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啓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抗日救國，也為了深入瞭解日本，全國上下形成了一股“日本研究熱”。在這一熱潮的影響下，中國青年學生紛紛學習日語、東渡留學，鄺啓常就是其中一位。1935年夏，鄺啓常在日本求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第二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在日本的留學生紛紛回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9月，鄺啓常也回到廣州，任中共廣州地下黨支部書記、中共台山支部書記。

敵工部來了一批“日本通”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淪陷後，當地部分中共黨員隱蔽下來，堅持抗日救亡鬥爭，鄺啓常與另一部分中共黨員奉命北上奔赴延安，並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戰場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抗日武裝與日軍浴血奮戰。在延安，具有戰略眼光的中共領導人，出於“知己知彼”的策略，開始在戰略、戰術上研究敵人。

1941年，有日語基礎的鄺啓常從延安馬列學院調入八路軍總政敵工部任黨支部書記。隨後，八路軍總政敵工部又招集了一批懂日語的中青年幹部，如王學文、李初梨等及日籍人士，如共產國際代表、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等，成立“日本問題研究會”，鄺啓常擔任研究員。“日本問題研究會”的工作一方面加強研究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做好對日軍俘虜的教育工作。

鄺啓常與同事們日常的工作，就是在窯洞裏收聽日本廣播，分析北平、天津等城市地下工作者收集轉送來的日本報刊、資料。每天清晨，野坂參三會先閲讀分析日本報刊、資料，將重要信息標註出來。隨後，大家再一起核對信息、分析資料，並以文字的形式寫出報告。每週下午，鄺啓常和同事們會先聽取野坂參三作關於日本問題的報告，聽完報告後，大家一起就一週以來在工作中遇到難點進行討論，共同提高對日本分析和研究的能力。

這一時期打開了對日本研究的一個新局面。鄺啓常先後參與編輯了《日本便覽》《敵國彙報》，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此前，在延安的刊物上很難見到有關日本國內形勢、國民狀況等方面的論文。

《敵情》半月專刊的勤奮編輯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隨後，中央直屬機關紛紛在《解放日報》設立專欄、副刊、專刊。鄺啓常知道後馬上和“日本問題研究會”的同事們成立編輯部，在《解放日報》的第四版設立了《敵情》半月專刊。移動圖冊

鄺啓常除了定期在《敵情》半月專刊發佈八路軍總政敵工部獲取的日軍信息情報之外，還經常為《解放日報》其他版面撰寫對日本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在《解放日報》的副刊、《敵情》半月專刊上，鄺啓常發表了數十篇文章。他撰寫的文章，既有對日軍戰術分析、戰略揭露的：如《一月敵情·西太平洋日寇繼續敗退》；也有日軍在國際上的動態及在華日統戰區的情況：如《日寇在菲律賓牽引的傀儡戲》；篇幅既有短評簡報，也有長篇連載；內容既涉及重大題材，也有雜文漫談。

鄺啓常在日本留學期間就特別關注日本社會，並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論文。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後，他無暇寫作，在《解放日報》設立半月專刊，使鄺啓常又拿起筆桿積極投入到沒有硝煙的戰場上。“饃饃少吃幾個，擔子多挑幾斤。”這句話一直是鄺啓常在延安時期為黨工作的行動準則，延安窯洞的艱苦條件沒有阻礙他忘我的工作。鄺啓常為了寫好文章，充分利用業餘時間伏案創作。他還經常在窯洞裏挑燈夜戰，閲讀分析、翻譯整理日文資料。

鄺啓常在對日本問題研究方面做出的貢獻，不僅受到領導的重視，還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成績的背後是辛勞的付出。鄺啓常自幼就有眼疾，緊張的文案工作使他的雙眼過度疲勞，最後到了離開眼鏡就寸步難行的程度。

鄺啓常 圖集(9張)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中共中央決定開闢湘粵邊根據地，中央軍委組織了一支200多人的南下幹部大隊，鄺啓常從八路軍總政敵工部抽調出來，集中到營、團幹部隊準備南下。出發前，鄺啓常的眼鏡突然丟失，為了不拖累隊伍的出發時間，他在沒有眼鏡的情況下就跟隨隊伍出發了。在一次穿越敵人封鎖線時，鄺啓常因沒有眼鏡無法行走，幸虧同隊的戰友緊緊拉住他的手帶其穿過封鎖線才脱離危險。

（原載於《中國檔案報》2017年6月23日 總第3083期 第二版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