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説書

江户時代的日本雖然處於“鎖國”狀態之下，但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學習卻沒有由此而止步。17世紀30、40年代幕府實行一系列鎖國令後，還留有長崎一港與中國、荷蘭等國交往。幕府要求在長崎入港的外國商人向幕府提供一份有關中國、東南亞及西方各國的情報——“風説書”。

德川幕府於寬永10 年( 1633)開始, 連續5次頒佈􀀁鎖國令􀀁, 日本由此進入長達220年之久的鎖國時代。鎖國期間, 日本人嚴禁出海, 只在長崎保留着同荷蘭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他國船隻往來, 一律被禁。

寬永18年( 1641), 日本完全鎖國。幕府又規定: 來日通商的中、荷船隻, 在長崎入港時必須向幕府提交有關海外世界情況的報告書, 並設立專門機構風説定役專門負責收集、整理這些報告書。這種情報、信息的書面呈遞書, 在日文中稱為風説書。風説, 即傳聞、傳言、謠傳之意。

江户時代，與日本保持貿易往來的國家主要是中國、荷蘭，所以風説書主要由這兩個國家的商人提供。其中，中國商人提供的風説書稱為“唐風説書”；荷蘭商人提供的風説書稱為“荷蘭風説書”(和蘭風説書)。

􀀂 風説書是由"風説定役"(以下簡稱"風説役")這一專門機構負責統一收集、翻譯、整理並交由長崎奉行轉呈江户幕府的。風説役的最高長官即風説聞役, 又稱長崎聞番役、長崎在番、長崎在役, 由幕府的關西十四藩輪流擔任, 並接受長崎奉行的領導。而長崎奉行則由關西四大藩即福岡、佐賀、熊本與長崎地方輪流擔當。

􀀁 風説役中最多的官員就是通詞(日文稱翻譯), 包括大、小通詞與稽古通詞等職務。人數因時而異, 幕末時達數百人之多。通詞是作為世襲職業而存在的, 大的通詞家族有40多個, 其中吉雄、

小西、馬田、本木四家人才輩出, 被譽為四大名門。幕府的風説役在收集海外情報方面效率很高。一部風説書從商船入港開始製作, 到出現在江户幕府高級幕僚手中, 一般只需28天左右。從形式上看, 風説書的標題多采取􀀁 “進港順序+ 出發港名+ 船人口述”的形式, 以赴日船隻的進港時間為序, 以船隻的出發港為名編寫。從內容

上看, 一般分為歐洲風説書、東印度風説書、中國風説書三大類, 分別以介紹歐洲、東印度與中國地區事務為主。從來源上看, 則分為 蘭之風説書、唐之風説書與別段風説書。

鎖國後應幕府要求, 新任荷蘭商館長和荷蘭商船在長崎入港時, 都必須向長崎奉行遞交講述荷蘭見聞的書信及有關海外形勢的最新情報, 其內容涵蓋荷蘭歐洲本土事務與荷蘭商船訪日航程中所途經的非洲與東印度一線的所見所聞, 並長崎奉行交風説役翻譯、整理後呈報江户幕府。這就是蘭之風説書, 也稱阿蘭陀風説書、荷蘭上告

文、和蘭告密。

為壟斷歐日貿易, 荷蘭商人們也積極響應幕府的風説書政策。隨着時間的推移, 荷蘭風説書也因沿成格, 內容逐步擴大, 並於正保四年( 1644)形成定製。荷蘭風説書從早期由商人、船頭口述逐漸規範為由荷蘭商館長負責綜合整理相關材料編寫;並參照日方對荷蘭商人、船員的問詢為主編撰而成。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風説書所載事件的真實性, 因為作為荷蘭政府駐日的全權代表,荷蘭商館長是以政府的名義在向幕府提供這些文告,必須對所報告的事件負責, 故其報告的可信度是普通商人、船頭所不能比擬的。

