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會通

論講求萬身公法

凡講求萬身公法之人，身在某國，則行事即不得違犯某國之律例。

凡講求萬身公法之人，亦許其兼奉他教，即各教教堂，有欲兼傳公法之學者，皆許之。然既欲講求，則總以聲氣互通為主，俾不能借公法之名以營私，且得紀其功，以為後日修史之用。

論推行萬身公法

公法最有益於人道，固不待言，然行事亦當有次序也。假如某國執政之人深知公法之美，甚欲變法，然其國現時所用之法，僅在比例之末，則轉變之始，當變為彼例之首者，俟再變乃至直用公法，庶無驟變而多傷之患也。

公法將君主例於比例之稍後，似乎不便於人主之私，抑知大不然。蓋公法最有益於人道，苟能用之，則國內之民日智一日，其興盛必遠勝他國之不能用公法者矣。

深明公法之人，其行事因循守舊，不能倡為更新之舉，則雖不能有功，但未嘗有過。惟他人既樂用新法，乃因其不便於我一己之私而阻之，則此等人必不容於公論矣。然人但能於公法中提倡一事，即有一事之功，雖其他吾未提倡，固自無過。然則身為君主者，苟能推行公法一二端，其功已不於天壤間矣。

地球上各國之民，倘有多人將公法講求既熟，欲聯為一會，舉公法一二端以行之者，倘其事絕不違該國之律，則公法許之。若夫身任議員，則舉公法而議之，職能奏事，則取公法而陳之，此皆可欽尚者。至於各國之君，有能頒行公法者，則其國之民，尤為得所託命，凡此均紀其功，以為修史之用。惟公法之意，須令人講求極熟，使其心深此理，自然樂行，直至反強其不行而不可，乃共行之，斯合“公法”二字之宏旨也，且如是方不愧為公法也。故有驟舉公法以強人，至其事決裂而多傷者，則公論當轉議其過。

總論萬身公法

公法乃地球上古今眾人各出其心思材力總合而成。世人盡用公法，公法不因此而榮；世人妄意以亂之，行比例之法，而捨棄公法，不因此而辱。

[抄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署“楊叔澄首校”；《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上冊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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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後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也是書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