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封土為壇、除地為場、為壇三垓.....”這是歷史文獻中關於秦漢時期祭祀場所的記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通過祭天活動以達到“與天滋潤，強國富民”之祈福。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傳統，而秦漢時期在這裏創制的畤祭則對中國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據《史記·封禪書》記載，雍地的祭祀傳統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還有郊祭活動舉行。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在其都城——雍城郊外先後在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吳陽上畤、吳陽下畤的雍五畤祭祀系統，使雍地不但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而且成為國家最高等級的祭祀聖地。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其祖先以畤祭天的基礎上，又廣泛吸收了原先東方六國的禮儀，在雍地舉行加冕典禮和郊祀的時候新的祭祀風尚；

西漢早期，為了修養生息，恢復社會經濟，漢高祖劉邦實行“漢承秦制”的方略，沒有在長安置新畤，而是繼續沿用早先秦人設在雍地的舊制和畤祭的基礎設施，並且在原先秦雍四畤的基礎上增設了西漢時期的北畤，即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統，以郊祀雍畤作為王朝最高祭禮。西漢帝在雍地祭天禮儀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期，從文帝到武帝時期的西漢帝王先後十八次郊雍，場面非常隆盛和壯觀。專家根據遺址出土器物類型學年代初步研究判斷，血池遺址可能為西漢初期漢高祖劉邦在雍城郊外原隸屬秦畤基礎上設立的國家最高等級，專門用於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場所——北畤。該遺址是繼禮縣鸞亭山 “西畤”相關遺蹟後，首次在雍城發現與古文獻記載吻合、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於完整的國家大型“祭天台”。

漢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漢成帝至雍地，進行祭祀活動。 ^[7] 

漢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漢成帝至雍地，進行祭祀活動。 ^[8] 

漢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漢成帝至雍地，進行祭祀活動。 ^[9] 

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位於陝西省鳳翔縣城西北的柳林鎮血池村東至溝南村之間的山樑與山前台地上，東南距秦雍城大遺址15公里，這裏溝壑縱橫，植被豐茂，且處在秦漢時期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上。

2016年4月至11月，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鳳翔縣文物旅遊局、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和鳳翔縣博物館聯合組隊的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國家文物局批准的2000平方米年度發掘任務，同時也結束了數年來對這處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的考古調查工作，當前共確認相關遺蹟包括各類建築、場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餘處，都取得了重要收穫。

考古隊於2016年度是首次對血池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掘區間分別遴選兩處遺蹟性質不同的“夯土台”和“祭祀坑”進行。 專家根據“夯土台”發掘點已有的信息，結合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環境地貌，以及《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等文獻的記載，認為它完全符合秦漢時期置“畤”（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場所）的條件，即選址應該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築壇須有 “封土為壇、除地為場、為壇三垓”的形式和規模，此外發現的道路遺蹟則很可能與當時不同身份等級參祭人員的所走不同的行道有關聯，即文獻所記載的“神道八通”。

在對山樑高處的古遺蹟調查中，發現不少夯土基址和戰國至西漢早中期的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築材料。從其規模上可區分出從大型宮殿到一般小型建築之大小不同等制，這與文獻所記雍畤應該有能夠提供皇帝親往主祭的“齋宮”、祠官的常駐的管理與祭具存放場所的建築羣落的背景相吻合。

遺址所在的血池村為古地名，那麼秦漢時期國家進行大型祭祀活動時，祭品和儀式過程是否與這個神秘的地名“血池”有關呢？

根據考古現場的發現，雍山血池遺址數量最多的遺蹟是分佈較為密集三類祭祀坑，第一類是“車馬”祭祀坑，坑內的“車馬”及其隨器卻製作精巧且形體很小，其“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徵突出。從“車馬”祭祀坑中的三類形制分析，與文獻記載歷代持續對雍畤祭祀的背景有關。第二類是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雖經晚代盜擾，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豐富，已在各類祭祀坑中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殘片，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銅環、銅泡、銅管、弩機、銅鏃以及小型木車馬等專門用於祭祀之物。第三類是極少數的“空坑”。三類祭祀坑的內涵與文獻記載的三牲獻食、玉貝、“車馬”之祭品種類相同，而以坑埋藏則是文獻中對祭品“瘞埋”的重要處理方式。考古現場已採集到“空坑”內的土樣標本，以檢測是否有“血祭”的成分，探究“血池村”地名的來歷是否與當時祭祀用牲的宰殺與採血場地有關。同時通過對其它出土文物的器表檢測，以檢驗是否有文獻所記用火“燔燒”的痕跡。