除因拿破崙戰爭等特殊事件致使荷蘭商船數年內未能來日之外, 在發掘整理出來的歷代風説書中,蘭之風説書篇幅最大、數量最多, 達184個年份。

當時的長崎雖有近萬華商, 但不像荷蘭商人那樣有專門性的商館對情報進行統一申報與管理, 所以報告的分散性很強。長崎奉行依據華商特點, 每有唐船入港, 即派唐通事與風説役官員登船查問,且往往預先擬定有查問要點, 包括此次航程經過、船員及海客構成; 近期中國國內及周邊態勢與海員的家鄉風土等情況。最後由風説役官員將詢問情況彙總成冊, 遞交長崎奉行轉呈江户幕府。

由於日清之間直到1877年才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故而此前對中國船隻, 日方亦沿用舊稱唐船。由此而來的風説書即為唐之風説書, 亦稱唐商口單。

享保元年( 1716)之後,唐之風説書數量日減且內容日趨簡單。這可能與雍正以後中國社會秩序安定, 沒有大的戰事和變故,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相對穩定有關。由於值得船員、商人報告的事件相對減少, 風説書中也多次出現“大清諸省靜謐”等字樣的套話,風説役官員也逐漸將多艘船的風説書並作一篇上報。

而道光至咸豐年間,唐之風説書􀀁數目逐漸增加。這與當時滿清王朝統治衰微、內憂外患不斷、局勢動盪加劇有關。這一變化引起了日方的強烈關注, 關於禁煙、鴉片戰爭、南京條約、太平天國等事件在風説書中都有大量反映。日本學者森睦彥的統計結果表明, 鴉片戰爭爆發後, 赴日華商所提供的風説書劇增, 1840-1843年竟多達

19件。

􀀁 別段風説書亦稱特別風説書,是長崎通詞們根據外國商人口述或摘譯外國報紙上的新聞,在風説役的下屬機構“洋書調所”彙總編譯而成。1845年以前的別段風説書主要圍繞英清關係展開, 1846年之後則主要講述一般性的世界形勢。

總體而言, 別段風説書帶有很強的專題性質,對所關心的事件, 可以就相關各方均作全方位深入報道和關注。如在對太平天國事件的報道中, 就不單單關注中國國內的交戰雙方, 更是將目光緊緊地盯住在華的諸國列強及其幕後行動上。

綜上所述, 三類風説書關注的內容涵蓋政治、軍事、科技、新聞等各個方面, 並輔之以西方主流報刊的社論。政治事件如1649年英國國會處死詹姆士一世, 軍事方面如1703年英荷艦隊擊敗法西聯合艦隊、英國在西南大西洋海域組織對海盜的大規模討伐戰。時政新聞方面, 今天保存在京都東洋文庫的別段風説書原稿中就有關於1853 年11月摩鹿加羣島發生地震並引發海嘯後東印度公司前往救援的事件報道。社論方面則關注到從普魯士遷徙到北美定居的人數呈逐年上升之勢, 這與普魯士國小而人口過剩有關。另外, 當時的新技術、新發明等新生事物, 也是風説書關注的重點, 東亞地區最早關於蘇伊士運河的修建報道和1852年英法鋪設海底電纜的事件, 就是由蘭之風説書提供的, 而這也是亞洲科技文明史上有關海底電纜的首次記載。

雖然風説書所涉獵的範圍並不全面, 對西方的瞭解也不夠深入, 尚處於日本向西方學習的初級階段,但對於17世紀末至18、19世紀初日本這個遠東的彈丸小國來説, 能首先做到這一點, 實屬難能可貴。

