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蘭亭

辛蘭亭(1912～1965)曾用名辛金滿。陝西清澗人。 ^[1] 

1932年參加赤衞隊，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土地部部長、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部長。經常深入農村，發動羣眾，建立農會，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

1938年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科長，1940年擔任延川縣縣長。在縣長任上，他積極負責，想盡各種辦法發展生產，使延川縣各項工作都搞得很出色，《解放日報》曾多次報道該縣的先進事蹟。

在1942年的大生產運動中，延川縣首先創造了在陝北大面積種植棉花的經驗，為打破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的經濟封鎖做出了貢獻，毛澤東在邊區高幹會議上講話時，給予了很高評價。

1943年，辛調晉綏邊區先後擔任邊區行署督察處處長、第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辛擔任晉綏邊區行署秘書長，為部隊籌運糧食、補充兵源、支援戰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賀龍的表揚。

1949年7月，辛任甘肅行政公署財政處處長；8月蘭州解放，成立蘭州軍事管制委員會，辛任秘書長。

翌年1月調新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廳廳長。 新疆這個地域遼闊的邊疆省，長期遭受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勢力的掠奪、壓榨和破壞。人民解放軍入疆之前，已經是經濟蕭條，財政困難，秩序混亂，民不聊生。

1954年11月，辛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1955年10月，新疆省改建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撤銷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辛任區黨委常委、財經(財貿)工作部部長。

1956年8月被增選為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為繁榮新疆經濟，需要籌建一些骨幹企業、水利工程和大專院校。他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為這些項目的上馬解決資金困難。修建蘭新鐵路時，他擔任蘭新鐵路建設委員會主任，多次深入現場，調查研究，慰問工人，解決設計與施工中的關鍵問題，深得幹部、羣眾的信賴。 在長期經濟工作中，他養成了運用數字和事實説明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習慣。在一次廳、局長會議上，他突然打斷了一位廳長的彙報，指出這位廳長列舉的數字不準確。當即找來主管業務的幹部查對，證明他記的數字確實是對的。他去某地調查糧食產量和庫存量，地方幹部向他彙報的數字很大。他派人丈量當地所有糧倉的體積，然後對當地幹部説：“所有倉庫全裝滿，還沒有你彙報的數字多，何況你們倉庫並沒有裝滿。”“大躍進”年代，浮誇風愈演愈烈。他出於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一直堅持實事求是，因而在1959年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分，被撤銷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但仍任區黨委財貿部部長和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他努力貫徹執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為戰勝三年困難、發展生產盡心盡力地工作。

1965年，他不顧自己的心臟有病，率領工作組赴南疆考察，歷時58天，走了28個縣、3個礦區，行程6000多公里，途中心臟病發作了四次。回到烏魯木齊市，本應住院治療，但他為準備召開全區財貿工作會議，一直沒住院。財貿會議召開期間，他一邊吃藥，一邊堅持作報告，作完報告住進醫院的第七天，即1965年7月12日，就與世長辭了。

1 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後，新政府面臨的形勢嚴峻而複雜：元寶、銀元和多種紙幣等五花八門的貨幣在交換領域同時流通，市秤、克秤和蘇聯普特等多種衡器在市場上同時使用，加上落後的交通運輸、奇缺的日用工業品和各族人民極低的購買力，使全省的財政赤字達到百分之九十九，税收總額還不敷税務機關本身的開支。作為主持省財經委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任，辛深感肩頭責任重大 ^[1]  。

在中共中央、政務院的關懷和中共新疆省委的領導下，他在百廢待興的各項事務中，首先從建立財政、銀行、税務機關，統一財經工作領導和整頓貨幣秩序入手，很快打開了局面。1950年2月，發行了由他署名的“新幣”，從而統一了貨幣(1951年又和全國取得統一，使用人民幣，廢除“新幣”)；以優惠匯率開辦與內地的匯兑業務，吸引關內物資大量進入新疆，迅速恢復了和蘇聯的進出口貿易；統一了度量衡，採用國際通用的公斤和米；加緊修整由星星峽至霍爾果斯的公路，打通東至內地西接蘇聯的運輸線，組織各方面的車輛投入運輸。由於內外兩條貿易和運輸渠道的同時開闢，糧食、布匹、茶葉、糖及其他日用百貨，源源不斷地運入新疆，又立即全部投放市場，採取大購大銷的手段，保證人民生活需要，加速貨幣回籠，很快穩定了市場，安定了人心。與此同時，他通過調查研究社會各階層人民的負擔情況，實行了按財產和收入徵税的新税法，既增加了國家税收，又減輕了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負擔。他還借鑑早年在根據地工作的經驗，指示省人民銀行發放城市手工業貸款，在農村試辦冬麥播種專項農貸，對當時瀕臨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迅速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

