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姆斯伯裏的威廉

威廉在馬姆斯伯裏修道院接受的教育包括淺顯的邏輯學和物理學，道德哲學還有歷史，無論如何，這些是他投入最多注意力的學科。在他學習期間，他收集中世紀曆史藏品，這賦予他一個想法，一個模仿比德的盎格魯人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進行通俗記述的英國曆史。威廉對比德明顯的尊敬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他的盎格魯國王史（Gesta regum Anglorum）的序言中，他都表達了他對比德的讚賞。

為了實現這個想法，威廉在1120年前後創作了他的盎格魯國王史（英國國王的事蹟或者英國人的國王的事蹟），該書從公元449年跨越到1120年。他隨後對其進行編輯和擴充，直到1127年，發佈了一個獻給格洛斯特伯爵的修訂版。這個國王史的“第二版”被現在的學者認為是英格蘭重要的歷史著作之一。在威廉的這本書的第一版之後，1125年發行了盎格魯主教史（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英國主教的事蹟）。

在此前後，威廉結識了索爾茲伯裏的羅傑主教，他在馬姆斯伯裏擁有一座城堡。可能是這種瞭解加上對威廉的國王史的明確接受，在1140年，提議威廉獲得馬姆斯伯裏修道院院長的職務。然而威廉更喜歡他作為圖書館員和學者的工作，結果拒絕了這個建議。威廉的一次公開露面被安排在1141年的温徹斯特會議，會議上神職人員表示擁護瑪蒂爾達王后。威廉繼續他關於《歷史小説》，或稱作《近代史》，一本三冊的編年史的編纂，該書時間從公元1128年延續至1142年，包括了斯蒂芬國王統治時期政治混亂的重要記載。這個工作卻於1142年底突然中斷， 伴隨着一個無法履行的承諾（承諾繼續工作）。威廉可能在他能履行他的承諾前去世了。

他被包括約翰·彌爾頓在內的許多人譽為當時英國最好的歷史學家之一，並以有説服力的文檔資料和他清晰而吸引人的寫作風格而留名。一個引人注目的拉丁文體家，他展示出文學和對歷史進行清晰描繪的天賦，在他的時代非常的知名。他是一位自1066年以來非常重要的權威；許多生動的故事和對人和事件精明的判斷都能從他的記錄中獲得。一些學者就他不標準的編年史形式對他進行批評，認為他的年表不能令人滿意並且他材料的安排有些輕率。威廉許多關於伍斯特主教伍爾夫斯坦的工作被認為是來自於和其同時代的科爾曼的第一手記錄，威廉僅僅將文獻從古英語翻譯成拉丁語。威廉的工作仍被認為是非常寶貴的，儘管有這些瑕疵，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仍是十二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對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

1066年後，“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一度存在兩種對立的派別：“諾曼派”為“諾曼合法化”服務，對諾曼征服大力頌揚；“英格蘭派”則強調創傷與痛苦，批判諾曼征服給英格蘭帶來的傷害。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則第一次在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中尋求平衡諾曼人與英格蘭人利益與情感的“中間路徑”。他敍述了諾曼征服對英格蘭的積極影響，以及諾曼人對英格蘭造成的傷害與壓迫，最終營造出諾曼征服的總體正面形象。這種“中間路徑”成為盎格魯—諾曼史家書寫諾曼征服歷史的傳統，並與王朝政治實現互動，促進了盎格魯—諾曼社會的形成與融合。 ^[1] 

11世紀的諾曼征服是英國曆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對英國曆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牛津大學中世紀史家理查德·W.薩瑟恩（R. W. Southern）曾説：“就文化與貴族社會層面而言，從蠻族王國的興起一直到20世紀，歐洲沒有任何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經歷如此激烈的變革，可以與英國1066年以後的經歷相提並論。”因此，自愛德華·A.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的《諾曼征服史》（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於19世紀70年代出版以來，諾曼征服始終都是西方史學研究的重點之一，相關著作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不斷湧現，產生了眾多學術爭論的焦點問題。

當大部分學者為封建主義、殖民與帝國、行政系統等問題爭論不休時，一些學者開始關注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問題。約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曾提出：“那些將自己視為英格蘭人的歷史學家如何應對這種根本性變化？”對諾曼征服歷史書寫進行長時段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是理查德·巴伯（Richard Barber），他的論戰文章《諾曼征服與媒介》，對1066年至近現代英國人對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進行了梳理，論述了諾曼壓迫的“神話”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西方學者對一些中世紀史家有關諾曼征服的書寫也有不少研究。例如，裏德（Rebecca Reader）的文章《馬修·帕里斯與諾曼征服》以及温克勒（E. A.Winkler）對普瓦提埃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的研究，以具體的中世紀史家為研究對象，考察他們對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

