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維德

霍維德（1902~1977）， 原名承鹿兒、霍聯成。陝西綏德縣雷家溝村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參加革命工作。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區農會主任、縣農會委員、縣委委員、縣委書記，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工農檢查委員會主任、國民經濟部部長，陝甘寧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關中特區抗日救國政府主席、關中專署專員兼縣長。抗日戰爭時期，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廳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西北局新區政策研究團團長，晉南行署、甘肅省行署副主任。建國後，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甘肅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中共甘肅省委第二書記等。1965年10 月調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在1959年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期間和1962年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期間，兩次受到錯誤批判，並撤消了職務。1977年于山東逝世。1980年得到徹底平反。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七大、八大代表。2010年6月17日，原甘肅省委第二書記霍維德的骨灰在其女兒霍寶珍的主持下，從西安烈士陵園移回綏德子洲陵重新安葬。這位生前時刻想着勞苦大眾、 一身正氣的綏德漢，在他去世33年之後， 終於魂歸故里。 ^{[2]  [7]} 

1902年12月2日生，陝西省綏德縣雷家溝村人。貧苦農民家庭出身。8歲起幫助做農活。12歲至15歲務農，農閒時上過冬學，練過武術等。

1917年冬在山西參加哥老會。

1918年回到家鄉，後做生意。

1924年在進步學生支持下集資辦貧民學校，任校長。同年1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到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當工友，掩護所擔負的中共綏德地委的交通聯絡工作。同年冬任中共綏德東區黨組織的書記。參加領導農民鬥爭。

1927年2月任陝西省綏德縣農民協會副主席。參加領導千餘名農民開展抗“煙田税”鬥爭。8月任中共綏德東區區委民運委員。

1928年以商販身份到饑民、鹽工、煤窯工人中開展工作，發展黨團組織。

1929年任中共綏德縣委組織委員。

1930年10月至11月任中共綏德縣委書記。

1931年任黨的區委書記和直屬中共陝北特委領導的義合特支書記。

1933年受特委指示，籌款購買槍支彈藥，開展武裝鬥爭。

1934年，義合特支改組為綏德東區區委，任組織委員。5月，參加組建游擊隊，任綏吳游擊隊政治委員，不久游擊隊失敗解散。7月組建梁家甲赤衞隊。8月至10月任陝北游擊隊第十二支隊支隊長。同時任東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東區區委書記。領導遊擊隊開展革命武裝鬥爭。

1935年1月至1936年6月任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任工農檢察部部長（1936年3月起）。

1936年5月至年底進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任陝甘寧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1937年4月至10月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兼黨團書記。同年9月至1939年4月任陝甘寧邊區關中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縣長。

1937年10月至1939年初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至1939年4月）。

1938年7月兼任新正縣縣長。

1939年1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當選為邊區政府委員，10月任財政廳廳長。

1940年9月至1941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財政廳廳長兼邊區税務總局局長。

1941年11月至1945年任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委員（至1945年6月），兼糧食局局長、禁煙督察處處長。

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財經委員會主任、陝甘寧晉綏財經委員會委員。

1943年春受中央派遣，帶領一批幹部到晉綏根據地幫助開展經濟工作。12月起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常務委員。

1945年至1947年10月復任陝甘寧邊區財政廳廳長。同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6月至1949年5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黨組委員。

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第三屆政府委員。

1948年2月任西北新區政策研究團團長，到新解放區搞調查研究工作。

1949年1月至9月任晉南行政公署副主任。4月負責組織準備參加接管西北地區地方政權的幹部隊伍。6月帶領300餘名幹部到達西安。7月帶領甘肅工作團隨軍西進。同月至1960年5月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務委員。

1949年8月至10月任甘肅行政公署第一副主任。8月蘭州解放，主持軍管會工作。

1950年4月至1952年10月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

1952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

1952年12月至1953年9月任中共甘肅省人民政府黨組書記，兼甘肅省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至1953年10月）。

