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小説描寫了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春天，師範畢業後浪跡多年的年輕教員蕭澗秋到芙蓉鎮去任教。在輪船上，他見到個滿臉愁容的青年婦女，帶着七歲的女孩和兩歲的男孩。從旁得知，她丈夫在攻打惠州時犧牲了。蕭澗秋來到芙蓉鎮的當天，就認識了老同學陶侃的妹妹、美貌、恬靜、號稱芙蓉皇后的陶嵐。同時從她口中得知，船上那個寡婦叫文嫂。他對文嫂的不幸遭遇和窮困生活寄予憐憫和同情，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救濟她們。陶嵐對蕭澗秋一見鍾情。而蕭澗秋也暗暗地喜歡着這個姑娘。他們的往來引起了向陶嵐求婚而拒絕的紈絝子弟錢正興的嫉妒和排擠。錢正興利用蕭澗秋對文嫂的幫助，造謠中傷；但陶嵐仍一如既往地愛着蕭澗秋。不久，兒子的病亡使文嫂再度絕望，為了從根本上解救文嫂母女，蕭澗秋決定娶文嫂為妻。但他又強烈地愛着志趣相投的陶嵐。他的決定給陶嵐很大打擊，但她明白和理解他的心。不料，絕望中的文嫂懸樑自盡，蕭澗秋極度痛苦，大病一場。他再也沒有力量去聽芙蓉鎮裏“含毒的聲音”了。於是，不辭而別，孑然一身前去上海。接到蕭澗秋的來信，陶家兄妹非常震驚，陶嵐更是痛苦萬分。兄妹二人徵得母親同意，到上海尋找蕭澗秋去了。 ^[2] 

《二月》中，主人公蕭澗秋受老同學之邀來到芙蓉鎮做教師，計劃在這裏待一段時間或更長時間，在經歷了與陶嵐的愛情糾葛，期望拯救文嫂一家而不得，終致文嫂自殺的一系列事件後，終於藉口到佛山透透氣而逃離了芙蓉鎮。如此與魯迅《祝福》如出一轍的“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故事框架，不難看出，柔石是在有意模仿魯迅的寫作。

1928年，柔石到上海之後，逐漸成為魯迅年輕的摯友，魯迅對柔石生活、寫作的提攜幫助以及在交往中魯迅所給予柔石的精神鼓勵和影響，在柔石的人生和創作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柔石也視魯迅為精神導師和文學戰友，他的小説創作在題材、主題和關注內容等方面都烙印着濃厚的魯迅的痕跡。因此，出版於1929年的《二月》，便有着作者對魯迅小説創作的明顯模仿，既然是同樣關於知識分子和女性命運的題材，故事結構則自然模仿了魯迅的《祝福》。 ^[3] 

蕭澗秋：既屬於知識分子族類，但在這族類中也是個異類。他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素養，喜歡研究哲學、社會學，四處漂泊還不忘隨身帶着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又懂音樂會彈琴，並抱“藝術不能拿來敷衍用的”之態。斯人具有低徊而又高蹈的生命格調與生活情調，低徊時如其自況“我是喜歡長陰的秋雲裏底飄落的黃葉的一個人”，即使“在一羣朋友底歡聚中，我會感到一己的悽愴”，總是有着揮之不去的孤獨感、漂泊感、邊緣感；高蹈時又“極想有為，懷着熱愛”。他一來就難忘路遇所見的淚痕悲色，剛知是為革命殞身的同學的遺孀遺孤便趕去看望，此後一直傾力救助，不計利害得失，不懼流言亂箭，“我是勇敢的，我也鬥爭的”。然其毅然決然的同時又軟弱迷茫，自覺“我好似冬天寒夜裏底爐火旁的一二星火花，倏忽便要消滅了”，來此教書變成了朋友説的“自討苦吃”，煞費苦心地救助孤兒寡母而淪陷於“羣眾底心，羣眾底口”。文嫂的自殺，更使其覺得“我簡直似一個殺人犯一樣——我殺了人，不久還將被人去殺”！結果以撤出重圍、悄然出走而告終。其來是自外面懷着幻滅的情緒而來，其去又從此懷着更大的幻滅情緒而去。

陶嵐：知識女性，形美性真。蕭與她初見面時，但覺其“態度非常自然而柔媚，同時又施展幾分嬌養的女孩的習氣”。然其不僅容貌儀態出眾，而且行為出格、思想尖刻。“別人説女子做不好的事，我卻偏要去做。”先後學理、法，又要學音樂、哲學。面對大家各有主義的高談闊論，她宣稱“我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面對蕭的菩薩心腸，則説“你以為人的本性是善的麼？……而我卻都視它們是醜惡的一團呢”。她不信愛情而又太信愛情。“批評男子的目光很鋭利”，乃至把玩那些男性追求者，卻又表示誰出三千元錢讓其到國外跑三年就可與他結婚，無論瞎子枴子、六十或十六歲。直到蕭的出現，生怕他誤解了這在無人可解的苦悶中走向的自我放縱與放逐。 ^[4] 

