事。《周書》中的一些人物傳記，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經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關於後梁史事的表述。《周書·蕭詧傳》及其眾多的人物附傳，記載了後梁政權的歷史。後梁是梁朝宗室蕭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個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屬地僅有江陵附近數縣，先後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傳三世，歷三十三年（555—587年），滅於隋。

應當注意的是，後梁不像陳朝那樣可以上承於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不把它的歷史寫入《梁書》而載入《周書》，這種在體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書》作者的匠心。

《周書》雖然只是記述西魏、北周史事的史書，但它着意於反映當時的歷史全貌這一顯著特點，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開闊的歷史視野。這表現在《周書》所記內容兼顧了同時代的東魏與北齊、梁與陳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動亂，皆一一載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全國曆史發展的大勢及紛繁的歷史事件。

《周書》的這一特點，不僅《梁書》《陳書》《北齊書》趕不上，就是後來李延壽所撰的《南史》《北史》與之相比，也還有一些遜色的地方。這顯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實上負責“五代史”的編撰工作有關，使他對當時的歷史發展狀況能夠有一種全局的觀點。

《周書》文筆簡潔爽勁，為後人所讚許。

清人趙翼説它“敍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如《王羆傳》記王羆守荊州時與將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倉促間乃“袒身露髻徒跣”迎擊敵人的氣概，以及“老羆當道卧，貆子安得過”的決心，都寫得簡潔有力，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又如《韋孝寬傳》記韋孝寬守玉壁之戰，作者把他的機智、膽識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寫得栩栩如生，讀來令人感奮。

宋人葉適説，這兩篇傳，“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不少”，這就不僅是從文筆的簡潔而且還從歷史文學的教育作用來推崇《周書》了。

歷史文學是指史學家對歷史表述的藝術性，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優良傳統之一。《左傳》《史記》《資治通鑑》在歷史文學上的成就是眾所公認的。

《周書》在這方面的成就雖不如它們突出，但也確有值得注意和總結的地方，《王羆傳》和《韋孝寬傳》只不過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罷了。

周書主編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將軍，宇文政權骨幹人物之一，其他兩個編寫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家世不止是周書編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內的唐初當權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幹人物的嫡派子孫。這樣就規定了對周書的特殊要求，即不僅要竭力歌頌宇文政權的骨幹人物，所謂"關右舊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而且嘖嘖歎賞"今之稱門閥者，鹹推八柱國家"。

凡是唐朝的達官貴戚，周書總要想法為他們在周代的祖先立傳，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實加以頌揚。比如，杜杲並無多少值得記載的事蹟，但他卻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關中頭等門閥，唐朝諺語説“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周書沒有杜家的傳，不是“缺陷”嗎？因此特為杜杲立專傳，但由於事蹟實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陳朝的一些無謂的應對之辭塞進傳中，以充篇幅。蕭詧是梁朝的宗室，為了爭奪帝位，不惜勾結西魏軍隊進攻梁朝的疆土，導致江陵十餘萬人民淪為奴婢的慘禍，自己卑躬屈節，充當西魏軍監護下的傀儡皇帝。而書中竟給他作出"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這樣與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評語。其所以如此，正是因為這個蕭詧是唐朝另一個宰相蕭瑀的祖父。這類例子，周書中舉不勝舉。連唐代另一封建史家劉知幾也説：唐初編寫五朝史的特點，是“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而且“事有不同，言多爽實”。這種情況，雖為五朝史所共有，但周書顯得比較突出。 ^[1] 

《周書》由於根據的資料貧乏，再加上它所記載的人物多是本朝顯官的祖先，因而顯得單薄而不盡合事實。周書在收集、考訂史料方面也存在着問題。它的資料來源，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舊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寫（可能周代史官曾經續寫）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沒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為了修史而徵集的家狀之類。牛史是本書的蓋本。劉知幾曾經説過，周書只憑牛史，“重加潤色”，“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文”，可見周書根據的資料是很貧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資料範圍內，考核修訂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們曾將庾信為當時官僚貴族所作的碑誌和本書有關列傳比對，年月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傳錯了的。還有不少記事記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周書》在史料上的價值，如關於經濟史方面的有徵庸代役的開端的記載；關於軍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產生的記載；關於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記載；關於階級鬥爭的狀況和門閥地主的顯赫的記載等。這些都歷來為人們所重視。還有不少論述，這裏就不來多講了。

《周書》在流傳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後人據《北史》，高峻《小史》等書補上了，所以它的歷史命運比《北齊書》要好得多。

《周書》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封建政權之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集團內部鬥爭的情況，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歷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書。

雖然周書作為資料也很不完備，而且有不少錯誤，但是這部書對於研究、瞭解這段歷史還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對政權間（特別是東西魏或齊周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內訌的有關情況。周書只有紀和傳，沒有志，一些有關土地、賦役以及所謂禮、樂、刑、政等制度的資料，寫入五代史志，和隋書合編。但從散見於紀傳的零星記載中，也保存了一些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徵庸役的開端，府兵制度的產生等，對於後來隋唐兩代有影響的社會關係、政治、軍事制度的片斷的資料。

