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洛柴登城址

20世紀70年代，霍洛柴登城址被發現。 ^[5] 

1971年，發掘墓葬57座，在古城西側的柴登河東畔分佈着陶窯遺址。 ^[6] 

2012年8月，霍洛柴登城址內發生三處古錢幣窖藏被盜案件，8月底至9月，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受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委託，與杭錦旗文物管理所聯合對該三處錢幣窖藏地點進行了清理發掘。

201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杭錦旗文物管理所又進行了第二次清理發掘，發掘面積500餘平方米。 ^[1] 

霍洛柴登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446米，南北寬約1100米，南、北、西三面城垣斷續可見。牆體用白泥夯築，很堅硬，寬十三米。城內地勢較平坦，北部地勢略高，現大部為草場和農田。城內磚瓦、陶片遍地皆是。根據城內遺蹟現象分析，城西中部磚瓦成堆，應該是大型建築遺址，可能為官署區。古城保存較差，城牆殘垣高出地表部分已經消失，現只能斷續可見南牆和東牆的部分城垣，除磚瓦成堆之外，其餘均無法詳查。 ^{[1-2]  [4]} 

官署區附近還發現了鑄錢遺址，再往北約50米，地表散佈有大量鐵甲片，可能為鑄造兵器的場所。鑄錢遺址與鑄造兵器遺址均在官署區附近，證明了在當時鑄錢和鑄造兵器均被官家嚴格管控。古城北部有一片面積約為100平方米的地區，遍佈鐵渣、鐵塊，東南部發現大量銅渣和破碎銅片，應該是當時鍊鐵和鑄銅的場所。此外，柴登河東岸坡地上還發現了多處燒製陶器的窯址。

霍洛柴登城址的東南西三面山樑上分佈有墓葬千座以上。根據古城規模及墓葬內出土遺物的特徵、形制等綜合分析，該城址應該是西漢時期北方地區的一座重要城池，其時代相當於漢武帝到王莽時期。 ^[2] 

霍洛柴登城址出土錢幣(2張)

霍洛柴登城址曾發現有“西河農令”“中營司馬”等漢代官印。在古城的西部坡地上發現多處燒製陶器窯址，出土大量陶片、板瓦、菱格紋磚等。城內還多次發現錢範和鑄錢作坊遺址以及錢幣窖藏，曾一次發掘出土約3500公斤古錢幣，大多為最常見的漢代錢幣——“貨泉”，另外還有少量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布”“布泉”“五銖”錢等，發掘出土的長方形窯磚上刻有“六”“土”等文字，應為修築窯址時所用磚的編號，在窯室及附近文化層中共出土了150餘塊錢範（陶母範）、其他陶範20餘塊，此外還出土有陶器、銅器、鐵器、石器及大量銅鐵煉渣、動物骨骼等。 ^{[1]  [5]} 

杭錦旗所在的鄂爾多斯地區地處黃河南岸，古稱河南地。秦漢時期，為了抵禦匈奴侵擾，秦漢王朝曾多次派重兵攻取，駐守鄂爾多斯地區。從發掘出土的錢範、錢幣實物情況看，霍洛柴登古城及周邊發現的“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泉”等應是本地鑄造，以就地解決當時軍事、經濟方面的費用。在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霍洛柴登古城發現的這處具有相當規模的鑄錢作坊遺址，説明西漢至新莽時期鄂爾多斯地區也是其直接管轄和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1] 

霍洛柴登城址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不僅是西漢王朝控制北方的前沿陣地，也在維繫與溝通中原與北方邊陲地區的關係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在研究中原王朝與北方匈奴民族的戰爭史、商貿史、民族關係史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發現的鑄錢窯址、錢幣窖藏、出土的有確切紀年文字的錢範等，對於研究中國西漢及新莽時期的貨幣制度、冶鑄技術等領域都有重要的意義。 ^[1-2] 

2006年5月25日，霍洛柴登城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 

霍洛柴登城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錫尼鎮浩繞柴達木嘎查北約1.5千米。 ^[1] 

自駕：從杭錦旗出發經杭錦大街—X621—霍洛柴登城址，全程大約20.5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