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價值

由於貨幣非中性的邏輯所依賴的恰恰是社會總產量與貨幣數量的互動關係。故而可以説,在古典經濟學的長期薰陶之下,凱恩斯儘管已經深刻地 認識到了貨幣的巨大作用,但實際上仍舊無法完全擺脱貨幣中性論。然而,從馬克思的“一般等價物”理論入手討論貨幣時,貨幣中性論的荒謬便已經無處藏身。由於書中涉及了馬克思和凱恩斯的一些既有理論,對相關理論不熟悉的讀者,閲讀起來可能會有些許困難,但大部分內容是相互關聯、反覆論證的,只要不是對貨幣中性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理解起來必不會過於吃力。然而對於書中的觀點,一些自認為經濟學基礎較好的讀者,由於受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的薰陶太深,接受起來反而會非常困難。 ^[2] 

範拓，範勃之子。現於某大學就讀經濟學專業。 ^[2] 

債權性貨幣需求與債務性貨幣需求是範勃與範拓父子所著《貨幣價值：國民財富的保有形式與經濟危機》中首創的概念。書中把貨幣需求從債權、債務和銀行貨幣中介三個主體的角度分別進行了描述。書中認為，在分配過程中，社會的產出品首先表現為一種對貨幣的索取權，它是一個將特殊等價物交換為一般等價物，從而將自身產品價值貯藏的過程。這種商品的貨幣化需求，是貨幣需求的最初形式。 在現代信用貨幣體系之下，貨幣是一種債權，故而我們將這種商品對貨幣的索取權稱為“債權性貨幣需求”。這個債權性貨幣需求被滿足的過程，就是商品行使其貨幣索取權的過程，同時也是將商品轉換為債權的過程。如果我們把整個銀行體系看作一個倉庫，經濟社會商品貨幣化的過程就是商品所有者將其手中的商品存入庫房，從而把商品轉換為存貨憑證（貨幣）的過程。這一憑證既是存貨單，又是提貨單，但所提貨物並不需要與所存貨物相同，它們只是相對於貨幣具有相同的稀缺度（資產及其他財物貨幣化過程也是如此）。這種“入庫”的需求就是債權性貨幣需求。這些倉單的持有者，有些很快就會用它們換取庫中自己需要的商品，以一種債權兑付（行使債權）的形式與原有債權性貨幣需求相抵消，完成存貨單向提貨單的轉化，達到平衡。這兩個過程、兩個反向的貨幣需求，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貨幣的交易性需求，是一種自行兑付的債權債務關係，獨立完成入庫和提貨的全過程。 ^[2] 

但是，還會有另外一些倉單的持有者不急於從倉庫中提取貨物，他們會長期持有這一債權，我們稱這部分債權性貨幣需求為“貯藏性貨幣需求”或“貨幣的貯藏性需求”，這部分倉單就是貯藏性貨幣。這些倉單持有者把倉單作為自身財富的保有形式，使它的兑付過程變得十分漫長。這些不急於兑付的貯藏性貨幣需求，需要在銀行體系中沉澱下來。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倉庫，那麼倉庫中的商品就是一般等價物，是通過倉庫的作用將入庫的特殊等價物標準化為一般等價物。由此生成的提貨單便是一般等價物的索取權。然而，事實上這樣的倉庫並不真實存在，這部分倉單所對應的資產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只能以銀行對外債權，而不是商品庫存的形式存在。銀行想要滿足這部分沉澱下來的債權性貨幣需求，就必須將這些未能自行兑付的銀行的負債，通過信貸轉化為銀行對第三方的債權（銀行的資產）。銀行只能通過把形形色色的商品轉化成債權的方式，實現其標準化。這些貸款人的需求為債務性貨幣需求。銀行通過自身的資產和負債業務，來滿足市場中貨幣的貯藏性需求與債務性需求。也就是説，銀行把一個貯藏性貨幣裂變成兩個貨幣:一個用於滿足貯藏性貨幣需求，另一個用於滿足債務性貨幣需求。 ^[2] 