隨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逐漸開始關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對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是12世紀英格蘭著名的歷史學家，一生著述頗豐，其代表作有《英吉利國王事蹟》（Gesta Regum Anglorum）、《英吉利主教事蹟》（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與《現代史》（Historia Novella）等。21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對他的諾曼征服歷史書寫都有所涉及。奧爾森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與歷史道德觀》一書中全面考察了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作品所體現的道德觀念，認為道德啓迪是他寫史的核心目的。芬頓的著作《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作品中的性別、民族與征服》從性別的角度切入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的書寫，認為“婚姻慣例是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有關征服的每一個敍述的核心”。温克勒則認為，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筆下，國王的道德責任與國家命運緊密關聯，國王自身的罪惡是國家遭受外部入侵的重要原因。國內學者王雲龍對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有關諾曼征服的敍述也有所涉及，認為其體現了“盎格魯—諾曼的英格蘭認同”。

現有的相關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有關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但是各自的解讀並不完整，將他與其他中世紀史家進行比較研究也較為有限。事實上，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對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與之前的中世紀史家有着明顯差異，這與時代背景的不同有着密切關係。因此，本文試圖將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與他之前的中世紀史家進行比較，揭示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試圖平衡諾曼征服雙方的“中間路徑”，顯示出12世紀盎格魯—諾曼社會融合及其歷史書寫的一條全新路徑。

諾曼征服後半個世紀內的史家可以分為兩個陣營——“諾曼派”與“英格蘭派”。“諾曼派”對諾曼征服大加讚揚，完全體現了諾曼人的視角；而“英格蘭派”對諾曼征服的記錄則大多較為簡略，以編年史為重，較少解釋與分析，帶有明顯為英格蘭辯護的傾向。這便是早期諾曼征服歷史書寫的“兩條路徑”。

從1066年開始，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通過一系列戰爭成功征服英格蘭，成為英格蘭國王“威廉一世”。作為諾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並不具有威塞克斯王族的血統，這就導致諾曼人在英格蘭的統治產生了合法性危機。因此，自諾曼王朝建立起，諾曼人就產生了“諾曼合法化”的敍述方式，核心是以歌頌征服者威廉的方式為諾曼征服正名。他們的歷史書寫分別從戰爭獲勝、繼承權、捍衞正義與教會三個角度為威廉一世的統治尋求合法性，以維護諾曼人在英格蘭的統治。

首先，征服者威廉繼承王位的合法性來源於戰爭的勝利。大約完成於1067年的《黑斯廷斯戰役之歌》（Carmen de Hastingae Proelio）由亞眠主教居伊（Guy bishop of Amiens）所寫，此人與諾曼王朝的核心人物關係密切，在1067年曾作為威廉一世王后瑪蒂爾達（Matilda of Flanders）的牧師陪同她前往英格蘭。在《黑斯廷斯戰役之歌》中，居伊就以黑斯廷斯戰役的勝利來證明威廉一世王位繼承的合法性，英格蘭國王哈羅德（Harold Godwinson）下葬後，征服者威廉就“將公爵頭銜撇在一邊”，而成為了國王。由威廉一世的牧師普瓦提埃的威廉寫於1073—1074年的《諾曼公爵與英格蘭國王威廉的事蹟》（Gesta Guillelmi Ducis Normannorum et Regis Anglorum）則將威廉一世與埃涅阿斯、凱撒等古典英雄頻繁對比，凸顯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之事業比這些古典英雄的征伐還要偉大，以此證明諾曼征服是特殊、完美的功業。黑斯廷斯戰役等戰鬥的勝利表明，征服者威廉當之無愧地享有國王與英雄的榮譽。

其次，諾曼史料宣稱征服者威廉本身就擁有合法的王位繼承權。威廉一世雖不具有威塞克斯王族的血統，但是與前代國王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具有一定的血緣關係，這就為諾曼史家建構王位繼承的合法性提供了便利。修道院史家瑞米耶日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在11世紀70年代早期完成著作《諾曼公爵事蹟》（Gesta Normannorum Ducum），聲稱懺悔者愛德華曾派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Robert of Jumièges）赴諾曼底，任命征服者威廉為英格蘭王位的繼承人，而後來“篡位”的英格蘭國王哈羅德也曾奉愛德華之命來諾曼底向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承諾有關王位之事。羅伯特是諾曼征服前英格蘭唯一一位來自諾曼底的大主教，故而提升了此種觀點的可靠性。普瓦提埃的威廉也基本繼承了此種説法，並補充道，在哈羅德居留諾曼底期間，他與征服者威廉就多佛城堡（the castle of Dover）達成協議。諾曼史家建構了威廉一世王位繼承的合法性。