《周書》最後一篇異域傳混淆了當時國內少數民族和外國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事實和侮辱性的記載。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參考的歷史資料，特別是各少數民族的傳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漢族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頑強鬥爭。另外，傳中第一次記載了突厥、稽胡的歷史。散見於本書紀傳的各地人民武裝起義，西起秦隴（李賢傳、史寧傳）巴蜀（陸騰傳、伊婁穆傳、崔謙傳、柳昂傳等），東至幽州（宇文神舉傳），南達襄陽（伊婁穆傳），北到太原（宇文神舉傳），以致迫近國都長安的蓮勺也是“數有羣盜”（劉志傳）。這些都是當時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歷史資料。

唐以前記述這段歷史的史籍都沒有傳下來。稍後編寫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刪節周書，很少補充改正。刪改之處，有些是對的，有些卻是刪節不當或是改錯了的。因此，就現存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資料來説，周書成書較早，保存的資料也比較原始。

《四庫全書總目》列舉“《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蹟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的例子，評淪“德櫫旁徵簡牘，意在摭拾”是有説服力的。 ^[3] 

《周書》文筆簡潔爽勁，清代史家趙翼説它“敍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

周書在宋初已經殘缺不全，後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種史鈔補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編輯冊府元龜，引用周書缺卷各條已是後人的補本。

宋人曾在本書缺卷後附有校語，説明不是周書原文，清人錢大昕也曾加考證。重新檢查，殘缺情況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傳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紀下、卷三九杜杲傳都脱去幾百字，但冊府元龜引文卻沒有缺。周書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還不清楚。舊本宋人安燾、王安國、林希的目錄序，內有“今既鏤板以傳學官”的話。

據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李燾續通鑑長編，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開始交給“館閣官”辦理的。

今考王安國和林希都在熙寧初任職館閣，安國死於1074年（熙寧七年），則周書第一次刻板應在1068至1074年即熙寧元年至七年間。這個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

1174年（紹興十四年），周書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謂“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這個本子也沒有流傳下來。流傳的是南宋翻刻，並有元明兩代補板的所謂“三朝本”。今本每卷紀傳都有史臣論，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約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兩卷全用《北史》補。二十四、二十六兩卷大約是用高峻《小史》所補，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萬斯同：《周諸王世表》。

萬斯同：《周公卿年表》。

練恕：《北周公卿表》。

周書校議 (清)羅振玉撰

令狐德棻（583年～666年），唐初政治家，史學家。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在唐初頗有文名，多次參加官書的編寫，最大貢獻為編修《周書》。

武德五年（622年），任秘書丞，向唐高祖李淵提出：梁陳和北齊還有記載保存，而由於隋末戰亂，周隋文獻多有遺缺。耳目所及，還能得到可以憑信的史料。

唐因隋繼承北周歷數，唐朝祖先建立功業都在周時。因此令狐德棻建議，修梁、陳、齊、周、隋五朝之史。高祖採納其意見，並給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時過數年，修史事業未能成就。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書郎岑文本負責，德棻又推薦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協助。

貞觀十年成書。北周詔令文書多仿先秦文體，《周書》如實照錄。但書中敍事紀言，也往往過於文雅，華而失實，不能恰當反映北周當時風氣，因而《周書》在《史通》中多處受到劉知幾的批評。祖父令狐整為北周大將軍，父親令狐熙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唐高祖時，任大丞相府記室，後遷起居舍人、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太常卿、弘文館、崇賢館學士等職。

唐初奏請重修梁、陳、北齊、北周及隋朝正史，被採納。龍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齡，加金紫光祿大夫。卒於家。曾主編《周書》。德棻做了兩件歷史意義的事。其一，奏請購募天下書—至唐太宗即位，已“於宏文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其二，修史。

岑文本（595~645年），字景仁，唐代宰相，南陽棘陽人，祖父名善方，仕蕭察，吏部尚書。父名之象，隋末為邯鄲令。曾被人誣陷。

岑聰慧敏捷，博通經史。善於文詞，《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文集60卷，已散佚。《全唐文》錄存其文20篇，《全唐詩》錄存其詩4首。

少年時代即聰穎明理，博覽經史。隋時，其父岑之象遭誣入獄，冤不能申。當時他14歲，到司隸處申冤，辯對哀暢。司隸命作《蓮花賦》，他一揮而就，受到讚賞，父冤遂申。

隋末，蕭銑在江陵建立割據政權，任他為中書侍郎，專典文書。蕭銑於荊州稱帝，召岑為中書侍郎。唐李孝恭定荊州時，岑勸銑出降。及入城，諸將欲擄掠。岑勸孝恭説：“隋無道，羣雄並起，江南人民受苦不堪，王師到此，蕭氏君臣，江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實為去危就安。今若縱兵擄掠，不僅士民失望，且江嶺以南無復向化了。”孝恭稱善，乃嚴申軍令，禁止殺掠。授岑為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令岑主管軍書，復授行台考功郎中。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以薦拜右武衞錄事參軍。貞觀末累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以罪配龔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神龍初贈同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