1953年10月至1955年2月任甘肅省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54年6月至1955年6月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二書記。

1954年12月至1959年12月任甘肅省副省長。

1955年1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甘肅省人民委員會黨組書記兼中共甘肅省委財糧貿辦公室黨組書記（至1956年4月）。

1955年2月至1957年1月任甘肅省財糧貿辦公室主任。

1955年6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

1958年7月至1960年3月兼任甘肅省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

1959年9月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成員，受到錯誤的處理。

1960年5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務委員。

1961年7月至1962年12月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

1962年7月至12月任甘肅省副省長。12月被指責為進行所謂分裂黨的活動，再次受到錯誤處理。

1963年春至1965年春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

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調任山東省第三屆政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7年6月14日因病在山東濟南逝世，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5] 

2010年6月17日，霍維德的骨灰在其女兒霍寶珍的主持下，從西安烈士陵園移回綏德子洲陵重新安葬。 ^[2] 

1940年9月，蔣介石停發八路軍軍餉，邊區財政困難更加嚴重，霍維德因為是本地人瞭解當地情況，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保證黨中央的經費開支。1941年，陝甘寧轄區23個縣，人口150萬，其中脱產人員為7.3萬，加上馬匹折算約為9萬人，佔邊區總人口的6%，在各抗日根據地是最高的。為此，霍維德提出無論邊區財政多麼困難，必須首先保證黨中央和八路軍留守部隊的經費開支。採取以鹽税抵支軍費辦法的同時，提出公債收人保證黨中央的經費開支，使當年的財政困難勉強度過。二、頂着非議完成了20萬石公糧的任務。1941年財政廳經反覆核算，認為最少要保證公糧20萬石。與1940年的9萬石相比確實多了不少，增加了農民負擔，但黨中央和留守部隊的糧食供給是事關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熟重熟輕，不言自明。霍維德認為經過前幾年的休養生息，農業生產已有一定的發展和積累。徵收20萬石公糧，農民是負擔得起的。他親自帶領工作組深入到延安各縣區做調查研究，並制定詳細的調查提綱，同村、鄉、區、縣的幹部座談，充分徵求意見。根據調查結果制定了1941年徵收公糧的方案，同時提出按累進税的原則，餘糧多的多交，少的少交，餘糧不到徵收點的免交。由村民選出徵糧委員會，由户主自報產量，經徵糧委員會評定，做到負擔公平合理。這個方案和徵糧辦法經陝甘寧邊區政府討論通過。從當年10月開始，經過三個月的努力，順利完成了徵糧任務，使陝甘寧邊區在糧食供應上度過了最困難時期，同時也維護了邊區社會的穩定。事後總結，所徵收的公糧僅佔當年糧食總產量的13.58%。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棉花、布匹進不來，軍工、通訊、醫藥、印刷等更難進來。針對這種情況，霍維德認為，當前陝甘寧邊區所遇到的是非常性的困難，要衝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只有採用陝北比較值錢的土特產出境的特殊措施，通過境外的私商和地方勢力的關係，換回邊區軍民所需的棉花、布匹和四大器材。這一辦法得到賀龍的大力支持，經陝甘寧邊區政府批准，由霍維德負責此項工作。在他的積極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時間，採購境外物資的被動局面得以扭轉。 ^[6] 

1950年2月，霍維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當時，川陝、西蘭、甘青三條公路幹線遭到國民黨潰軍的嚴重破壞，沿線橋樑幾乎所剩無幾。受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的指示，霍維德首先抓這幾條幹線的恢復建設工作，親自挑選參加搶修的工程技術人員。經過一年多的奮戰，在他的指揮下這些路段的交通就恢復了。此後霍維德先後修復了青康公路、鹹宋公路等幾項較大的工程。