最後，威廉一世在諾曼史家的筆下成為正義與教會的捍衞者。《黑斯廷斯戰役之歌》開篇就將征服者威廉描述為“正義與和平之源”、“教會的捍衞者”，為之後的諾曼史書寫奠定了基調。諾曼人認為，諾曼征服前英格蘭並不正義，而威廉一世則重新將正義帶回英格蘭。瑞米耶日的威廉將黑斯廷斯戰役中數千名英格蘭人的陣亡描述為上帝對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參與謀殺了懺悔者愛德華的兄弟阿爾弗雷德（Alfred Aetheling）。相比之下，威廉一世的統治則將正義帶回英格蘭，“他統治初期所實行的一切事情都是公正的”。另外，從宗教的角度看，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也具有合法性。在諾曼史家看來，哈羅德的即位同時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Stigand）加冕，而此人曾被教皇取消教會職位，故而是一場“無信仰的加冕儀式”；二是哈羅德違反了自己向征服者威廉許諾的支持其英格蘭王位繼承權的誓言，“在邪惡之人的擁護與縱容下登上王位”，而作偽誓在教義中是應受懲罰的。哈羅德對宗教的不敬使得威廉一世成為教會的捍衞者。根據普瓦提埃的威廉的記錄，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從教皇亞歷山大二世（Pope Alexander II）處獲得神聖的旗幟，象徵着教皇對征服的支持。由此，諾曼史料為諾曼征服營造出一種如同“十字軍東征之感”的氛圍。

與諾曼人相反，同時代的英格蘭史家對諾曼征服則抱着拒斥態度。從體量上看，同時期英格蘭史家有關諾曼征服的記錄比起諾曼史家要簡略得多。諾曼史料中所有的正面論點在英格蘭同時代的史料中均不存在，英格蘭史家先是選擇沉默與影射來表達對諾曼征服的拒斥，後是以“英人有罪”的論調來尋求一絲慰藉，並直接批判諾曼人的統治。

1066年後大約一代人的時間內，英格蘭史料中關於諾曼征服的記錄極為稀少，唯一一部寫於1065—1067年間的《愛德華國王傳》（Life of King Edward）也只是隱約提到黑斯廷斯戰役。該書由懺悔者愛德華的王后伊迪斯（Edith of Wessex）請人寫成，將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定在巴特爾（Battle），敍述了伊迪斯在1066年失去四個兄弟，不是死在巴特爾就是死在斯坦福橋（Stamford Bridge）。因此，這部作品只是影射到諾曼征服的殘酷。另一方面，《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的D本是記錄諾曼征服事件最貼近1066年的版本，但對諾曼征服記錄簡略，並且很可能是事後增補的。該版本並未記錄任何有關懺悔者愛德華和哈羅德向威廉公爵承諾英格蘭王位繼承權之事，並且在對威廉一世統治不長的記錄中顯然帶着批判之意——1067年國王向“可憐的人民”徵收“重税”，讓軍隊所犯之地“盡遭劫掠”；1068年洗劫達勒姆城（Durham），以“聖彼得大教堂作為嘲笑的目標”，“搶劫和侮辱了其他所有的教堂”，等等。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沉默，很可能是因為英格蘭人還無法從這場戰役的巨大震驚和創傷中走出來。然而這種悲痛的記憶通過口述的方式流傳下來，到了1066年後的第二代人那裏，通過教士、僧侶的敍述得以抒發。英格蘭史家試圖通過基督教倫理解讀諾曼征服。由此，被征服的悲痛與上帝懲罰的觀念相融合，形成了“英人有罪”的論調，從而為英格蘭所受的苦難尋求一絲慰藉。這種“英人有罪”的論調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的D本中已顯雛形，作者在描繪黑斯廷斯戰役時寫道：“法國人依舊據有戰場，正好像是天主將它授予他們那樣，因為人們有罪”。寫作《現代史》（Historia Novorum）的愛德瑪（Eadmer of Canterbury）是第一個對諾曼征服作出較多解釋的英格蘭史家，“英人有罪”的觀念也在他的筆下得以體現。他將威塞克斯國王埃塞爾雷德二世（□thelred II）的罪惡視為諾曼征服的起源，並且將1066年的事件視為上帝對英格蘭人集體罪惡的懲罰。

