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巖村

蜜巖村蜜巖橋對面名叫應虞房的養老院，是港胞應聖瑞捐資100萬元港幣和200噸鋼材所造。過蜜巖橋往左手看便是蜜巖廟了，裏面供奉着蜜巖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應彪，他對寧波的發展也有着重要的貢獻。應彪（諱斐，字德彰）是四明應氏始祖，據説是應彪前應氏四百六十年來最傑出的一位武將。唐長慶年間，應彪任餘姚郡明州刺史，因平台寇功勳卓著，封觀陽侯，封采地於永康。公元823年，48歲的應彪為了方便百姓，組織工匠在奉化江三江口處連舟16艘，用蔑索聯結，上鋪6尺木板，長55丈，寬1丈4尺，架起了奉化江上第一座橋樑。據説當年建橋時，天上過有紅霞顯現於雲表，風水先生謂之天降福瑞，於是給橋取名為靈橋，這就是當今靈橋的雛形。有驢前輩在應氏宗祠發現有《靈橋贊》一首：“東津橋板跨江浮，一字平盛十六舟。千載人馳車馬過，可知遺澤是應彪。鄮地原因貿易名，靈橋徹夜有人行。雖然歲得漁鹽利，不廢桑麻本業耕。”此外，它山堰的修築、東錢湖的疏浚都有應彪的功勞。應彪死後，“民為之義葬，葬於經塘大岙（曾用名柿林岙、皇岙、汪家岙）”，後來在錢塘做官的應彪曾孫應儉等人從錢塘駐家返回永康時，將應彪公骨灰缸遷至封地永康。大概應彪的事蹟由此漸漸遺忘，到應彪的四世五世孫應戴應夢時才溯本尋源，立廟於現樟溪河邊白象山下，面朝蜜巖山而坐，先後稱胡茲廟、柿林廟和蜜巖廟（曾俗稱上庵）。廟正門前置兩石鼓，廟前一天井呈正方形。左隅立二石柱稱旗杆夾，中樹有鬥旗杆。廟有前、中、後三殿，前殿塑皂隸、馬伕，分立於左右，中殿供奉觀陽侯，後殿供奉唐肅宗，以示後不忘祖，侯不忘君。現的蜜巖廟選址在蜜巖橋的西岸，顯然早已不是原來的蜜巖廟了。我們進去的時候同時有三個老爺爺進來，我忘吾説到這裏上香的人挺多的。廟裏有一個戲台，上書“鏡我”兩字，因為對面的匾額上鑲嵌了一枚鏡子，大概意指做人要清白正直。這時過來一個老奶奶，對着那三個老爺爺説下個月才有戲演出，明天這裏排戲。這時我們才看見一塊空地上堆着很多劇團專用字眼的箱子。蜜巖廟的廟會似乎有兩個，一個是從1845年的重修後開始到的廟會，在農曆7月25日；一個是此前更早的廟會，在正月十六，是為了紀念宋理宗皇帝在1249年正月十六賜封當時應繇首次修成的應氏宗譜為《蜜巖顯爵應氏宗譜》而定（“蜜巖應氏為江南右族族中之俊，旨勒顯爵應氏世譜”）。如果撇去時間，更可關注的是廟會這一民俗活動，據應義植老人描述，廟會節目精彩紛呈，民俗內容豐富，其中最有看頭的歷次廟會都要展示的珍藏品“木製喜慶船鼓”。船鼓創制於清代，高3.4米，長2.7米，用千年黃楊木製成，融浙東黃楊木刻、白玉骨雕、骨木鑲嵌、金屬鏤刻、玻璃彩畫、繡品流蘇等高端工藝於一體，上面雕有應氏的圖騰和應氏始祖等，此外還刻記《三國演義》及其人物500多位，據説當年羅貫中隱居四明，與蜜巖關係密切，故有蜜巖人耕讀《三國演義》的生活景象。木製喜慶船鼓現珍藏在阿育王寺舍利殿，而廟會至今也只留有演戲這一個節目了。我在整合這些資料的時候想起一件事情來，不知道這樣理解是否可以。一個家住鄞江的汪家姑娘對我説她們家每年的正月十六都要到永康去拜佛，當時我就很納悶，想來也許可以這樣解釋：汪姑娘家是從汪家岙（大岙）裏遷出來的，而應氏始祖應彪最初就是葬在大岙，後來應彪被應儉遷到永康，汪家人對應彪的祭祀活動也跟着來到了永康。“昔日蜜巖廟每年正月十六日為廟日即宗族的節日，唸佛供天，大放焰火。”汪家雖然不是應氏族人，但是汪家岙隸屬於蜜巖村，也養成了祭祀應彪的習俗，又是自家門口的本地神祗，自然有很大的信仰力量。或者她奶奶這一方是應氏後人，還留有祭祀應彪的家族傳統。