通過風説書傳遞的情報，日本人更好地瞭解和認識世界，尤其是掌握了西方國家的形勢和發展動向，為明治維新奠定了強大的思想基礎。

思想家的認識深度標誌着一個時代認識的深度, 政治家的認識則直接影響一個國家與民族前進的方向。鎖國時代風説書的傳播及風説書制度的確立, 在日本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的近代化歷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多虧了風説書這一主動看世界,瞭解外部訊息的制度性、正規性、經常性渠道, 日本才沒有在劇變的世界形勢下像中國那樣因鎖國而妄自尊大、自我隔絕, 對西方的變化茫然無知, 一步步走向民族危亡的深淵。鎖國時代的風説書及其制度在促使幕府深化對西方文明與世界的認識的同時, 也促使其作出深刻的反省。在鴉片戰爭前後, 面對歐美列強對亞洲的東進, 日本已通過風説書積累了相當多的西方情報與科技知識。這對於日本以自身實力為前提, 有理有據應付歐美列強的滋擾與尋釁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和經驗, 並對日本以開港為契機開始的近代化無疑有着積極的作用。而中國的廣州十三行作為中外通商的窗口、交往的橋樑, 本來兼有商務與外交的雙重性質, 卻空有其名, 從來沒有主動了解西方、認識世界的舉措。直到日本風説書制度誕生200餘年後,林則徐才開始代表中國睜眼看世界。可以説, 19世紀中葉後, 中日兩國迥異的歷史命運, 早在200多年前就已埋下了伏筆。

鎖國政策在近代傳統國家中並不罕見, 這是傳統國家本能的自我保護。但風説書制度卻具有開創性, 它初創於幕府時代的寬永18年( 1641) , 此後逐步完善並形成定製, 一直延續到明治元年。200餘年間, 其報告從未中斷。

風説書制度, 應幕府之需而產生; 風説役, 應幕府之命而設立; 風説書則直接上呈江户幕府。因為有風説書的存在, 使得日本的鎖國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閉關自守。從17世紀上半葉起, 日本在以鎖國政策清除西方殖民實力的同時, 巧妙地通過風説書表示着對周邊情勢的關注並保持着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這是使日本在閉關鎖國體制下仍能認識西方, 吸取西學, 實現民族獨立, 完成近代化的決定性因素, 也是我們評價風説書制度的關鍵所在。

縱觀現存的近千部風説書, 我們不難看出, 日本風説書及風説書制度本是日本主動鎖國後防止西、葡大軍入侵的被動應對之舉, 但卻實實在在地收到了種豆得瓜的效果。鎖國源於日本統治階層中一直存在的害怕西人入侵使日本淪為殖民地的危機感。正是這種危機感促使幕府通過風説書主動地開眼看世界, 瞭解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動向,以做到知彼。而正是這種主動的瞭解與認識, 使日本在逐步加深對西方世界瞭解的同時, 完成了自身的建構。

作為幕府的窗口,風説書在政治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整個民族的眼睛, 風説書給日本民眾帶來了新知與開化, 催生並完成了日本明治維新前期對民眾的啓蒙。它使幕府可以適時地根據國際風雲變化調整政策, 並使一批民族的精英意識到中國已不再是絕對的􀀁天朝􀀁, 從而突破了傳統的慕夏文化觀的束縛, 並將崇拜中國的天平逐漸向西方傾斜, 促使蘭學在日本興起。這對日本擺脱傳統世界觀的束縛和鎖國政策, 吸取西方文化, 走向世界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近代, 傳統國家能否在西洋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戰下,保持民族獨立,並走向富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19世紀中葉以前200年間統治階級對世界局勢、文明劇變的認識程度及其相應的對策。對當時的中日兩國而言, 更是如此。