^[2]  來源於：新疆哲學社會科學

1964年夏，辛蘭亭、李桂娥夫婦合影。

1959年，辛蘭亭和夫人李桂娥與岳父、子女在家合影。

我們的父親辛蘭亭，1912年出生於陝西省清澗縣玉家河鄉一個貧苦農民的家裏。

20世紀30年代，國運衰微，為了改變世世代代受壓迫、被剝削的命運，在白色恐怖籠罩中國的時刻，父親於1932年秘密參加了革命。

不久父親當了赤衞隊長，組織和發動羣眾同軍閥、地主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由於他對敵鬥爭堅決，1934年被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裏，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封鎖，父親臨危受命，出任延川縣縣長。為振興發展延川縣的經濟，他帶領全縣軍民披荊斬棘，開荒闢田，種糧植棉，養畜馱鹽，首創了在陝北高寒地區大面積植棉取得成功的範例，延川縣的各項工作都走在了邊區各縣的前列，父親為此受到了毛主席的讚揚。

母親李桂娥和父親是同鄉，祖輩都是陝北農村的農民，她雖然從小因家貧上不起學，但聰明賢惠，愛憎分明，追求光明。1933年，當我黨的地下組織在玉家河鄉秘密開展活動時，她冒着生命危險參加了革命，成了玉家河鄉陳家河村的第一個女地下黨員，論入黨時間，她比父親還早一年。

戰爭年代，母親發動組織家鄉的婦女，起早睡晚，為前線指戰員紡紗織布，做鞋縫衣，為傷員們端湯送水，裹傷洗身。

1944年，母親隨父親到了晉綏解放區，參加了晉綏行署家屬工廠的籌建，組織家屬們用幾台土織布機，日夜加班紡織土布，縫製軍衣。

她曾數次冒着生命危險與夥伴們一齊將軍衣送到前線。這個工廠一年後發展到了幾百人，每年可為前線部隊提供大量軍服。母親的出色工作，得到了晉綏行署的表揚，被評為“勞動模範”。

按老家的風俗，她和父親從小訂下“娃娃親”，1929年我父親17歲時，16歲的母親過了辛家的門。從此兩人心相繫，共同經歷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全中國的烽火硝煙，從陝北走到了新疆。

一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經彭德懷舉薦，父親奔赴新疆，出任新疆省財委副主任、省財政廳廳長，成為王震將軍的得力助手。母親帶着4個孩子，也隨父親來到新疆。

1956年8月，父親擔任自治區常務副主席，分管新疆經濟口的工作。

1954年至1959年，母親被選為烏魯木齊市天山區明德路居委會治保主任，她起早睡晚，維護社區治安，因工作努力獲得了獎狀和獎章。1959年，她來到自治區計委的家屬縫紉廠，她的吃苦耐勞，贏得了全廠職工的稱讚和敬重，1960年光榮地出席了自治區先進職工家屬代表會，榮獲獎章。

剛進疆時，實行的是供給制，後來改為薪金制。我們家孩子多，還要負擔父母雙方在家鄉的老人，靠父親一人300多元的工資，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母親憑着精打細算，儘量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

母親從小心靈手巧，性格賢淑，結婚後，家中的大事小事，她從不讓父親操心。在我們的記憶中，母親會紡線織布，會做鞋縫衣，會剪一手漂亮的窗花，逢年過節她製做的十二生肖饃饃，是那樣栩栩如生。

記得有一年快過春節了，為了能讓孩子們穿上新衣服，母親熬紅了眼睛，一直忙到次日天亮，才縫完了最後一針。

為了改善家裏的生活，給我們補充營養，母親養了不少雞。那些年，她每天下午到菜鋪子裏去揀丟棄的菜葉子，裝在麻袋裏揹回家，在砧板上用菜刀剁碎。“鼕鼕冬”，母親剁雞食的聲音至今還時常縈繞在我們的耳畔。

那些年每逢過年前，政府交際處要給父親等省級領導送些花生、瓜子、糖果供招待客人用，但費用要從每個人工資中扣除。那時，我們家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費，光這些費用就要扣幾個月才能扣完。到了我們7個孩子開學的時候，每個人的學雜費、伙食費又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每到這時，母親就愁眉緊鎖。

二

父親生活非常儉樸，吃穿方面從不講究，平時腳上穿的都是母親按家鄉的老式樣做的布鞋，説這樣走路輕快。衣服破了，總是讓母親補了又補；襪子破了，實在不能補了，還要讓母親將襪套剪下來補衣服用。父親生前僅有兩套像樣的毛料衣服，平日裏都捨不得穿，只在參加公務活動和外事活動時穿一穿。