愛德瑪在《現代史》中為哈羅德的偽誓進行辯護，認為哈羅德是被迫向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的，故而此誓言無效；而懺悔者愛德華在臨死前將王位傳給哈羅德，所以哈羅德才是真正的王位繼承人。愛德瑪在敍述諾曼征服之後倖存的英格蘭貴族的命運時，也顯然對諾曼人較為憤恨，寫道：“這對我沒有什麼好處，我不敢説了”。自11世紀末開始撰寫的另一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鉅著伍斯特編年史雖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一樣對諾曼征服的敍述較為簡略，但是也明確表現出對諾曼征服的抗拒。伍斯特的編年史對反叛威廉一世的諾森伯里亞伯爵瓦爾塞奧夫（Waltheof Earl of Northumbria）較為同情，將他的處死描述為“錯誤且殘忍”，而後者是盎格魯—撒克遜最後一名伯爵。伍斯特編年史為英格蘭的辯護在12世紀初英格蘭其他編年史中也都可以找到，基本可以視為《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D本內在情感的延續。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成長於本篤會馬姆斯伯裏修道院（Malmesbury Abbey）濃厚的學術氛圍中，自小便沉於研習，熱愛藏書。他一生拜訪了英格蘭王國內眾多著名的修道院，收集了較多的書籍資料。他的藏書數量多，知識面也極為寬廣，涉及神學與聖經著作、古典與古代晚期非基督教作品、希臘與阿拉伯著作、法律書、歐陸與英格蘭各類史學作品、佈道詞與書信，等等。他的父母分別是諾曼人與英格蘭人，因此他同時具有諾曼與英格蘭雙重血統。他與諾曼王朝的教俗貴族有着密切聯繫，與亨利一世私生子格洛斯特的羅伯特伯爵（Robert Earl of Gloucester）有較多來往，並認識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爾謨（Anselm of Canterbury）、莫爾文修道院院長瓦爾歇（Walcher Prior of Malvern）、安瑟爾謨的傳記作者愛德瑪等重要人物。紮實的知識背景以及他與愛德瑪等人的交往，使得他對諾曼征服歷史書寫的前述“兩條路徑”較為熟悉；諾曼和英格蘭雙重血統以及與諾曼教俗貴族的聯繫，也決定了他與前代歷史學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分歧。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在《英吉利國王事蹟》第三卷的序言中寫道：“出於不同的動機，諾曼人與英格蘭人都曾寫過威廉國王：前者極力讚揚他的行為，而不管善惡；後者出於國仇家恨，對他們的征服者進行無端指責。對於我來説，由於我的血管中同時流淌着雙方的血液，我將採取一條中間路徑。如果他的善行是可被證明的，那麼我就會公開讚揚；對於他的惡行，我將會有限度地提及，但是絕不是為了掩蓋它。這樣，我的敍述就不會被譴責為是虛假的。我也不會用不光彩的責難侮辱他。他的幾乎所有行為，如果不能被讚揚的話，也至少能被合理地辯護。”對於征服者威廉的敍述，實際上也就是對於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馬姆斯伯裏的威廉顯然意識到前“兩條路徑”的不足，因此想採取一種“中間路徑”，以達到客觀與平衡。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明顯想刻意維持這種平衡，而不想像後征服時代其他歷史學家那樣陷入任何一種極端之中。他曾稱自己寫史的目的是“使被掩埋在歷史廢墟之下的東西重現天日”，這使得他對以往史料中的論據進行再考證，對過往的觀點進行再思考，從而試圖達到歷史的真實。由此，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便帶來了諾曼征服歷史書寫中的“中間路徑”。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的“中間路徑”試圖平衡此前“諾曼派”與“英格蘭派”相互對立的敍述。他繼承並發展了之前“兩條路徑”的觀點與論據，同時敍述了諾曼征服對英格蘭的積極影響以及諾曼人對英格蘭造成的傷害與壓迫，最終營造出了諾曼征服總體積極的正面形象。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繼承了“諾曼派”對威廉一世王位合法性的某些辯護。他考察了此前有關哈羅德赴諾曼底向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的不同敍述，認為哈羅德單純因風暴被迫抵達蓬迪厄（Ponthieu）海岸，陰差陽錯地到了征服者威廉那裏，但他後來確實向征服者威廉許諾將支持其英格蘭王位繼承權。因此，哈羅德犯了作偽誓之罪，被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評價為“雖然擁有無數的優良品質”，但是卻“粗心地違揹他人之信任”。最終造成的結果是，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充分考察雙方的主張”後，授予征服者威廉神聖的旗幟，以表明教會對這場正義戰爭的支持。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也繼承了愛德瑪的“英人有罪”的論調，強調諾曼征服洗刷了英格蘭人的集體罪惡。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將英格蘭人的罪惡歸結於埃塞爾雷德二世的邪惡統治，稱他“竊取”而非“統治”王國37年，他的統治“開始時殘酷，中期時悲慘，結尾時可恥”。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最為敬重的盎格魯—撒克遜聖徒鄧斯坦（Dunstan）曾預言，由於埃塞爾雷德視金錢重於上帝與使徒，邪惡將很快降臨到埃塞爾雷德頭上。而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的敍述中，這種邪惡很快就從國王身上蔓延到全部英格蘭人身上。他對諾曼征服前夕英格蘭人的集體罪惡有着非常細緻的描述：牧師滿足於學習皮毛，而不再能流利地説出聖言；僧侶錦衣玉食，而忽略修道院的古老規訓；貴族沉溺於聲色犬馬，而不再虔誠地聆聽基督之箴言；平民成為權貴之犧牲品，被掠奪財產或是販賣到國外；聚眾酗酒成為常見之行為。英格蘭的公爵、主教、修道院院長等也已然不是上帝的牧師，而是成為魔鬼的奴僕。因此，諾曼征服成為必須遵從的上帝的旨意，最終的結果則是諾曼人淨化了英格蘭教會。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在敍述完黑斯廷斯戰役後寫道：“他們（指諾曼人）的到來複興了原先在整個英格蘭都毫無生氣的宗教規則。你們可以看到教堂和修道院以一種此前從未見過的建築風格被建造在村子、城鎮裏；你們可以看到整個國家被複興的宗教儀式繁榮了起來。”諾曼征服後英格蘭籍教職人員被大批撤換也成為預料之中的事。貪婪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也被虔誠的蘭弗蘭克（Lanfranc of Canterbury）取代。蘭弗蘭克作為英格蘭教會的新領導者與威廉一世親密合作，以各種機智的方式勸導國王放下傲慢，遠離邪惡。結果是，在他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間，各個郡僧侶們宗教實踐的成熟達到了引人矚目的高度。