風説書是一扇窗口。通過閲讀一件件承載各地局勢的風説書, 一些地方實權大名與官吏亦對當時的國際局勢有了相當的認識, 並開始對幕府的政策制定展開影響。

比如1853 年美國佩裏艦隊來日事件。早在1852年9月, 幕府就已通過風説書瞭解到: 希望同日本結成貿易關係的美國政府已有派遣艦隊遠征日本的計劃, 由洛克大佐統轄的密西西比號, 將於11月1日至10日從紐約起航, 佩裏海軍少將的夏·莫多號與之同行, 並於1月前出航。遠征艦隊由佩裏少將擔任總指揮, 預計來年11月(位於東海岸的紐約是其母港, 需途經大西洋, 繞非洲好望角, 經印度洋, 穿馬六甲海峽才能到達中國。艦隊作戰沿途均需補給物資)抵達日本海域, 並與在琉球海域巡航的美國艦隻會合後一同駛向日本。主要負責測繪、導航任務的第一特遣艦隊則由海軍大佐靈馬路多指揮, 先期向中國海域進發。在隨後的風説書中, 還有關於佩裏艦隊的詳細編成、配置等的報告: 該艦隊有一級戰鬥巡洋艦共八艘,合計大炮236門, 成員3125人。在1853年5月24日的􀀁風説書中還提到: 預定駛往日本的美國艦隊已多數在中國南方海域完成集結和出航準備,通信船卜波耶號已於5月8日離開

香港, 波斯頓號於11號駛離澳門, 運輸艦阿萊克璃號目前在澳門待命。這支艦隊在抵達日本前預計將在琉球匯合集結, 但由於機械故障和菲律賓事件, 預計能夠前來日本的美國艦隊不會超過5-8艘。

而事情的發展確如風説書所言: 佩裏艦隊最終只由4艘蒸汽巡洋艦組成, 於1853年7月8日在東京的久裏濱登陸。換言之, 在佩裏艦隊到達日本前的1年零3個月的時間裏, 美軍的人員、火力、配置及每一步動向都已被幕府通過􀀁 風説書􀀁所掌控。這就使得幕府可以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處理好國內各方關係, 並作出了切實加強浦賀一線的防衞, 增加彥根、會津、川越諸藩軍力的備戰部署。而不至於像滿清政府那樣, 在開戰前還不知英吉利地方几許? 與回疆可有旱路相通? 直至開戰後, 才匆忙從內地調兵迎戰。

也正是因為風説書報告了佩裏艦隊的詳情和此前中國戰敗的慘狀, 使得幕府對外部世界的局勢有了一個清醒認識, 對即將來到的美國艦隊作出了較為客觀與合理的判斷, 並最終決定放棄抵抗, 儘量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故當美國艦隊還在澳門集結時, 幕府就已下令各地要竭力避免因海岸炮台貿然開火而引發戰爭。這一合乎時宜的策略, 使日本總體上避免了與列強的正面衝突, 巧妙地實現了無血開國。

通過《親善條約》、《通商條約》完成的開國, 使日本避免了像中國那樣遭受割地賠款的損失, 併為日後修約留下了餘地。而且日本在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一直堅守一條底線: 堅決禁止列強對日輸入鴉片。這無疑又是日本通過風説書所吸取的最大一條中國經驗。

風説書對日本的影響並不侷限於幕府, 而是遍及整個統治階層。一些先進的日本人在􀀁鎖國􀀁的厚重帷幕下, 利用風説書這一縫隙, 拼命吮吸西方傳來的􀀁新風􀀁。風説書作為開國前的􀀁胎動􀀁, 則將這股􀀁新風􀀁帶進了封閉、板結的日本。許多幕府重臣、各地藩主大名通過風説書加深了對西方的認識, 從而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 保持了清醒的頭腦, 認識到開國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盲目排外。􀀁日本要孤懸於國際社會之外的話, 國家是無法發展的, 必須要加入到國際社會中去, 才能使日本成為強國。例如面對佩裏艦隊, 在各地藩主大名紛紛掀起􀀁 攘夷論􀀁高潮的同時, 日本卻出現了一個冷靜的聲音。以薩摩藩主島津齊彬、筑前藩主黑田長博及松月藩大名為首的一批􀀁開國論􀀁者認為, 同外國通商是大勢所趨, 若不自量力, 貿然攘夷, 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就此開國,通過貿易生產, 輸入近代科技文明, 以謀求國家開化和富強。