文嫂：貧困的寡婦。蕭澗秋與文嫂初次相會是在去往芙蓉鎮的船上，當時蕭澗秋已經隱隱從文嫂憂鬱哀傷的神情中感覺到了什麼，到了芙蓉鎮之後從陶慕侃口中得知，文嫂的丈夫作為北伐軍在戰鬥中為革命捐軀，她孤身一人帶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兒子和採蓮，貧苦無依，蕭澗秋剛到芙蓉鎮便去拜訪文嫂一家，表明願以一己之力幫助文嫂一家，並希望文嫂能讓採蓮去上學，淒涼無助中的文嫂似乎感激上天送來的這突如其來的温暖和希望。然而，隨着蕭澗秋與陶嵐的感情日漸明朗，作為陶嵐未婚夫的錢正興開始煽動輿論中傷誣衊文嫂和蕭澗秋，加之文嫂的小兒子不幸患病身亡，文嫂終因無法忍受喪子之痛和流言誹謗的雙重打擊，自縊身亡。一位被愚昧冷漠麻木的社會殘害的女性形象。 ^[3] 

作者在《二月》裏塑造了兩個20世紀20年代追求光明和進步的知識青年的形象，通過他、她們的言行和遭遇，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是窒息人性的魔窟，孕育悲劇的温牀，表現了作者對現實的憤恨及其改變現實的探索。 ^[5] 

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前夕社會的黑暗沉悶，也反映了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惱，表達了作者對人生的思考。 ^[6] 

《二月》包含的敍事層面之一，是悲憫之愛的道義敍事，從傳統意義上的“仁者愛人”和扶危濟困，到現代意義上的人道情懷、人文關懷。然而男女主人公之間有着差異。雖然陶嵐對蕭的做法開始就予以肯定，後來又參與進來，但兩人仍有不同。一則有着西方式的講究自我的個人主義，當蕭極力救助的文嫂幼子病亡後她能説得出這樣的話來：“不過為他母親着想，死了也好。”文嫂死後又對蕭説：“雖則事實發生的太悲慘，可是悲劇非要如此結局不可的。不關我們底事。以後是我們底日子，我們去找尋一些光明。”並勸蕭道，“你太真情對付一切，所以你自己覺得很苦罷？不過真情之外，最少要隨便一點。”另一則有着東方式的仁厚待人的君子之道，亦有着不同於法式個體本位的人道主義的俄式人道主義——博愛、悲憫、忍讓、懺悔、救贖的人道主義。啓蒙時期的周作人，曾將人道主義概括為“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如同這兩個人物形象的互為參照映發，個體本位的人道主義所張揚的尊重個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個性的獨立與人格平等思想，這與俄之託爾斯泰式的博愛人道主義思想形成了補充與對照、相反與相成，這才共同構成了人道主義的完整內涵。 ^[4] 

在作者筆下，芙蓉鎮既是“世外桃源”，又是保守落後之地。江南古色小鎮，小橋流水人家，平靜日子，安分生活，正是漂泊多年的蕭澗秋嚮往的能得一時安寧之地。然而這裏的生活也呈現為凝滯少變的面貌，傳統和慣性的力量都還很強大。當外部的衝撞來臨時，它更多的是予以本能的拒斥，乃至伸出生毛的手加以撕扯、撲滅；而對當地少數敏感孤高、有所追求的靈魂則是一種無聲的戕害或窒息。其實，作品並沒多寫芙蓉鎮的景觀風貌，更多地是營造出其特有的精神氛圍，揭示人物與環境的關係。這樣，小鎮既作為故事背景存在，但又並非只是地域背景，而是成為人物精神版圖中的一個區域，參與了人物的靈魂活動。這樣，小鎮的場景被情境化了，也靈性化了。

隨筆點染的隨着心態意緒變化而變化的情境描寫，也是詩意生髮之處。蕭初次冒雪家訪文嫂，救人之難，去時懷着熱力和勇氣而“似一隻有大翼的猛禽”，回後懷着欣快“有如一隻鶴在雲中飛一樣”。又如寫蕭和陶嵐各自沉落在很深的心思裏，“許久，他們沒有交談一句話。窗外也寂靜如冰凍的，只有雪水一滴滴的從檐上落到地面，似和尚在夜半敲磬一般。”心思的幽深與環境的幽靜互相映襯，精神的遊絲與雪水的滴答同樣飄忽，夜半磬聲的轉喻更至空靈渺茫的意境。

作品以心理描寫見長，着重表現人物的心態意緒，着力表現生命的格調情調。整部作品的情感表現或抒情表現具有“二重性”和“復調”的特徵，時爾一陣欣悦、時爾一陣悲傷，時爾一陣嚮往、時爾一陣迷惘，而強烈與舒緩、傷痛與寬慰、絕望與自省等本來處於對立狀態的情緒，最終相互滲透和融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思想情感上和絃般的共鳴。 ^[4] 

1963年，《二月》被改編成電影《早春二月》，由謝鐵驪執導，孫道臨、謝芳、上官雲珠主演。 ^[7] 

1929年，該書完成後，魯迅親自校閲全書，同年8月20日為之作小引，上海春潮書局11月1日出版。 ^[2] 

柔石（1902—1931年），現代小説家。原名趙平復。浙江寧海人。1923 年開始文學創作。1928 年到上海，與魯迅等人組織朝花社。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是“左聯五烈士”之一。參加過《語絲》等雜誌的編輯工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説集《瘋人》，中篇小説《二月》《三姐妹》，長篇小説《舊時代之死》。其中《二月》和短篇小説《為奴隸的母親》為代表作，顯示了作者的創作才華和作品的現實主義特色。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