此外，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筆下，諾曼征服也給英格蘭帶來了文明。在他的觀念裏，他所處的那個法國化、歐陸化，但仍然保留明顯英格蘭特徵的社會，顯然要比1066年之前的那個英格蘭社會要高級。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讚揚諾曼人帶來的法國文化，認為圖爾的約翰（John of Tours）、勒芒的希爾德伯特（Hildebert of Le Mans）、温徹斯特的戈弗雷（Godfrey of Winchester）等法國學者與詩人，代表着安瑟韋爾德（Aethelweard）等野蠻的盎格魯—撒克遜作者之後標準拉丁文、古代文學和道德價值的復興。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對諾曼征服前夕英格蘭社會殘酷的奴隸貿易也極為厭惡，稱其為“恐怖的交易”。諾曼征服後，威廉一世頒佈法令，禁止向英格蘭之外販賣奴隸。這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眼中無疑是一個巨大進步，他在《英吉利國王事蹟》和《伍爾夫斯坦傳》（Vita Wulfstani）中多次對推動此法令的聖伍爾夫斯坦（Wulfstan）表示感激。另外，馬姆斯伯裏的威廉還讚揚諾曼征服給英格蘭政治帶來了騎士化的仁慈與節制。他對野蠻的屠戮、誅殺俘虜等行為頗為反感，例如，他將1014年克努特（Cnut the Great）折磨和殘害俘虜的事件描述成“對所有教俗法律的蔑視”。相比之下，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筆下的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戰役後以盛大的儀式安葬死者，將哈羅德的屍體以免贖金的方式交給了哈羅德的母親安葬，並以王家儀式率軍前往倫敦，而非抱有敵意。這種仁慈與人道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筆下的威廉二世與亨利一世身上也多有表現。可見，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欣賞的騎士化的仁慈、不傷害戰敗的貴族等慣例，都是1066年後諾曼人給英格蘭帶來的進步。

然而另一方面，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在書寫諾曼征服的歷史時也注意到諾曼人給英格蘭帶來的傷害與壓迫，與之前的“英格蘭派”實現了情感上的共鳴。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對諾曼征服的痛惜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黑斯廷斯戰役的敍述之中：“這對英格蘭來説是致命的一天，是我們親愛的國家的一場大浩劫。”馬姆斯伯裏的威廉雖對威廉一世蹂躪北方的事件提出一些合理的辯護，但是卻依然將此次事件給英格蘭帶來的後果描述得較為慘痛：“一個曾經繁榮的培育暴君的地區的資源因火燒、屠殺和破壞而被切斷；超過六十英里的土地完全喪失生產力，直到今天仍然一片荒涼。現在若有任何陌生人看到它的話，都會為這些曾經繁榮的城市悲嘆！曾經，塔樓聳立天際，原野由河水澆灌，牛羊成羣；而現在，若有任何曾經的居民活下來的話，他都知道這些都已不在了。”馬姆斯伯裏的威廉雖為威廉一世的殘酷辯解，但是面對滿目瘡痍的北方地區，也不禁對英格蘭人的不幸發出慨嘆。

