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活人書

《南陽活人書》 《傷寒類證活人書》 《無求子傷寒百問》

朱氏指出對於《傷寒論》“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慾讀之，又不曉其義”，為使仲景之書“易曉而喜讀”，故撰《南陽活人書》以闡發之。

現存宋刊本《重校證活人書》、元刊本《增注類證活人書》、《醫方類聚》本、《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萬曆四十四年徐鎔刻本等。

南宋王作肅在《南陽活人書》基礎上，又博取前代數十家著作之要義，作為附註，參合於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明朝萬曆年間，王肯堂等對《增釋南陽活人書》加以校勘，收入《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書首題名為《增注無求子類證活人書》，但未提王作肅增注。

朱肱，字翼中，自號無求子，浙江吳興人。北宋元祐三年(1088)進士，徽宗朝授奉議郎，醫學博士等職，人稱朱奉議。他精研《傷寒論》數十年，為當時著名的傷寒學家，因仲景居南陽，華佗稱《傷寒論》為活人書，所以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稱為《南陽活人書》，即《類證活人書》(原名《無求子傷寒百問》，公元1118年重刻時更名)。全書用綜合分析的方法，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設為問答的形式，闡述傷寒證治的異同，使人明白易曉，對推廣仲景學説的實際應用，貢獻很大。宋孝宗時，李先知根據該書旨意，撮其機要，錯綜成文，一證一歌，著成《活人書括》，則更為普及、流傳，其影響之大，正如《醫剩》所云：“宜乎世之言傷寒者，至知有《活人書》，而不知有長沙之書也。”

序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又況邪説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濃，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慾讀之，又不曉其義。況又有好用涼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丸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炙煅、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説，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温，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為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脱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温；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 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誚且駭也。僕因閒居，作為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人不以為鄙，然後知餘用意在此而不在彼。

大觀元年正月日．前進士朱肱序．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範內翰雲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為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濉陽，又見王先生活人書，京師、京都、湖南、福建、兩浙、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為參詳，改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太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閲。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遊諸聚落，悉為改證，使人讀誦，廣説流佈，不為俗醫妄投藥耳，其為功德，獲福無量。

政和八年季夏朔

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證．

序

餘頃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問，披而讀之，不知無求子何人也。愛其書，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思遠者，不能作也。惠民憂國，不見施設，遊戲藝文，以閲歲月者之所作乎？逃世匿，抗心絕慮，灌園荒丘，賣藥都市者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行，以就丹灶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能，東方朔者耶？浩歌散發，採掇方技，皇甫謐者耶？周流人間，衞生救物，封君達者耶？前非古人，後無作者，則所謂無求子者，餘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挾冊抵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説脈少，治男子詳而婦人略，銖兩訛舛，升掬不明，標目混淆，語言不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餘之所以夙夕歉然者也。今秋遊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議。泛家入境，相遇於西湖之叢。因論方士，奉議公乃稱賈誼雲，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佔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慎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真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元晏先生作甲乙，率着方書。其論傷寒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閒，設為對問，補苴綴緝，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所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略，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歉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增為二十卷，釐為七冊，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書者，雖在崎嶇僻陋之邦，道途倉卒之際，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傷寒，無橫夭之人，其為饒益不可思議。昔樞密使高若訥作傷寒纂類，翰林學士沈括作別次傷寒，直秘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脈訣，蘄水道人龐安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難於檢閲，比之此書，天地遼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言雖詳，其法難知。奉議公祖述其説，神而明之，以遺惠天下後世。

一、從經絡辨病位

《傷寒論》三陰三陽證治各篇沒有明確提出“六經”或“經絡”的概念，每篇之首也只有“辨太陽病脈證並治”，“辨陽明病脈證並治”……並非辨太陽經病，辨陽明經病……。朱氏提出《傷寒論》三陰三陽即足之六經，即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並用此六條經絡的循行及生理特點來解釋傷寒三陰三陽病證的發生、傳變與轉歸機理。他指出：“足太陽膀胱之經，從目內眥上頭連於風府，分為四道，下項並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為經。太陽之經為諸陽主氣，或中寒邪，必發熱而惡寒。緣頭項腰脊，是太陽經所過處，今頭項痛，身體疼，腰脊強，其脈尺寸俱浮者，故知太陽經受病也”，“足陽明之經，從鼻起夾於鼻，絡於目，下嚥分為四道，並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腹納維於身。蓋諸陽在表，陽明主肌肉，絡於鼻，故病人身熱目疼鼻幹不得卧，其脈尺寸俱長者，知陽明經受病也。”其餘諸經也是如此地運用經絡理論闡述病證機理的。由於朱氏以足六經論三陰三陽，後來人們也就習慣地稱傷寒三陰三陽病為“六經病”“六經病機”“六經辨證”。這就是《傷寒論》的“經絡説”。

