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教化

它試圖用儒家的倫理觀念影響社會成員的行為與心理，從而實現社會和諧，達到風俗美善的境界。古人認為，風俗與政治關係密切，社會政治決定社會風俗表現，由風俗可以觀察政治得失。風俗作為社會文化精神的載體，與國家的興衰息息相關，受到歷朝的重視。如漢朝崔寔在《政論》中説：“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故而，“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應劭《風俗通義·序》）。如果風俗不修，風氣敗壞，即使嚴刑峻法也不能使風氣端正。良好風俗的形成主要與三方面因素有關：

①倫理教育。“先王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經·周南·關雎序》）古人把《詩經》作為移風變俗、完善道德品行、進行倫理和政治教育的教科書。《史記·儒林傳》中也有類似記載，主張倫理道德教育應該有一套教育機構，同時要對違反倫理教化的人施以責罰，並且要注意發揮政治中心在風俗教化中的示範作用，並向全國推廣。這種風俗教化從細微的環節開始，人們在潛移默化過程中逐漸接受道德教育，形成風俗美善的環境。

②“聖人施教”，即君主或社會上層人士的身體力行。在傳統的風俗觀中，認為風俗的好壞與統治者的個人喜好有關，因此強調他們在教化風俗上的責任。在引導和推行良好風俗的過程中，朝廷和公卿大夫的作用亦很重要。要實現風俗教化，需從上層的示範開始。

③國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荀子主張禮義、法度並舉，教化刑罰兼施（《荀子·臣道》：“政令教化，形下如影。”）。管仲認為，一方面，道德規範可通過教化漸漸變為風俗，且一旦有了好的風俗，違背刑法的人自然就減少了；另一方面，不僅道德教化可以變化為風俗，法治也可以改變風俗，法、刑、爵“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管子·法禁》）。歷代統治者都把“厚風俗”作為治國安民的頭等大事之一。如元朝政府採取的“厚風俗”的辦法包括強化道德倫理觀念，嚴禁“敗俗”行為；同時規定民間的各種風俗習慣，如服飾、喪葬、飲食等必須按照一定的規矩行事，不得逾越章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