貯藏性貨幣需求使貨幣從交易中分離出去，債務性貨幣需求把這些分離出去的閒置的貨幣替換下來，重新投入交易。這個循環過程與交易性貨幣需求的循環過程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中間多了一個環節和一個參與者，更在於由商品到貨幣再到商品的過程完成之後，並沒有回到初始的債權債務狀態。兩方與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始終保持着。也就是説，微觀地看，貨幣的交易性需求，由一個債權性貨幣需求被滿足的過程和一個債權核銷過程實現自我平衡，它是貨幣的債權性需求中不需要銀行系統以外的債務人相平衡的部分，它需要的只是流量;貨幣的貯藏性需求，是一個需要由銀行系統之外的債務人所提供的債務性貨幣需求來平衡的債權性需求，它需要存量。但是，從銀行端觀察，銀行的負債是不能夠孤立存在的。用於融通市場交易的銀行負債，同樣需要資產去平衡。宏觀地看，從來不存在完全效率的市場，交易過程中由賣到買，總是會有時滯的。那些微觀層面上短暫的貯藏性貨幣一閃即逝，彷彿從來不曾存在過。然而，在任何一個時點上，把它們彙集在一起，都佔用着大量的貨幣。因此，市場流通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沉澱下來的貨幣，就無法保證足夠的流量，而這部分貨幣並不是通常理解的、以保有財富為目的的貯藏性貨幣，它的存在並不是出於人類的某種主觀的動機，而是市場交易的效率，在客觀上不足以消除這部分貨幣閒置。這顯然是以薩伊定律為信仰的古典經濟學所不願意接受的又一個事實。現實之中，這部分交易性貨幣沉澱也需要有債務性貨幣需求與之相平衡。 ^[2] 

是範勃與範拓父子所著《貨幣價值：國民財富的保有形式與經濟危機》中首創的概念。一般而言，央行貨幣被普遍稱為基礎貨幣，這個概念是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端定義的，故而這個概念本身便會模糊央行資產結構的差別，從而誇大了央行貨幣投放能力，並由此引出了所謂的貨幣外生論。事實上，揭開表面形式去看本質，購買資產才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投放方式，它的負債端則是流通和回籠的貨幣，故而央行的信用能力取決於它的資產端，它的承債能力取決於它把吸收儲蓄所形成的債務轉嫁給了誰。所以央行貨幣稱為“高能貨幣”“強力貨幣”都沒有問題（因為央行的信用能力高於商業銀行，央行貨幣可以經商業銀行體系進行放大），但那不是槓桿的起點，而是經中央銀行加槓桿後形成的貨幣。因為儘管同樣是信用交換，央行貨幣與國債間的信用交換是政府對央行的信用背書，而央行與商業銀行間的信用交換是央行對商業銀行的信用背書，是央行以國債為儲備發放的貸款，所以“基礎”則應該由中央銀行的資產端定義。 ^[2] 

為了尊重“基礎貨幣”這一用語現行的習慣性使用，書中把中央銀行通過購買（包括本國政府和外國政府所發行的）國債所投放的貨幣稱為“高基貨幣”。 ^[2] 

除高基貨幣外，中央銀行所投放的其他貨幣皆為央行以國家信用為背書和儲備向市場投放的自身信用，屬加槓桿範疇。 ^[2] 

是範勃與範拓父子所著《貨幣價值：國民財富的保有形式與經濟危機》中首創的概念。在市場經濟之下，即使是最強勢的經濟主體，價格與交易量，二者最多隻能決定其一。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如果想作為價格的決定者，成交數量就只能交由市場決定;相反，如果想作為成交數量的決定者，價格就只能交由市場決定。本書作者之一範勃將這一市場法則用自己的網名命名為“有智思有財不可能三角”。這一法則廣泛地存在於一切商品買賣和出租的交易之中，其中價格既可以是買賣價格，也可以是租金。所謂“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也稱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三元悖論）只不過是這一法則在貨幣這一特殊商品上的應用。

是範勃與範拓父子所著《貨幣價值：國民財富的保有形式與經濟危機》中首創的概念。描述了這樣一種現象，儘管在經濟繁榮時期部分國內的儲蓄者並不會因為本國政府將本幣設置為某種商品或貨幣的索取權而行使這一權利，大量交易性貨幣需求，因為無法得到“良幣”的滿足，在格雷欣法則的作用下，也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然而一旦各式各樣的危機出現，不僅交易性貨幣需求會大量轉向貯藏性貨幣需求，被當作良幣索取權使用的各種劣幣也會集中流向良幣。這種原本指向某種貨幣或索取權的貯藏性貨幣需求，轉而指向另一種貨幣或儲蓄品的現象，我們稱為“貯藏性貨幣需求轉向”。現今這種情況多發生於原本指向本幣的貯藏性貨幣需求轉為指向美元。在信仰的作用下，產出越高的貨幣，遭受貯藏性貨幣需求轉向的打擊就越大。這又是一個稀缺與價值的悖論。 ^[2] 