經濟恢復時期，霍維德領導部下整頓改組了國營汽車運輸公司，成立了商車運輸的調度機構，還成立聯運公司辦理公路鐵路貨運聯運。由於國民黨留下來的汽車五花八門，霍維德又主持成立了整車委員會，對這些車輛進行鑑定。該報廢的報廢，該拆並的拆並，汰弱存強，車況一新，對經濟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

西北交通在霍維德的領導下，很快恢復和發展了。霍維德在兩年零7個月的任職期間，冒嚴寒，頂酷暑，長途跋涉，風餐露宿，深入工程一線瞭解情況。行程數萬裏，察看了從烏魯木齊到霍城、伊寧的全線公路段，察看了甘、青公路和蘭州到天水、寧強的公路建設，迅速修復了蘭州鐵橋，涇川橋、雞頭關橋等重點橋樑，使國民黨破壞了的公路全面修復，彭德懷稱讚他為“開路先鋒”。 ^[2] 

1952年11月，甘肅省人民政府行政幹部學校（蘭州財經大學的前身）成立。時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的霍維德於1952年—1956年擔任學校黨委書記兼校長。 ^[9-10]  甘肅省人民政府行政幹部學校下設行政教學部、財經教學部、公安司法教學部3個教學部。 ^[1]  1958年，蘭州大學工業經濟系與甘肅省財經幹部學校合併成立甘肅財經學院，隸屬甘肅省人民政府領導，實施本科教育。 ^{[3]  [12]}  1981年，經國務院批准，甘肅財經學院在原校址恢復，並更名為蘭州商學院，先後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貿易部領導。 ^[11]  1998年，實行中央與地方共建、以甘肅為主的管理體制。2015年，更名為蘭州財經大學。截至2023年，該校共為國家特別是西北地區培養和輸送了16萬餘名經濟管理類專門人才。 ^[13] 

鑑於西北交通的恢復和發展，霍維德預見到一定需要大量的工程運輸方面的人才，於是開設了交通幹部培訓班。1951年1月第三期幹訓班開學時，學員規模達到200人左右，其中還有一個新疆地區專門選送來的民族班。1951年4月17日，西北交通幹部培訓班更名為西北交通幹部學校，1951年9月更名為西北交通學校（長安大學的前身），霍維德擔任校長。在陝西、江蘇、湖北招收了一批學生，畢業後分配到西北五省交通部門工作。學校為當時交通部門培養了很多技術骨幹。當時霍維德兼任校長，他經常關心學校的建設、教學並且向師生做報告。該學校創建至今已有近60年的歷史，為國家培養了大量人才。 ^{[2]  [8]} 

1958年5月，大躍進運動迅速掀起，席捲全國，甘肅省也受到浮誇風的嚴重衝擊。對於當時的形勢，霍維德非常擔憂。早在這年春天，甘肅省徽縣地區就發生大批浮腫病人並出現餓死人現象。霍維德就派有關部門實地核實，查清原因，隨後他果斷下令開倉放糧救濟災民，給徽縣一帶老百姓每人每天發救濟糧6兩，挽救了十多萬人的生命。

但是這麼嚴峻的事實並沒使有些人清醒，甘肅境內虛報糧食產量已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霍維德對這種“高產”是根本不信的，為了區別真偽，辨明是非，他經常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先後跑過30多個縣，大都與農民同吃同勞動。

在掌握了農村大量真實情況後，他嚴厲批評取消集市貿易、商店關門停業，給羣眾生活帶來極大不便的作法。他説：“小商小販雖是為賺錢做買賣，但對滿足人民的需要是有益的。”他還告誡：“要給社員一定的小自由、小私有。有些人就是怕羣眾富了，所以卡得死死的。羣眾富了，國家還會亡嗎？如果像現在這樣，人民吃不飽飯就好嗎？這叫社會主義嗎？”這些從人民利益出發，為人民“鼓與呼”的語言，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反映了農村的真實，道出人民的心聲。當時霍維德曾極其沉痛地對身邊同志説：“我現在每次端起飯碗都想流淚，嗓子堵得慌。老百姓沒有飯吃，人命關天，怎麼得了啊！我們幹革命幾十年，不就是要讓百姓的日子好過些嗎？我們是共產黨員，要為人民服務，可眼下，又如何是好！”

