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紹安

曾祖遊廷柏，明代書法家，萬曆七年（1579）舉人，曾任都察院司務；父遊祿勉，康熙年間歲貢生，曾“授上杭縣教諭”。紹安幼受庭訓，志學之年砥礪課業，其曾回憶曰：“啜粥畢，即夜課。而《左傳》《國策》《史記》尤熟，（父）命餘執冊講解。”他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中舉，雍正元年（1723）中進士。後由刑部郎中歷官江西南安府知府，任內“留心民瘼”，頗有惠政。他以聖賢教育作為治政根本，曾引曾子言：“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才出矣。”

遊紹安任南安知府近二十年，政績顯著。史載其“修舉廢墜，不遺餘力”，曾“改建道源書院於東山”。南安郡古有道源書院，宋理宗曾御書院名顏其額。迨至清代，道源書院“久圮於水”。

雍正十年（1732）夏，遊紹安奉命守南安。就任之初，即召集父老子弟，“告以孝弟忠信，立身制行之大端”。翌年，攝篆吉州；雍正十二年（1734）返南安；雍正十三年（1735）四月，遊紹安擇郡治東山王文成公祠等地，開始“經營荒度”，並“倡捐官俸”，集郡邑紳衿等資金興建書院。同年十二月，書院落成。新建後的書院規模宏敞，包括講堂、奎閣、藏書樓、掌教齋以及肄業者居所等書院主體建築，更“繞以垣牆，植以竹木”，使環境更為清雅。他認為書院旨在“敦詩書，明倫常而究性命”，是“風俗之機，教化之本”，遂又“延師設學，以淑多士”，聘黃思亭為書院山長。並以《白鹿洞學規》規範書院學子，以作鵠的。東山古為南安名勝，風景不殊，書院落成後，遊紹安“暇則攜兒孫從羣弟子游”，在山中尋幽訪勝，“啜茗靜觀”。

乾隆年間，遊紹安曾任福州鰲峯書院山長。據遊光繹《鰲峯書院志·掌教》所載山長排位，知其擔任書院山長一職，當在洪世澤[乾隆十五年（1750）離任]與林枝春[乾隆十七年（1752）任]之間，可見其擔任山長時間並不長。另據其《東山道源書院圖後記》一文中“丙寅春[乾隆十一年（1746）]，餘六十有五誕辰”句，得知其擔任山長時，已年近“耳順”。相關史料記載，他曾在福州烏山般若台旁倡建“宋先賢遊氏宗祠”，也當在此時。遊紹安在鰲峯書院事蹟，史料不詳，然仍可從其著作《涵有堂詩文集》相關篇章中以管窺一斑，得見其事蹟及書院教育理念。

遊紹安曾為南康“旭升”、上猶“永清”等縣級書院撰文作記，文中體現他對書院教育的認可與推崇，從中也可得知他的教育見解：“書院之萃處講席也，豈專冀生輩攻帖括，弋科甲功名乎？溯濂溪理學開先，南安乃傳道之鄉。學者能認真吾道源委，不惑於曲説旁門，將匡居之理學文章，即科甲功名資獻也。”在《道源書院課藝初集序》中，勸勉諸生曰：“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彰，非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諸生勿以文藝視經義，蘄日進乎道。”他認為讀書人不應誘於“功名”利祿，而應篤志道德修養，認為“人苟負文，何貴科甲；人苟不負文，何必科甲。”

遊紹安關心教育，重新道源書院，講學鰲峯書院，乾隆十七年（1752）時，還在閩縣嘉崇裏獨山麓創建“玉融社學”。平日“沉酣墳籍”，詩文“多南安所作，其文務為奇崛語，詩亦欲以生僻見長。”著有《涵有堂詩文集》（4卷）、《若素齋草》等。先不論其文章風格，他能以“聖賢教育”付諸踐履，將之視為“官箴”，在當時社會已屬可貴。其友鄭方坤評其人曰：“志行高邁”，為官“以廉能稱”。 ^[1] 

《重建蒙川館記》《南康縣旭升書院記》《新修武廟記》《重修道源書院記》《重修老城魚腸溝記》《重建青雲橋記》《重建橫浦橋記》《重修新城記》《永清書院記》《禁溺女錮婢示》《高岡鶴鳴》《層巒花秀》《觀瀾倚檻》《庾嶺勸農口占》《新建講堂記》等。 ^[2] 

遊紹安一生最大的政績就是治理南安。《南安府志》載：“雍正十年由刑部郎中守南安，留心民瘼，改建道源書院於東山，修舉廢墜，不遺餘力。凡有興作，輒以詩文紀之。禁溺女錮婢，尤政治之大者。

從歷史和影響來看，遊紹安做了兩件留名後世的事，一是修建魁星塔，二是禁溺女錮婢。江西大餘的魁星塔原是北宋時期建造的一座3層木結構的魁星閣，遊紹安協同大餘知縣餘光璧，先後兩次修葺和重建，最後建成5層磚牆結構的魁星塔。

清前期，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崇義等縣有一種陋俗，就是婚嫁中“薄聘厚奩”之風盛行，已經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導致無論貧富，都有溺死女嬰現象。這種現象引起了遊紹安的重視，他主持制定了“禁溺女錮婢”的法規，發佈了《禁溺女錮婢示》，對抑制溺女錮婢現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