應氏正式遷居蜜巖是在《蜜巖顯爵應氏宗譜》第十世應高，經明州楊邁、王致、王説、杜醇和樓有五位儒家學者的推薦後選址風水寶地蜜巖。推薦的五人也因此得了“桃源五先生”的雅名。至今蜜巖村的應氏依然佔據着村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出蜜巖廟往左手不遠就可以看見一座單口石拱橋，是清咸豐二年（1852年），一個叫應元粥的83歲老人耗其一生積蓄所建，名“萬安橋”，是古時往來許家、巖下的要道。橋高離溪底約6米，半園孔底直徑12米。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興建皎口水庫的大潮中，上萬民工匯成壯觀的場面，當時的小火車就一直通到這座萬安橋。我們到的時候因為一天前剛發過山洪，橋下都是山上衝下來的石頭，橋下面的莊稼都被泥石掩埋，還可以看見成片的玉米倒在水裏。處在萬安橋和獅子山（蜜巖山）之間的水潭就該是蜜巖潭了。蜜巖潭出產蜜光魚，又叫蜜鮚魚，這就涉及蜜巖村歷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部分。

從萬安橋回頭往錦雞山上走，很快就到達“四明職高”。很難想象在這樣遠離市區的山腳下還辦有這樣一所學校。中共鄞奉縣委鄞奉縣辦事處遺址碑立在校園內，碑文有“青山起歌頌偉業，溪水嗚咽悼忠魂。”但是校園的門衞告訴我們，因為今天校長在，所以不能讓我們進去，自然也沒有見到這紅色革命的遺址碑了。四明職高最早的前身是祝家佛堂，系旅滬商人王東春獨資建造。王祖籍祝家（蜜巖最早有蜜巖和祝家兩個自然村落），為上海建築業（木、漆）之承包商，篤信佛教。家有巨財，佛堂還未造就，王東春就從一個佛教徒淪落為一個賭徒，家財散盡，故當初佛堂並未完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下的“鄞奉縣辦事處”曾藉此空屋培訓幹部，發動羣眾全面抗日，建立四明抗日民主政權，墾荒種糧，以銜日寇對我抗日根據地之經濟封鎖。1955年該佛堂因年久失修而拆除。1969年在佛堂舊址興辦“鄞縣鋼鐵廠”。1971年改建“鄞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1973年連帶拆除“應洽興大屋”蓋起教學樓。

通往四明職高的公路也是到李家坑漂流的公路，轉至學校的拐角處掛有大幅公告，説李家坑停漂。沿路往上走不遠就可以看見皎口水庫的一角，順便可以從錦雞山上俯瞰蜜巖村的全貌。從山上看村落建築，非常明顯可以看到蜜巖的建築風格與傳統的四合院建築風格不同。它更多的是中間為長條式的天井，兩邊為整排1~2層的等高木質為主的房屋，門口有長廊，因兩旁民居安韭字排列，故名“韭房”。據説是按古應國建築風格建築。因應氏遷始祖應高至六傳分上中下三宅。“下宅於明季時己無所考，中宅亦祗百餘家，惟上宅祖文盛公，後子姓蕃衍最盛者為倉門，以其地在宅下畔，亦名下宅，非昔所謂下宅。正是上宅最昌盛的一支。”所以蜜巖上宅“桂馥堂”（桂馥意即不忘祖宗）、中宅“崇本堂”、下宅為“中和堂”三祭祖祠堂並非與原來的上中下三宅一一對應，而是“桂馥堂”、“中和堂”皆為上宅一支所建，因上宅人丁興旺，故與祖堂“桂馥堂”外新建“中和堂”，為上宅繁衍最昌盛者倉門一支所祭，即為應氏倉門祖祠。“崇本堂”為原中宅所建，意在祭祀我先祖天之本。

宗譜曰：“所謂中和，即是天下之大，中也和也，和天下之達道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中和者。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為人之理也，蓋人之所以為人者，惟得中和之理。人能守此中和之理，而弗失始，可以謂之人夫。中和之理無他敦倫是也，人在天地間，相生為父子，相偶為夫婦，相次為兄弟，相資為朋友，相製為君臣，其名分不可易矣。然必父慈子孝，夫正婦順，兄發弟恭，朋規友誨，君仁臣敬，其事理不可混矣”。這讓人聯想起中正——與此地不遠的溪口蔣中正來。村落由四條道路連接，學校置於中間，商場設在宅前，文化活動中心“芙峯草堂”（“西山閣”賓館旁）置於背山傍水富有詩意畫境的芙峯山下。消防設施佈局科學，現尚存有清代消防帽36頂。上水（天雨）下水（污水）成龍（系統），上與山邊水池相通，下與村荷花池（洗馬池）相接，再由兩條人工大水渠由北向南通向村外萬安橋邊的蜜巖潭。保證了全村雨天不積水，旱天不缺水，下水暢流去，遇有火警不愁水。細水流村過時，有微風環村旋轉的微妙體驗。其中值得一題的是荷花池，即洗馬池。洗馬池是乾隆時新建倉門宗祠“中和堂”時的配套工程。“先祖在建祠同時，於宗祠東南隅，人工開鑿池塘，面積數畝與宗祠相齊。一可用作消防，二可調節村落空氣，使之濕潤，三可用來洗馬。池邊有石高三尺立於道旁，稱上馬蹬。池西南有新建下田屋，住有大學士，五頭牆，有“見大賓”屏風牆，內設堂前，廂房高閣，專供來客、貴賓下榻。經常有數十騎在池邊洗塵。池塘還可用來洗刷傢什以及蓄水排水之功能。每當宿雨初收，曉日東昇，水光一碧，羣峯倒映，亦一勝境。池中一部種植食藕，荷花開時碧水盪漾，金光燦爍，宗祠倒影在池中，使人感覺宗祠建在荷花中，美麗致極，故洗馬池又名荷花池。”如今洗馬池只剩初始時的三分之一。洗馬池的歷史告訴我們在這個邊遠的鄉村也曾是一個多麼興旺的地方。