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筆下，諾曼人對英格蘭人的壓迫還有另外一個著名隱喻。據説，在布列塔尼（Brittany）與諾曼底邊境上有一對連體雙生的女人，她們上半身分開，下半身聯結。當其中的一個大笑、進食或説話時，另一個則會哭泣、禁食或沉默，因為雖然兩張嘴都能進食，但是卻只有一條通道。最後，她們中的一個死去，另一個則揹負着屍體三年，直至最後因筋疲力盡連同屍體的惡臭而死去。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寫到，很多人認為這對連體雙生的女人分別象徵着英格蘭與諾曼底——雖然因地理位置而分開，但是卻統一於同一個主人之下。英格蘭充滿活力，通過財富的輸送支持着已經死亡並且幾乎腐朽的諾曼底，但是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在掠奪者的暴力下死亡。她現在在哀悼，因災難而倒下，被勒索壓迫。“她若是能再度呼吸自由的空氣該有多高興啊！她對此盼望已久。”這則故事仍然充斥着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對諾曼人給英格蘭帶來壓迫的批判，同時也藴含着他對英格蘭未來隱隱的擔憂，擔心諾曼底最終會榨乾英格蘭的資源與自由。

不過，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認為，諾曼征服給英格蘭帶來的傷害與壓迫顯然是上帝的旨意。在他的作品中，上帝以兩種途徑介入人間的歷史：一是直接以神蹟介入，故而會有對聖徒奇蹟的記錄；二是以審判者的方式間接介入，給整個社會施加懲罰。在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的觀念中，諾曼征服明顯屬於第二種。上帝以審判者的身份給整個英格蘭施加懲罰，而諾曼征服即是上帝的懲罰工具。在這種敍述中，諾曼征服的原因顯然是上帝要懲罰英格蘭人的罪惡。從這個角度看，諾曼征服給英格蘭帶來的苦難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須承受的。諾曼征服給英格蘭帶來了淨化與文明化，從長遠看是一種進步，而諾曼征服帶來的苦難則成為必須經歷的上帝的考驗，給受到壓迫的英格蘭人提供精神慰藉，這便是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書寫諾曼征服歷史總體積極的基調。

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從11世紀“諾曼派”與“英格蘭派”相互對立的“兩條路徑”，轉向以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為代表的平衡雙方利益與情感的“中間路徑”，實則反映了英格蘭人與諾曼人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

平衡諾曼人與英格蘭人雙方利益和情感的“中間路徑”實際上在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中便已初見端倪。當今學界基本認可貝葉掛毯是在英格蘭製作，且很有可能誕生在坎特伯雷。不少學者曾認為貝葉掛毯體現的是諾曼人的視角，然而在貝葉掛毯的敍事中，除了黑斯廷斯戰役中英格蘭的戰敗表現出上帝對哈羅德作偽誓的懲罰外，其他畫面因缺少相應的文字敍述而產生了多種解釋的可能性，也即它對諾曼征服具體事件的解讀表示沉默，僅僅展示了事件的大致過程及結果。例如，在描述懺悔者愛德華瀕死時，相應的題銘僅是：“這裏，愛德華國王與他忠心的追隨者們談話；這裏，他死去了”。也就是説，就哈羅德在懺悔者愛德華的病榻前是否得到傳授王位的允諾而言，貝葉掛毯並未給出明確答案。而在另外一個畫面中，貝葉掛毯甚至還表現出對英格蘭人的同情：兩個諾曼士兵在焚燒房屋，一位母親則帶着孩子從屋子裏跑出來。因此，貝葉掛毯似乎並未偏向諾曼征服的任何一方，最新的一些研究也將其視為逐漸形成的盎格魯—諾曼社會以及威廉一世安撫英格蘭人的產物。

到了12世紀初，隨着以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為代表的“盎格魯—諾曼歷史學家”的興起，這種選擇平衡的“中間路徑”終於被明確提出，並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這些所謂的“盎格魯—諾曼歷史學家”，除了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其他典型代表便是奧德里克·維塔利斯（Orderic Vitalis）和亨廷登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他們與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一樣，同時具有諾曼與英格蘭血統。他們對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在細節上雖有差異，但都或多或少採取與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一樣的“中間路徑”，尋求諾曼人與英格蘭人利益與情感的平衡。

奧德里克·維塔利斯和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一樣，也是本篤會的僧侶。他在《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中對諾曼征服的書寫也可以説是馬姆斯伯裏的威廉“中間路徑”的翻版。他不滿於“諾曼派”與“英格蘭派”的分野，強調自己在撰寫威廉一世的歷史時“既不向征服者也不向被征服者尋求榮譽或獎勵”。他的作品同樣流露出對英格蘭所受苦難的痛惜，對諾曼教會人員壓迫英格蘭僧侶以及威廉一世的殘酷統治等都進行了批判。然而，他複雜的身份認同也促使他為諾曼征服辯護：諾曼征服的原因是英格蘭教會與道德的墮落，英格蘭人粗魯、貪婪、沒有文化，諾曼征服後威廉一世與蘭弗蘭克的改革則改變了此狀態。因此，在維塔利斯的筆下，諾曼征服雖然給英格蘭帶來了災難，但改善了英格蘭的狀況，產生了總體上較為正面的歷史作用。