假設100美元的投資（交易性貨幣需求）進入一個國家，產生50美元的收益。當這150美元的交易性貨幣退出交易環節轉為貯藏性貨幣併發生貯藏性貨幣轉向時，只需要兑付150美元的美元儲備。但進入另一個國家的100美元產生500美元的收益。當最初同樣的100美元交易性貨幣退出交易環節轉為貯藏性貨幣併發生轉向時，卻需要兑付600美元的美元儲備。顯然，越是高產出的貨幣，在貯藏性貨幣轉向時，貶值的壓力就越大。因此一個高產出的貨幣， 用外匯儲備去兑付貯藏性貨幣需求轉向是完全不現實的。 交易性貨幣需求是貨幣穩定的基礎，而威脅貨幣安全的是貯藏性貨幣需求。隨着社會儲蓄水平的不斷提高，儲蓄需求需要靠多級索取權的疊加才能得以滿足。因此當貯藏性貨幣需求轉向時，貨幣貶值的壓力是不可能靠任何儲備品予以對抗的。而此時如果用緊縮銀根和提高利率的手法去應對，不僅會使貯藏性貨幣需求進一步喪失信心，更嚴重的問題是會傷及交易性貨幣需求，進而傷及貨幣的產出。因此，遭受貯藏性貨幣轉向的國家如果動用外匯儲備或加息回籠本幣，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2] 

貿易處於順差的後發國家，由於貯藏性貨幣需求轉向所形成的資本流動的方向與貨幣購買力所形成的貿易順逆差的方向是相反的，故而如果發生貯藏性貨幣轉向，本幣仍需要大幅貶值，並逐步用自主的貨幣投放和回籠替代購買和拋售美元調節貨幣量，為自己贏得更大的貨幣政策空間。在貨幣貶值時，只要本幣供給是充分的，交易性貨幣的產出就是幣值最強大的後盾。誠然，貶值的貨幣就是劣幣，不足以支撐貯藏性貨幣需求，但它卻能將良幣逼出流通變成單純的貯藏性貨幣。然而，單純的貯藏性貨幣是不存在的，所謂的“良幣”由純粹的收藏品到棄品，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2] 

總之，貯藏性貨幣需求確立所依賴的是信仰;交易性貨幣需求確立所依賴的是產出。交易性貨幣需求帶來的產出所形成的複利，是抵消貯藏性貨幣需求流出的不二法門。擁有國際主義精神的美國的債主們寧願零利率地把錢借給美國， 也不願意留在本國實現複利，當貯藏性貨幣需求的信仰撞擊交易性貨幣需求產出能力的時候，高產出的貨幣暫時會遭到重創，此時如果以減少貨幣數量的方法去抑制貨幣的流出（實則是抑制了產出），這種失敗將無法逆轉。但只要是貨幣當局保證國內的貨幣供應，不因貶值而緊縮銀根，國內的擴大再生產就不會受到阻礙。短期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幣值波動在時間這把屠刀面前，將完全經不起復利的打擊。以交易性貨幣的產出相對抗，最終高產出貨幣動搖貯藏性貨幣的信仰，就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2] 

是範勃與範拓父子所著《貨幣價值：國民財富的保有形式與經濟危機》中首創的概念。書中論述：債權性貨幣需求基於的是與商品或產出的對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潛在的貨幣需求，它對應潛在的產出。它與潛在儲蓄所對應的生產者閒置不同，後者是一種產出品閒置，前者是一種生產要素或產能的閒置。它是由於生產者閒置和高利率所造成的投資誘導不足，或其他原因所導致的生產能力的不充分應用，所形成的對貨幣的潛在的吸收能力。由於它並沒有形成真實的產出品這一貨幣索取權，所以它的貨幣化需求是潛在的。故而書中沒有把它列入債權性貨幣需求及儲蓄的考察範圍。但它的存在證明了貨幣數量並沒能保證正常經濟運行所需，因此對“貨幣超發”這一概念的影響是顯著的。 ^[2] 

