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論戰

這場論戰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世界觀，劃清了真假社會主義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

經過1919年7月到1920年初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更加擴大。1920年上半年報刊上出現了宣傳和討論社會主義的熱潮。接着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先後成立，並積極醖釀建立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英國哲學家B.A.W.羅素來中國講演，宣揚“新實在論”的唯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攻擊俄國革命，抵制社會主義，鼓吹中國必須開發實業、興辦教育、發展資本主義。與此同時，研究系分子梁啓超、張東蓀等人打着社會主義旗號向馬克思主義進攻。11月初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發揮羅素的觀點，反對社會主義。對此，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立即進行了反駁。12月初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動員大家進行廣泛討論和批判。同月中旬張東蓀又在《改造》月刊上發表《現在與將來》，系統闡述他的觀點。次年2月梁啓超也在《改造》上發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支持和發揮張東蓀的觀點。接着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上進行批判，3～8月先後發表了李大釗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蔡和森的《馬克思學説與中國無產階級》等重要文章，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反社會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的駁斥。

在論戰中，張東蓀、梁啓超等人認為精神改造決定物質改造，社會主義不必從物質上破壞現存社會制度入手，只須從思想上改造資本主義的習慣勢力入手即可。他們説中國國民的特性是“中庸妥協”、“政治上不干涉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革命是違反國民性。他們認為中國無知貧窮到了極點，當務之急是開發實業，增加富力，興辦教育，發展資本主義，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中國工業不發達，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不能建立共產黨，不能發動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主張疏泄、矯正資本主義，用勞資協調的辦法慢慢實現所謂社會主義。

針對張東蓀、梁啓超等人的論調，李大釗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指出：①社會革命在於客觀的經濟變動，而不在於主觀的願望。張東蓀等人的“重精神輕物質”是一種“唯理主義”的唯心論，實質是反對階級鬥爭，主張改良；②生產力推動生產關係的變革，決定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新陳代謝底公例”，是不可避免的；③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不能消除多數人的貧困。中國已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對象，不可能再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在中國開發實業，增加富力，不能只靠資本主義，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④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已形成相當數量的無產階級，他們受國內外資本的剝削，比歐美日本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更深。中國革命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建立中國共產黨，進行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才能達到社會主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