當年6月，張掖地區的部分農村因徵購過頭糧，發生嚴重饑荒，情況十分緊急。地委書記向被批評為“右傾”的霍維德求援。霍維德毫不猶豫，調糧救急，隨即帶領省政府機關幹部，頂着烈日酷暑到蘭州火車站幫助裝車，為災區搶運了2000萬斤救命糧。張掖地委書記感動得淚流滿面，饑民們領到救濟糧後，不少人感動得痛哭流涕。他們感謝共產黨在人民的危難時刻，對他們的關心和救援。霍維德做了他為人民負責、為共產黨贏得人民羣眾信賴的自己應做的工作。 ^[2]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留京主持工作，他要求全國各省對當前經濟情況逐一核實，向國務院寫出報告。甘肅省政府黨組在討論報告內容時，有的領導認為羣眾還有不少糧食，只要挖出這些糧食，形勢還是大好。霍維德仍然如實反映了甘肅省糧食嚴重欠缺、國家徵購過重、百姓大批浮腫和餓死人的情況。後來這個報告竟成為他的“反黨”證據，追查他與習仲勳的“黑關係”。與此同時，霍維德批准給幾個縣增撥了返銷糧。廬山會議後期，有人要他檢查右傾情緒。霍維德苦笑着説：“我説的是實話，向國務院反映的是實際情況。我批的那些返銷糧是對人民羣眾負責的，就是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光榮的！”廬山會議後，霍維德被批判鬥爭了幾個月，批鬥會開過無數次，每次他的“檢討”材料通篇都是説明和爭辯，拒不認錯。所以一直被認為“態度不好”。9月24日，他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撤銷一切職務，只保留了省委常委一個虛職。1962年7月，經中央批准，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宣佈給霍維德公開平反，恢復被撤銷的一切職務。霍維德作了簡短髮言，表示堅定不移地相信黨，相信人民羣眾，在有生之年為祖國貢獻自己的一切。他的坦率、無私和真誠，博得全場長時間的熱烈掌聲，許多同志為他的錯案得以平反激動不已，熱淚盈眶。 ^[2] 

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左”傾極大傷害的霍維德，反“左”的鬥志並未絲毫減弱。他不相信建國後各條戰線所取得的成績大都有問題，是“修正主義”的產物，更不相信那麼多老革命都是“走資派、壞人”。他頑強不屈地採取他所能及的手段堅決反對、抵制極左的行為。“造反派”通過他調查其他領導同志的問題時，不論是指供、誘供甚至是逼供，他都斷然回絕：“不曉得！”“造反派”誣衊他是“老三反分子”，他慷慨陳詞：“這頂帽子我不戴，不要説‘三反’，‘一反’也沒有。我霍維德跟黨、跟毛主席幹革命一輩子，從未做過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黨和人民會公正評價我的，歷史是誰也歪曲不了的！”每次批鬥他的大會，“造反派”硬壓他低頭，他硬抬起頭來昂首挺胸，他因此沒少受過皮肉之苦。過後，他輕蔑地説：“我霍維德是鬥不垮、砸不爛的。讓我低頭認罪，哼！還沒有學會！”

1973年2月9日，中共甘肅省委向黨中央上報了《關於霍維德同志問題的調查報告》，認為1962年甘肅省委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中，關於霍維德同志問題的材料，有的顛倒是非，與實際情況不符，不能作為處分的根據，建議予以撤銷。中央批准了這一報告，並通知山東省委當面向霍維德同志宣佈平反。1977年6月14日，霍維德逝世于山東省濟南市，時年75歲。 ^[2] 

主要著述收入《霍維德》（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南海出版社出版）一書。

《霍維德》一書選輯懷念他的回憶錄及其遺文，並附錄《霍維德生平年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