是範勃與範拓父子所著《貨幣價值：國民財富的保有形式與經濟危機》中首創的概念。書中論述，窮日子過慣了，觀念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轉變的。如果説幾百年前，社會剩餘產品嚴重不足的條件下，基於貨幣數量論的通貨膨脹理論還有它一點點道理的話，那麼今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這個理論應該説已經完全失去了其廣泛的適用性。短缺型經濟下，如果有人額外地從有限產出品中“借去”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會因此而挨餓受凍。然而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遠超個人消費能力的提升，社會產品愈加豐富，有效需求明顯不足，這才是社會的常態。此時如果仍舊堅信，貨幣投放（説它是強迫儲蓄也好，向全民舉債也罷）是對國民財富的掠奪，就過於迂腐了。就如凱恩斯所説的那樣，從李嘉圖開始，“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就被當作毋庸置疑的“宗教裁判所”而征服了這個世界。如果説那個年代認不清有效需求不足只是由於無知，那麼經歷過大蕭條及之後數次危機洗禮的今天，人們的觀念已經完全沒有理由仍舊停留在農業社會了。大家都能明白，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從事生產，卻都在舉債，是一件極為可怕的事情。但仍舊有人不明白，如果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積極地從事生產，卻沒有人肯舉債，同樣是一個災難，所以這個世界需要的是，有人在儲蓄，擁有債權，與之對應，必須有另一部分人舉債，提供債權。只有這兩者平衡了，經濟才能平穩發展。如果一味地被儲蓄不足之下所謂“通貨膨脹的教訓”矇住眼睛，而忽視了舉債不足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生產相對過剩，便必然會把經濟一步步地帶入深淵。 ^[2] 

但是要想讓這種債權債務的形成有一個穩固的基礎，就必須保證經濟體內有足夠的安全的債務人。那種既具有承債意願，又具有承債能力的經濟主體，書中稱之為“安全債務人”，這樣的主體所提供的承債需求，才是有效需求。它所提供的（債務或貨幣）供給為有效供給。 ^[2] 

明斯基提出過類似的概念。“明斯基設定的債務類型是分期還本付息，並將借款的企業分為三類。第一類企業的預期收入不僅在總量上大於債務額，而且在每一時期內，其預期的收入流也大於到期需要償還的債務本息。這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類企業的預期收入在總量上也大於債務額。但在借款後的前一段，預期收入只夠付息，而不足以歸還到期應付的債務本金。過了這一段，企業的預期收入將足以償還到期 本息以及前期所欠的本金。問題是前一段，為了支付到期應還的本金，要麼重組其債務結構，要麼變賣其資產。由於市場條件可能發生的變化，該企業將承擔不確定性風險，其財務狀況有可能惡化。第三類企業的預 期收入在總量上也大於債務額。但直到最後還款的前一期，每一時期的預期收入不僅小於到期債務本金，甚至還小於到期債務利息。這類企業比第二類企業承擔了更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要維持運營，必須在長時間內不斷地借新債還舊債。一旦利率升高，這類企業的財務狀況就會更加困難。“在明斯基看來，在一個新經濟週期開始時，絕大多數的融資企業屬於第一類企業。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市場一派利好氣氛，企業預期收益上升，紛紛擴大借款，第二類企業、第三類企業迅速增多，而且它們在借款人中的佔比越來越大。因此，金融脆弱性越來越嚴重。然而，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波週期必然迎來滑坡。 任何打斷信貸資金流入生產部門的事件都將引起違約和破產，而這又進一步反饋影響金融體系。隨後，金融 機構的破產迅速擴散，金融資產價格的泡沫迅速破滅，金融危機爆發。”（黃達、張傑編著:《金融學》，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64頁。） ^[2] 

明斯基在這裏描述的安全的借款人，與我們所提出的安全債務人的概念有相似之處，但他只涉及企業，並沒有把政府作為經濟主體考慮在內。很明顯，在政府不參與承債的前提下，經濟社會承債能力不足是一個 常態。然而對於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政府而言，其税收的穩定性及其主權貨幣的法定性決定了，它在本幣的範圍內有着明顯高於企業的承債能力。但如果政府不具有承債意願，則只能稱之為“潛在的安全債務人”。 ^[2] 

第五節 過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