抽煙是父親的一大嗜好，他也常常邊抽煙邊思考問題，但他無論在辦公室，還是出差，從來不抽公家提供的“招待煙”，總是抽自己動手卷好的“陝北煙捲”。有點時間，父親就把家鄉帶來的旱煙葉子攤在桌上用水噴濕，然後一片一片疊起來捲成“煙捲”，再用剪刀剪下兩頭。就是被剪下的碎煙葉，也被他小心撿起來再捲到大葉子中。在父親隨身帶的小皮夾裏，常常裝滿了自制的“煙捲”。家裏有時買點好煙好酒也總是用來招待客人用。父親經常叮囑我們：“咱家祖輩都是農村的受苦人，如今你們有吃有穿，比我們過去不知好了多少倍，一定要珍惜呵！你們要好好學習，聽黨的話，將來靠自己的本事過日子，做個誠實的勞動者。”

他還常説：“財富，財富，人就是財富，東西是死物，人是‘活寶’！你們成才了，就是國家的財富！”

那時，我們家住在烏魯木齊市團結路幹部宿舍，離學校遠，院裏有面包車接送學生上學，父親一再叮囑我們乘車要守規矩，及時把家裏購買的汽油票交給司機叔叔。有一次，汽油票不夠用了，父親馬上掏出錢給我們補票。他常告誡我們不能在學校裏誇説自己是某某領導的子女，不能有絲毫優越感，在學校裏要和同學們，特別是普通工農家庭的孩子們打成一片。

1964年春天，機關事務管理局安排我們家搬進政府高幹宿舍的一棟住房，客廳地板剛刷過油漆，施工人員一時疏忽，在還未晾乾的地板上面留下了許多腳印。管理部門準備重新刷漆，父親知道後立即出面制止。他説再刷一道漆還要讓公家再花一次錢，又造成了浪費！他還要我們不要抱怨施工人員，要學會知足，學會寬容。

有一次，有關部門給父親送來一台剛剛問世的袖珍半導體收音機，還附上了發票。在當時，半導體收音機是個稀罕玩意兒，愛聽新聞的父親愛不釋手，但知道家裏拿不出錢來，還是堅決地將這個收音機退還了。

還有一次，一位我們家熟悉的廠長來到家裏，給母親説想讓父親給他批點生活補助。當時正趕上吃午飯，那位廠長想，像父親這樣的“大官”，家裏伙食一定很好！結果他看到端到餐桌上的也就是小米飯和燴南瓜菜時，頓時感到臉上發燒。父親熱情地留他吃了飯，他再也沒開口要求生活補助的事了。

三

父親一年到頭總是那麼忙碌，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即使在家中，也是在學習或批閲文件，接待同事和來訪者。

在戰爭年代和建設時期，父親長期從事和主管經濟工作。也許是職業的習慣和特點，養成了他認真嚴謹、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黨內極左路線逐漸佔了上風，在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父親在一些場合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和不安，對當時的浮誇冒進之風提出了批評。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直言獲罪後，全黨開展了“反右傾運動”，父親和武開章、楊和亭一齊被打成“武、辛、楊右傾反黨集團”，受到嚴厲的批判和處理，被撤銷了自治區黨委常委和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現自治區人民政府）黨組副書記的職務，在政治上被劃入了“另類”。1962年，他們要求實事求是地進行復查甄別，卻召致了更嚴厲的批判和打擊……

父親在含冤負屈的日子裏，即使對自己最親近的妻子也隻字未吐。母親只是隱隱約約聽人含糊不清地説過：“辛副主席做檢查了……”到底為什麼她也不明白。回到家一再追問父親，父親只是説要“遵守組織原則”，“遵守政治紀律”，連家人也不告知。

由於精神壓力很大，他回到家裏話明顯少了，睡覺也不安穩。善解人意的母親在這時更加在日常生活中無微不至地關心照顧父親，使父親遭受巨創的心靈在温馨寧靜的家庭中得以暫時的休憩。

父親把巨大的痛苦和不解埋在心底，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政治上的沉重打擊，加上他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以至於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心臟病。1965年7月初，他在主持全疆財貿工作會議期間，終因心臟病發作，倒了下來，被送進醫院搶救，不到兩個星期，53歲的父親就撒手人寰……