　2017年4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鳳翔縣文物旅遊局、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和鳳翔縣博物館聯合組隊對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完成了國家文物局批准的2000平方米年度發掘任務，同時也結束了數年來對這處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的考古調查工作，目前共確認相關遺蹟包括各類建築、場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餘處，都取得了重要收穫。 ^[5] 

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部分祭祀坑雖經晚代盜擾，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豐富，目前已在各類祭祀坑中出土器物2200餘件（組），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珩、玉琮、玉璋、玉璧殘片，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銅環、銅泡、銅管、弩機、銅鏃以及小型木車馬等專門用於祭祀之物；上述各類祭祀坑的內涵與文獻記載的三牲獻食、玉帛、“車馬”之祭品種類相同，而以坑埋藏則是文獻中對祭品“瘞埋”的重要處理方式。 ^[15] 

雍山血池遺址數量最多的遺蹟是分佈較為密集各類祭祀坑。目前可分三個大類：A類車馬祭祀坑、B類牲肉埋葬坑、C類空坑。

車馬祭祀坑(2張)

其中形制較大車馬祭祀坑，有三種不同形制，其一為較大的豎穴深坑，長3.5米，寬2米，深3-4米，坑內有由四壁側板、底板及頂板組成的木箱，箱內裝有車馬一套；其二為窄長形的直筒豎穴坑，長2-2.5米，寬0.8-1.2米，深1-1.5米；其三為豎穴帶洞龕坑，部分大小與窄長形豎穴坑相近，坑前帶有洞龕，坑壁近洞室口處兩側均設有凹形封門槽，洞龕多已坍塌，部分豎穴土壙近方形，深度略深，洞龕進深0.5-0.8米。的車馬坑普遍埋葬真車、真馬，　其“木偶”性的明器（專門祭祀鬼神的禮器）化特徵突出，顯然在當時應該專門有一個行業或者一羣人在從事這類禮器的製造。從“車馬”祭祀坑展現出的不同形制分析，這應與文獻記載歷代持續對雍畤祭祀的背景有關。 ^[15] 

牲肉埋葬坑，絕大部分呈不規則形，全部為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 ^[13] 

在已發掘的遺址中，存在大量空坑，考古人員懷疑為進行血祭儀式的血祭坑，目前考古現場已採集到“空坑”內的土樣標本，以檢測是否有“血祭”的成分，同時通過對其它出土文物的器表檢測，以檢驗是否有文獻所記用火“燔燒”的痕跡。遺址所在的血池村為古地名，或與當時祭祀用牲的宰殺與採血場地有關。 ^[15] 

對血池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系正史記載中關於在雍地開展的一系列國家祭祀行為之印證，而且成為從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物質載體和實物體現。儘管在諸如《史記.秦本紀》和《漢書.郊祀志》等古文獻中有大量的記載，但是以往一直沒有發現其實物蹤跡，這次對雍山血池遺址的考古工作，是關於“畤”遺存完整功能結構的首次發現，它以實際文化遺存印證了雍城這座從秦國遷都之後，歷經秦代至西漢武帝時期，它仍繼續作為秦皇漢武時期 “聖都”，以舉行國家最高祭天禮儀活動之功能區的存在，填充了既往整個雍城遺址唯缺郊外以畤祭天遺存的空白，進一步明確了雍城遺址各功能區的空間分佈於文化內涵。

祭畤這一國祭形式從春秋初期到西漢末期前後延續長達700多年，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10] 

經過2016-2018年連續三年的發掘，確認血池遺址是秦漢時期國家郊祀的“畤祭”遺存，是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最重要的物質載體和實物再現，填補了既往雍城遺址佈局中唯缺郊外國家祭祀功能區的空白，標誌着雍城完整佈局的實現。 ^[12] 

對血池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系正史記載中關於在雍地開展的一系列國家祭祀行為之印證，而且成為從東周諸侯國到秦漢大一統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物質載體和實物體現，從“透物見人”的角度，此次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於此同時，通過今後以雍山遺址考古成果為契機，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對於當代樹立文化自信、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自豪感與認同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13]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化成：“祭祀裏邊還有一類是祭祀祖先，那一類主要在宗廟裏面祭祀，這個是祭天，祭天的等級是最高的，祭天、祭地是所有祭祀活動裏等級最高的，所以血池遺址是所有祭祀活動裏等級最高的。” ^[14] 

從“透物見人”的角度，考古發掘出的實物資料，對於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於此同時，通過今後以雍山遺址考古成果為契機，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對於當代樹立文化自信、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自豪感與認同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2016年，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入選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1] 

《史記.封禪書》：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説。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