“崇義學堂”在桂馥堂的隔壁，由旅滬村人應文生與其子應桂馨於其宅右建西式建築而辦。至今此西式建築還完好無損。應桂馨的家宅在骨架上也基本完好，是羅馬柱加雕樑畫棟的中西合璧的建築，在二樓的門上還可以看見應桂馨錄王灣的詩：“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去？歸雁洛陽邊。”也許應氏族譜的記錄中最有意思的大概就要屬應氏貴人應桂馨了。在應氏族譜的描述中，應桂馨是一個天才式的人物，通六國語言，一席五人談可以一字不落的複述；“促進新學，傾向改革，支持正義，為人慷慨，若有義舉賑務，必解囊資助”，“傾向革命救國，後加入孫中山‘同盟會’，廣植革命勢力，創辦《民主報》，鼓舞民氣，提倡改革政體。為廣州黃花崗之戰鬥，籌款助械。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桂馨與黨人，策動‘垌和艦’官兵積極響應。率‘共進會’兄弟與軍民光復松江、加興、平湖、上海等地。光復上海的戰鬥中，他親自率領敢死隊攻打敵人軍火工廠，為革命立了汗馬功勞，深為革命黨人重用。滬軍都督陳其美，特委任他為諜報科長。後又委任徐州督軍上將銜，守護戰略要地。”甚至有應氏人認為應桂馨是蜜巖風水裏該登龍庭因挖暗道而自掘風水的夭折天子。正是這樣一個鄉里要人，在中國的歷史上卻扮演了一個並不光彩的角色。

當年袁世凱要稱帝，遇上了一個最大的障礙——宋教仁。宋教仁聯合各黨派組建了新的國民黨，在當時的議會取得了組閣的資格，這直接影響了袁世凱當皇帝的夢想。於是袁世凱指使趙秉鈞刺殺宋教仁，這個刺殺任務的具體實施者就是應桂馨，開出的酬勞是50萬大洋和二等勳爵。1913年3月20日，時任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的應桂馨物色並指使兵痞武士英在上海車站刺殺了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民國第一案”。應桂馨付給殺手的籌碼是一千大洋，改變的卻是整個中國的歷史。如果宋教仁組閣成功，中國很可能就走上了西方議會的民主制，因為這一套在宋教仁是專業出身，加之他是政治家而非政客，中國前途一片光明，到如今，也該跨過了如今台灣這等混亂的民主進程而進入了更完善的民主社會制度了吧。當然歷史並不能假設，就像應桂馨最終沒有逃過應有的下場。他被一個古董商告發，越獄後原本還可以活命，卻不知實務公開地向袁世凱所要當初的報酬，最後死在袁世凱的刺殺之下。但是這個民國第一案出於對尊者諱的緣故，在族譜上是如此記載的：“在這沉淪與上升之間，充滿了民族矛盾和階汲矛盾，上層建築與基礎的矛盾，中西方文化的衝撞與隔洽，新與舊，開放與閉關的矛盾，理想（空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這些矛盾錯綜複雜，縱橫交織。應桂馨就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運動中活動，他本着國家不遭分烈的宗旨，力爭不讓外國勢力可乘之機，國家免受大難，也就難以避免生與死的行為選擇。1914年12月 ，袁世凱電召晉京，途經津浦線之楊村附近，突遭狙擊，遂遇害，年僅三十有八。”

崇義學堂曾先後被改為蜜巖小學、章蜜鄉中心學校、寧波地區掃盲學校，曾被日本人作為駐紮地，後來有影片《難忘的戰鬥》在此地拍攝。至今，“崇義學校”校舍依然完整，曾用作禮堂的廣式樓閣樑柱及檢閲台依然完整，但部分柱腳和地板己經腐朽。我們似乎很難從當前的景象中想象當年應家興旺時屋柱裝有護套、門前有大石獅大石鼓上馬石時候的繁榮氣象了。

至此我們也就出了蜜巖村，那許多沒有走過的建築和歷史遺蹟，也只有期待在下一次的行走中細細品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