父親去世後，組織上派人清點他的遺物時，沒有發現什麼存摺，卻意外地發現了父親借別人幾百元錢後寫下的備忘記錄，這就是父親留給家中的唯一“遺產”。

在父親的生活中，除了工作還是工作。解放以後到他去世的16年裏，他從未到風景名勝地去休假或療養過。母親一直想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門，但父親生前多次去北京開會，也從未順便帶母親去北京一趟，滿足母親這個小小的心願。

四

父親走了，支撐我們家庭的天塌下來了！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們兄弟姊妹中最大的姐姐剛參加工作，最小的妹妹才9歲。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母親強忍着中年喪夫的悲痛，用驚人的毅力和堅強，支撐起了風雨飄搖中的家庭。

1966年夏季，“文革”狂瀾陡起，不久，新疆和內地一樣，陷入一片混亂，含冤負屈死去的父親屍骨未寒，又受到更加猛烈和惡毒的口誅筆伐。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們幾個子女像一羣還不能覓食的雛鳥，面對着鋪天蓋天的風暴，感到驚恐、不安。我們7個子女，都成了“黑崽子”，在學校裏和社會上備受歧視。

當時已經死去的父親被加上更重的罪名遭受批判，受到調唆的羣眾組織闖入我們家，揚言要把父親的屍骨從燕兒窩烈士陵園挖出遷走，後來又要將我們一家人從團結路幹部宿舍趕出來。

在我們家再次罹難的時候，母親這個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投身革命的老黨員，不怕別人強加於她頭上的“反黨分子的老婆”的罪名，一次次和上門尋釁的羣眾組織據理力爭，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説明自己丈夫的清白無辜，用黨的政策法規來抵制某些人無法無天的行徑，經常駁得那些人啞口無言，狼狽離去。

聽到要挖父親的墓，母親強壓住滿腔憤怒，安慰我們説：“‘紅’的挖出來他也是個‘紅’的，要是個‘黑’的，我們早就把他挖出來‘揚’（撒）了！”

那時，我們不諳世事，加上所受的“階級鬥爭”教育的灌輸，父親到底“反黨”沒有？我們很困惑。特別是當時有人威逼我們和父親“劃清界限”，我們也感到困惑。母親不止一次充滿感情和自信地對我們説：“娃娃你們不要怕！你爸爸從鬧革命那天起，就跟定了共產黨，把自己的命都交給了黨，説你爸爸‘反黨’，是‘黑幫分子’，那是胡説！”

“文革”初期，許多中學生都去北京等地免費大串連，我們因為父親的所謂問題而被當成“黑崽子”，受到阻攔，不能免票前行。對此母親無能為力，她把平日裏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給我們買了去了北京的火車票，以撫慰我們受傷的心靈。

十年噩夢般的日子結束後，1979年8月28日，經中共中央批准，自治區黨委作出了給我父親和武開章、楊和亭等人平反的決定。父親20年的沉冤終於被昭雪了！在父親去世的日子裏，母親把悲傷壓在心底，從不在我們面前掉一滴眼淚。在父親平反昭雪這一天，母親在父親的遺像前嚎啕大哭，哭得那樣傷心，哭得那樣忘情……

母親生前雖識字不多，但大半生的人生遭遇讓她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戰爭年代，沒有錢繳黨費，她就起早貪黑，紡紗做鞋繳黨費。從解放後到去世的近50年裏，她沒有正式的工作和工資，只能用微薄的撫卹金繳黨費。

1998年，母親病危，當時我國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重病中的母親囑咐我們從她有限的生活費中給災區羣眾匯去200元。在彌留之際，她叮囑我們為她繳上最後一次黨費。

1998年8月16日，含辛茹苦一輩子的母親，走完了她86年的生命歷程。（本版圖片均由辛曉龍供圖）

稿源：新疆經濟報

作者：口述/毅林辛琳香玲曉虎曉龍春玲燕玲 整理/袁福來

責編：張宏

^[3]  文章來源：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

《清風正氣滿人間—辛蘭亭紀念文集》由中共新疆黨史人物叢書編委會編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發行。

本書由“序言”、“辛蘭亭同志生平”、“邊區人民的好縣長”、“新疆財經的好當家”、“實事求是的好黨員”、“鞠躬盡瘁的好乾部”、“忠貞不渝的好伴侶”和“丹心耿耿”和“辛蘭亭同志生平大事年表”等幾個部分組成，較全面地收入了辛蘭亭同志的戰友、同事、親屬和黨史工作者撰寫的回憶和紀念文章，以及相關報刊資料50餘篇， 全面回顧和介紹了辛蘭亭同志的生平與業績，重點反映了辛蘭亭為當代新疆財貿工作做出的突出貢獻，熱情謳歌了辛蘭亭同志在新疆工作期間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高尚品質。本書的出版，為人們瞭解、研究當代新疆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