與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維塔利斯不同，亨廷登的亨利是一名世俗教士。他撰寫的《英格蘭史》（Historia Anglorum）雖然比前兩者的作品更加偏向英格蘭一方，但是也承認“諾曼派”的許多論據，總體依然可歸於“中間路徑”之列。亨利同樣也從神意角度認為，諾曼征服是上帝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罪惡的懲罰，他歸納了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蘭的三個具體原因：一是哈羅德與其父戈德温（Godwin Earl of Wessex）等人對懺悔者愛德華的兄弟阿爾弗雷德的謀殺；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以及其他法國人被逐出英格蘭；三是哈羅德作了偽誓，非法篡奪了英格蘭王位。不過，亨利對諾曼人帶來的壓迫也進行了諸多批判，特別是他對諾曼人司法不公的抨擊。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奧德里克·維塔利斯和亨廷登的亨利的作品中有許多相似之處與密切聯繫，雖然至今沒有證據表明三者互有直接的借鑑，但卻形成了“盎格魯—諾曼歷史學家”獨特的史學傳統。這種試圖平衡諾曼征服後英格蘭人與諾曼人利益與情感的“中間路徑”成為這一羣體歷史書寫的特點，而這一特點也與諾曼王朝的政治宣傳有着密切聯繫。

從諾曼王朝的官方宣傳看，平衡諾曼人與英格蘭人雙方的利益與情感是鞏固諾曼底公爵在英格蘭統治的需要，一個例子便是懺悔者愛德華的神聖化。在諾曼人的話語體系中，威廉一世的王位繼承權就來源於這位虔誠的盎格魯—撒克遜國王。因此，懺悔者愛德華在諾曼人的語境中極為重要，他的神聖化得到了諾曼王朝當局的支持。愛德華駕崩不久，並未享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聖名望，但是在11世紀末12世紀初，特許狀中開始出現將愛德華與聖彼得並置的現象。

馬姆斯伯裏的威廉記錄的懺悔者愛德華的預言也是這項宣傳工作的產物，其內容是：愛德華在死前看到兩位虔誠的僧侶，他們告訴愛德華，由於英格蘭人民不可救藥的罪惡，上帝已經決定將其置於敵人手中。這個懲罰將發生在愛德華死後一年零一天後，寄希望於人民的懺悔或是上帝改變主意都是徒勞的。於是，愛德華詢問僧侶，英格蘭人民將遭受此種不幸多長時間？僧侶回答，一棵綠樹被攔腰砍斷，被砍下的那部分被運到離樹幹三英畝的地方，當那部分自動回到樹幹上，並開花結果，這樣的邪惡才有望結束。馬姆斯伯裏的威廉敍述到，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愛德華的預言最終將在同時具有英格蘭與諾曼血統的威廉王儲（William □theling）身上實現，因為大樹象徵着英格蘭的舊王朝，它在威廉王儲年少的時候將會重新開花結果，並最終終結英格蘭的苦難。威廉王儲父系血統可追溯至建立諾曼底的羅洛（Rollo），母系血統則可追溯至英格蘭威塞克斯王朝，因此他實現了兩種血統的完美融合。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和同時代的人一樣，對威廉王儲寄予厚望，稱英格蘭與諾曼底都希望得到他的統治。

因此，愛德華的形象變成了象徵價值的容器，他不再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是一種“強加的聯繫與延續性”。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等盎格魯—諾曼史家對諾曼征服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諾曼王朝的宣傳政策，一種平衡雙方的“中間路徑”顯然可以給英格蘭帶來一絲慰藉，為諾曼征服尋求合法性。威廉王儲或是其他同時具有雙方血統的王儲的最終即位，也將讓英格蘭舊王朝之樹結出新枝，讓諾曼王朝與盎格魯—撒克遜的歷史徹底勾連起來，抹平諾曼征服造成的斷裂。