朱氏不僅用“經絡説”解釋單個症狀發生的機理，也以之解釋由多個症狀組成的證候的機理。例如，發熱、惡寒、頭痛、項強、腰背痛等，這些症狀之所以聯繫在一起構成太陽表證，就是因為這些症狀都發生在足太陽膀胱經脈循行的部位；當然，只要看到由這些症狀構成的證候，也就知其病位在足太陽膀胱經。由此可見，朱氏“經絡説”的實質，是力圖闡明傷寒病證的定位問題。所以，他強調：“治傷寒先須識經絡，不識經絡，觸途冥行，不知邪氣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陽，反攻少陰，證是厥陰，乃和少陽，寒邪未除，真氣受斃。”朱氏在比較正確認識六經病機的基礎上，根據《素問·熱論》六經病證，結合《傷寒論》條文所載，提出辨識六經為病的證候指證：“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則知病在太陽經也。身熱目疼，鼻幹不得卧，則知病在陽明經也。胸脅痛耳聾，口苦舌幹，往來寒熱而嘔，則知病在少陽經也。腹滿咽乾，手足自温，或自利不渴，或腹滿時痛，則知病在太陰經也。引飲惡寒，或口燥舌幹，則知病在少陰經也。煩滿囊縮，則知病在厥陰經也。”並設問答六題，補充了六經的脈候。這些論述對後世立六經“提綱證”有很大的啓發。

傷寒六經方證的本質問題，是論中最關鍵的問題。朱氏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進行探討，暢發了自己的見解，打開了後世醫家研究傷寒的思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論爭，推動了仲景學説的發展。

二、脈證合參辨病性

朱氏在分經辨證以定病位的同時，又十分重視病證的定性問題。他強調錶裏虛實陰陽是傷寒辨證的大綱，尤其是陰陽兩綱最為重要。因為對一個病證分清了陰陽，就明確了病機性質和治療的大方向，方向對頭雖不中不遠矣；方向錯了就根本錯了。所以，他強調：“治傷寒須識陰陽二證”；“治傷寒須辨表裏，表裏不分，汗下差誤”；“治傷寒先須識脈，若不識脈，則表裏不分，虛實不辨。”在具體辨別病性時，他主張必須脈證合參，説：“大抵問而知之以觀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內，證之與脈不可偏廢。”他明確指出各種脈證一般的陰陽表裏性質，説：“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候多語，陰證無聲；陽病則旦靜，陰病則夜寧；陽虛則暮亂，陰虛則夜爭。陰陽消息，證狀各異。然而物極則反，寒暑之變，重陽必陰，重陰必陽，陰證似陽，陽證似陰，陰盛格陽，似是而非，若同而異。”“況傷寒尤要辨表裏，脈浮為在表，脈沉為在裏；陽動則有汗，陰動則發熱；得汗而脈靜者生，汗已而脈躁者死；陰病陽脈則不成，陽病陰脈則不永。”並將常見的主要脈象，按陰陽表裏進行分類，所謂“七表陽也”，即“浮芤滑實弦緊洪屬於表”；“八里陰也”，即“遲緩微澀沉伏濡弱屬裏。”他的此種分類竟成為後世論脈分綱領的先驅。

朱氏認識到，有些病證性質的判斷主要決定於脈診，所以十分重視切脈。他舉例説：“病人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者，結胸也。結胸證於法當下，雖三尺之童，皆知用大黃甘遂陷胸湯下之。然仲景雲：結胸脈浮者，不可下，下之則死。以此推之，若只憑外證，便用陷胸湯則誤矣。”此例見於《傷寒論》132條，其135條則雲：“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可見憑脈象斷病性定治法，是《傷寒論》的重要方面。朱氏根據“仲景猶誚當時之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不重視脈診的時弊，強調“治傷寒先須識脈”，主張脈證合參，是符合仲景“平脈辨證”精神的。

