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外交與近代化：近代中國的準條約

近代中國的準條約是洋務運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最初以電信、鐵路、開礦等近代工業為內容，與近代化議題密切相關。由於準條約涉及對外經濟事務，在外交職責劃分並不清晰的晚清時期，企業在很多時候承擔起對外交涉的職能，並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政府責任或國家責任。甲午戰爭以後，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後，準條約與近代化密切相關的主題出現了變動，雖然電信、路、礦等準條約依然存在，但政治貸款開始出現。晚清政治改革時，清政府設立專門經濟管理部門，試圖以制度化的努力，將經濟剝離於外交事務之外，以保利權。民國成立後，全面繼承了晚清政府遺留下來的條約和外債，並宣佈對所有外人既得利權一體保護，準條約當然在此範圍之內。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準條約的弱化趨勢加劇，除無線電類準條約一枝獨秀外，其他類別的準條約逐漸消失。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最後時刻。 ^[1] 

侯中軍，山東嘉祥人，200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獲得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關係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專業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外關係史。出版專著一部，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雜誌上先後發表30餘篇學術論文。在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外交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抗戰外交以及琉球問題等方面都有專論。專著《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關於評判標準的討論》榮獲近代史所科研成果優秀獎，並多次榮獲近代史所青年學術論壇論文優秀獎。2010—2012年，以在職身份在湖南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在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下，於2013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進行過一年的訪問研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