盎格魯—諾曼史家的“中間路徑”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始終是諾曼征服歷史書寫的主流。人們普遍接受諾曼征服的殘酷與暴力，但是那種苦難顯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原來的諾曼統治階級也逐漸英格蘭化了，因此對諾曼征服的評價更為正面。例如，寫於1180年的一則史料雖然將諾曼征服描述成野蠻、殘忍的事件，但是依然聲稱“我們的諾曼國王將英格蘭精神中最好的部分融入了他們對王國的驕傲中、他們高尚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強健的體魄中”。戴維斯（R. R. Davies）認為，這就是當時存在的自鳴得意的英格蘭歷史的神話，而馬姆斯伯裏的威廉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一“神話”實則也是盎格魯—諾曼社會逐漸形成、走向融合的體現。1066年後，英格蘭的貴族階層很快出現了大規模的血統融合。隨着原先眾多英格蘭貴族或是戰死，或是淪為反叛者，以諾曼人為核心的外來者逐漸取代了原先的上流階層。以主教職位為例，諾曼征服後只有包括伍爾夫斯坦在內的幾名盎格魯—撒克遜主教被保留下來。大量的土地與財產成為威廉一世賞賜封臣與追隨者的獎勵，眾多英格蘭貴族寡婦也被迫嫁給這些外來者。合法化的婚姻保障了他們對英格蘭土地的所有權，他們的子孫後代也能順理成章地繼承其土地與財產。這些土地與財產的轉移總體是有序的，新的領主顯然將自己視為合法的土地繼承者。另一方面，在征服英格蘭的諾曼貴族家庭中，第一代人死後，諾曼底的土地一般分配給長子，英格蘭的土地則分配給幼子，這種習俗間接造成了海峽兩岸貴族家族的分離。海峽兩岸不同利益的各自維持甚至在12世紀後期造成了雙方所用法語的區別。這種分離讓居住在英格蘭的諾曼人與諾曼底的心理距離越來越遠。諾曼人的名稱在諾曼征服前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與法國的諾曼底公爵領地所綁定，而在諾曼征服後，“諾曼”一詞越來越多地指代諾曼底的居民，原先的諾曼認同越發失去了根基，人們越發着眼於英格蘭的過去，而非諾曼底的過去。換句話説，英格蘭的諾曼人正在逐漸變成英格蘭人，而與諾曼底的諾曼人漸行漸遠。

因此，諾曼征服中作為外來者的諾曼人越來越只存在於歷史之中，而在歷史書寫的當下，諾曼人已經有意無意地被視為英格蘭的一部分。馬姆斯伯裏的威廉在敍述亨利一世征服諾曼底的坦什布賴戰役（Battle of Tinchebray）時寫道：“大約四十年前的同一天，征服者威廉第一次到達黑斯廷斯：也許是由於上帝明智的統治，諾曼底在諾曼人到達以求征服英格蘭王國的同一天接受了英格蘭的統治。”顯然，在重新徵服諾曼底這件事情上，諾曼征服後來到英格蘭的諾曼人已經成為英格蘭的一部分。

“中間路徑”對諾曼征服總體正面的評價一直持續到13世紀，後因金雀花王朝逐漸丟失歐陸領土引發的“恐法症”而逐漸衰亡。最後一位對諾曼征服持積極態度的史家應為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他稱威廉一世作為和平的使者而被英格蘭人廣泛接受，人們歡迎且祝福他，因為他是以上帝的名義來到英格蘭的。

13世紀後，隨着政治局勢的變化，對諾曼征服的徹底批判成為主流，諾曼人帶來正面影響的觀點被逐漸消解，諾曼人給英格蘭人帶來的似乎只有奴役與壓迫。這種情緒在中世紀末期與英格蘭民族主義同步發展，歷史中的諾曼人成為現實中的法國人，對諾曼人的拒斥也意味着抗擊法國人。但是，這種情緒並非要求人們推翻愛德華三世等諾曼後裔的統治，相反是在警告他們，如果不支持愛德華三世的戰爭，英格蘭可能遭受法國人第二次更加嚴重的壓迫。終於，諾曼人連同他們的“陪審制度”等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遺產,都徹底地成為英國曆史的一部分。

1066年後的半個世紀內，諾曼征服的歷史書寫始終存在着“諾曼派”與“英格蘭派”的對立，前者全面歌頌諾曼征服，為“諾曼合法化”服務；後者充滿創傷與痛苦，為英格蘭的苦難痛惜。馬姆斯伯裏的威廉顯然意識到雙方的不足之處，因此尋求平衡英格蘭與諾曼雙方利益和情感的“中間路徑”，避免陷入任何一種極端之中。他繼承並發展了前人的論據與觀點，第一次全面敍述諾曼征服對英格蘭的積極影響以及造成的傷害與壓迫，最終營造了諾曼征服總體積極的正面形象，這種選擇平衡的“中間路徑”也成為盎格魯—諾曼史家書寫諾曼征服歷史的傳統。歷史書寫與王朝政治實現了互動，共同推動英格蘭人與諾曼人的融合，諾曼征服歷史書寫的“中間路徑”也因此成為盎格魯—諾曼社會逐漸形成、不斷融合的體現，最終的結果便是中世紀末期統一的“英格蘭社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