三、正病名以辨病證

朱氏認為：“天下之事，名定而實辨，言順則事成，又況傷寒之名，種種不同，若識其名，縱有差失；功有淺深，效有遲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療，往往中暑乃作熱病治之反用濕藥；濕温乃作風温治之，復加發汗，名實混淆，是非紛亂，性命之寄，危於風燭。”他所論述正病名的問題，實際上強調了病證的鑑別診斷。因温病與傷寒的病因病性、傳變轉歸迥然不同，而温病中又有風温、濕温、温疫、温瘧、温毒等區別，確定了病名，也就認識到該病的病機性質與證候演變的一般規律，治法遣方的大方向就不會錯了。所以他説：“因名識病，因病識證，如暗得明，胸中曉然，而處病不差矣。”注意到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通過辨病以達到辨證的目的，是很可貴的。書中詳論了傷寒與傷風、熱病、中暑、温病、温瘧、風温、温疫、中濕、風濕、濕温、痙病、温毒，以及痰證、食積、腳氣等病的鑑別診斷。而寒温有異則是後世温熱學派加以探討和發揚的內容。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氏對寒温異趣，早具卓識。

四、論方藥加減並補其不足

朱氏在其書中提出一百個問題詳論有關傷寒脈證治法之後，又別開生面，以方類證，詳述方藥的加減之法。例如桂枝湯，他將《傷寒論》中所有應用此方治療的條文證候均匯列於下，使人讀後能對桂枝湯的適應證有完整的認識。其它諸方亦復如此。這是朱氏研究《傷寒論》的又一個創見。後來徐靈胎、柯韻伯治傷寒也深受其影響。

朱氏主張遣方用藥，應方證相合，將藥合病，靈活加減，不可執方療病。他説：“所謂藥證者，藥方前有證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傷寒有證異而病同一經，藥同而或治兩證，類而分之，參而伍之。審知某證者，某經之病；某湯者，某經之藥，然後用之萬全矣。又況百問中一證下有數種藥方主之者，須是將病對藥，將藥合病，乃可服之。”他以下利而心下痞為例，如十棗湯、大柴胡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赤石脂禹餘糧湯、桂枝人蔘湯皆可治之，但這些方藥有寒熱温涼之異，必須與證候的寒熱虛實相符合，才能用之有效。但是，“仲景傷寒方一百一十三道，病與方相應，乃用正方，科有差別，即隨證加減。”所以他強調方藥要靈活加減，以藥合病，如執方療病，必定陷於“學方三年，無病可醫，療病三年，無方可治”的困境。他説：“不知執方療病，或中或否，不知加減，移咎於方，古人用藥，如鬥運轉，故攻病的而取速效，一服知，二服愈。”對於如何進行加減，他舉例説：“假如理中丸證，腎氣動者去白朮；小柴胡湯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蓋脾惡濕，腎惡燥，白朮治濕，茯苓利水，故腎氣動者去白朮，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以此推之，然後知不可執方療病，須是隨證加減。”從此例示範性加減法説明，朱氏主要是着眼病機增損方藥，這是高人一籌之處。

朱氏認為，《傷寒論》不能包羅萬有，治一切疾病。他指出：“仲景藥方缺者甚多，至如陰毒傷寒、時行温疫、温毒、發斑之類、全無方書。”於是，他從《外台》《千金》《聖惠》等書中，選錄有方劑一百餘首，補而備之，大大豐富了傷寒方藥的內容。尤其是他認識到婦人與小兒的體質特點，提出婦人傷寒與小兒傷寒遣方用藥應注意之點，是仲景所未備。例如，他治小兒傷寒無汗、頭疼發熱惡寒，用麻黃黃芩湯；治小兒傷風有汗，頭疼發熱惡寒，，用升麻黃芩湯，就注意到小兒易虛易實的生理特點。

《南陽活人書》，宋·朱肱撰，成書於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共22卷。初名《無求子傷寒百問》，後又名《傷寒類證活人書》等。本書以問答形式設為100問，對傷寒病的病因病機、鑑別診斷、治法方藥等多有精妙的發揮。朱氏認為，研究《傷寒論》首先應明確六經的實質，提出《傷寒論》之六經乃為“足三陰三陽經脈”，故常用此六經的循行部位和生理特點來解釋傷寒六經病證的發生、傳變及轉歸。在傷寒辨治方面，朱氏既強調辨證，注意分辨各證的陰、陽、表、裏；同時也重視辨病，列舉了傷寒、傷風、熱病、中暑、温病、温瘧、風温、温疫、中濕、濕温、痙病、温毒等各種外感病。另外，本書不僅對原《傷寒論》方藥的應用進行了發揮，而且還選取了《千金》、《外台》、《聖惠方》、《金匱玉函經》中126首方劑，以補原書證治的不足。

清代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中評價本書：“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功於仲景者，《活人書》為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所現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並有一症而治法迥別者，則讀者茫然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分縷析，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瞭然，豈非後學之津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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