長町若年寄(官職名)高島秋帆則根據其職權所能接觸到的風説書預言: 廣東之戰, 清國必敗。隨着老中水野忠邦於1842年頒佈天保薪水令, 幕府也開始鬆動緊閉的國門, 開始緩和與西方的矛盾與對立關係。史家所謂“鴉片戰爭, 中國吃敗仗, 日本吃教訓”, 就有這個意思。

風説書是一雙眼睛。作為絕密情報的風説書, 最初只限於在幕府的高級幕僚和大老、老中、若年寄等少數官員中秘密傳閲。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風説書數目的增加, 其內容不免通過大臣, 尤其是通詞流入民間。著名學者鹽谷磐陰就是利用在老中水野忠邦身邊供職的機會, 收集抄錄了大批有關鴉片戰爭的各種風説書, 並將其彙編在􀀁阿芙蓉匯聞􀀁一書中, 以供國人蔘閲。該書在當時就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視, 被爭相刊印, 廣泛流傳。而

鹽谷在此書序言中明確説明, 此書資料來自􀀁清商、蘭客(荷蘭商人)之報單札記(風説書) 􀀁􀀁 。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民間的風説書, 為蘭學家們提供了大量的海外情報, 並促進了蘭學的發展。江户儒官林恕(日本漢學家, 很崇拜中華文明, 一家人都起了漢人名字)父子利用職務之便, 將所經眼的風説書陸續結集收入其所作的􀀁華夷變態􀀁與􀀁崎港商説􀀁中, 其原始資料大部分來自正保元年-享保二年( 1644~ 1717)間的22000餘份中國傳聞書,並且參考荷蘭傳聞書, 對中國傳聞書的內容加以佐證。

藉助風説書所提供的相關海外情報, 少數精英還敏鋭地觀察到了即將出現的民族危機。他們又通過著書立説, 將這種危亡意識傳遞給了廣大的民眾, 以喚醒民眾的救亡意識。於是, 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與抗爭意識瀰漫於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 從而促進了民族的啓蒙與覺醒。布衣林子平就以風説書為主要依據, 先後刊行了三國通覽説、海國兵談􀀁。他還從收集的風説書與散落民間的漂流人的記述中察覺到俄國對日本北方領土有野心, 於是強烈建議加強對蝦夷(今北海道地區)的開發􀀁。長崎人新井白石則以風説書為資料, 編寫了􀀁西洋紀聞􀀁, 對西方自然科技做了高度評價, 並將其與基督教分離開來, 承認其獨特的價值, 這對於以後日本西洋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延寶元年( 1673), 長崎奉行應幕府之命頒佈鎖國時代以來的第一個正式的培養荷蘭通詞令, 為風説役挑選10-12歲的少年學習荷蘭語開始,風説書制度為日本培養了一大批幹練的翻譯人才。以1774年譯自荷蘭的解體新書的問世為標誌,經過101年的努力, 日本進入直接翻譯西方書籍的時代。也正是由於這些書籍的引進與翻譯, 日本從此進入了蘭學時代。所以我們可以説, 這些通詞們是日本順利接受蘭學和進行維新啓蒙的通道與橋樑。更進一步説, 如果沒有培養他們的風説書及其制度的話, 蘭學的興起與此後的維新的順利進行都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把日本人從認識西方到攝取西方文化視為一個連續的、漸進的發展過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條線索, 即: 以打開日本人視野的風説書為起點, 至江户時代中後期逐步發展的蘭學, 到幕末終於形成一個具有近代科技知識與社會革新思想併成為維新原動力的西學集團, 風説書在其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無視這個歷史過程, 尤其是風説書的歷史地位, 而孤立地談蘭學、講維新的話, 是不可能賦予明治時代的一切以應有的歷史價值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