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史

李修生學兄新著的《元雜劇史》出版了。他囑我談點感受。我雖知識淺陋，但也略知著述的甘苦，知道這部著作的分量，本着向他學習的精神，便欣然從命了。

我和修生學兄相知多年了。記得在打倒“四人幫”以後，遊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準備重新出版。當時，修生兄等一批參加該書修訂的年富力強的學者，集中在中山大學，和王季思老師一起研究修改方案。趁此機會，中山大學中文系師生邀請修生兄作了學術報告。那一天，教室裏座無虛席，氣氛熱烈。修生兄聲音洪亮，神態從容，條分縷析，新見迭出，使同學們大開眼界。我坐在後座，仔細聆聽，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記得聽課後，季思老師囑我認真向兄弟院校的同輩學者學習。我自知一向浮躁，更應多向嚴謹沉穩、功底紮實的修生兄求教。此後，我們又都擔任過中文系主任。常有機會在工作會議和學術會議上聚首，接觸愈多，愈感到修生兄為人處事的作風與其治學態度如出一轍。他的許多長處，正是我所不足。在切磋的過程中，我常受啓發。獲益良多。

近幾年，修生兄致力於元代文學的研究。一方面，他對白樸等重要作家深入鑽研；一方面，作為《全元文》的主編，他對整個時代的文獻資料全面掌握。正因為有了長期的學術積累，所以，他對元代戲劇發展的種種判斷，就顯得準確，更有系統性，更有説服力。我曾讀到他在《文學遺產》發表的有關元劇分期的論文，深感他蒐集的資料十分豐富，思考比以前更加周密。而當我知道他決定動筆編寫《元雜劇史》一書時，對他在學術上的“戰略部署”，似乎又有所領悟。他從點到面，博約結合，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於是結出了碩果。當然，這一部署，也可以説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陽謀。然而，作為一個學者，如果沒有長遠的目光，只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又怎能卓有所成，寫出紮實的論著?現在，《元雜劇史》的出版，標幟着修生兄的學術水平，又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按照他的性格，我知道，他不會到此為止。《元雜劇史》的完成，將是他下一步成功的開端。

近幾年，學術界對古代戲劇的研究，似乎處在“卡殼”的階段。有些論著，不能説寫得不深不細，但始終在幾十年耕築的框架上徘徊，學術水平沒有新的進展。究其原因，我想，很可能是由於研究者沒有擺脱過去蘇歐戲劇觀念的約束，依然以蘇歐的話劇理論，作為分析評價中國戲曲的依據。例如，在剖析戲曲作品時，往往只着意於捕捉戲劇矛盾，抓住人物性格的衝突，審視矛盾的契機。這樣做，自然是必要的，但卻不能解決中國戲曲評論的全部問題。因為我國的古代戲曲，既是“戲”，也是“曲”。所謂“曲”，實即詩。在劇作中，“曲”佔着極其重要的位置。加上戲曲作家，往往就是詩人，當他們安排關目，表現人物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詩歌創作特有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詩歌創作，最重“意境”，注重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景物相融合，從而誘導讀者產生聯想，參與創造，體驗形象之外的涵義。以我看，戲曲作家特別是雜劇劇作家，有不少人致力於意境的追求。

這本書原是80年代在學校講選修課的講稿。

這本書是為中文系學生編寫，自然偏重文學方面，但戲曲是一門綜合藝術，劇場及其他藝術因素也應給予一定注意。 ^[1] 

序

黃天驥

修生學兄新著《元雜劇史》出版了。他囑我談點感受。我雖淺陋，但也略知著述的甘苦，知道這部著作的分量，本着向他學習的精神，便欣然從命了。

我和修生學兄相知多年了。記得在打倒“四人幫”以後，遊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準備重新出版。當時，修生兄等一批參加該書修訂的年富力強的學者，集中在中山大學，和王季思老師一起研究修改方案。趁此機會，中山大學中文系師生邀請修生兄作了學術報告。那一天，教室裏座無虛席，氣氛熱烈。修生兄聲音洪亮，神態從容，條分縷析，新見迭出，使同學們大開眼界。我坐在後座，仔細聆聽，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記得聽課後，季思老師囑我認真向兄弟院校的同輩學者學習。我自知一向浮躁，更應多向嚴謹沉穩、功底紮實的修生兄求教。此後，我們又都擔任過中文系主任。常有機會在工作會議和學術會議上聚首，接觸愈多，愈感到修生兄為人處事的作風與其治學態度如出一轍。他的許多長處，正是我所不足。在切磋的過程中，我常受啓發。獲益良多。

近幾年，修生兄致力於元代文學的研究。一方面，他對白樸等重要作家深入鑽研；一方面，作為《全元文》的主編，他對整個時代的文獻資料全面掌握。正因為有了長期的學術積累，所以，他對元代戲劇發展的種種判斷，就顯得準確，更有系統性，更有説服力。我曾讀到他在《文學遺產》發表的有關元劇分期的論文，深感他蒐集的資料十分豐富，思考比以前更加周密。而當我知道他決定動筆編寫《元雜劇史》一書時，對他在學術上的“戰略部署”，似乎又有所領悟。他從點到面，博約結合，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於是結出了碩果。當然，這一部署，也可以説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的陽謀。然而，作為一個學者，如果沒有長遠的目光，只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又怎能卓有所成，寫出紮實的論著?現在，《元雜劇史》的出版，標幟着修生兄的學術水平，又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按照他的性格，我知道，他不會到此為止。《元雜劇史》的完成，將是他下一步成功的開端。

近幾年，學術界對古代戲劇的研究，似乎處在“卡殼”的階段。有些論著，不能説寫得不深不細，但始終在幾十年耕築的框架上徘徊，學術水平沒有新的進展。究其原因，我想，很可能是由於研究者沒有擺脱過去蘇歐戲劇觀念的約束，依然以蘇歐的話劇理論，作為分析評價中國戲曲的依據。例如，在剖析戲曲作品時，往往只着意於捕捉戲劇矛盾，抓住人物性格的衝突，審視矛盾的契機。這樣做，自然是必要的，但卻不能解決中國戲曲評論的全部問題。因為我國的古代戲曲，既是“戲”，也是“曲”。所謂“曲”，實即詩。在劇作中，“曲”佔着極其重要的位置。加上戲曲作家，往往就是詩人，當他們安排關目，表現人物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詩歌創作特有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詩歌創作，最重“意境”，注重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景物相融合，從而誘導讀者產生聯想，參與創造，體驗形象之外的涵義。以我看，戲曲作家特別是雜劇劇作家，有不少人致力於意境的追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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