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城琴書

翼城琴書起源於何時，並無確鑿史料可考。據歷代老藝人口傳，説它大約起源於元朝末年。 ^[1] 

翼城琴書初時沒有樂器伴奏，只是一人沿街説唱。到了明朝初年，加上了三絃伴奏。後來，藝人們又逐步加上了小揚琴和四胡伴奏，形成了“打地攤子"演出的形式。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河南受災，民大飢，人相食，河南“餃子書”藝人逃荒來翼城者較多，為了餬口，他們也融入了翼城琴書藝人的説唱行列。 ^[2] 

19世紀20年代，河南來的老張氏入贅到翼城曹家坡村，嶽老八（原名嶽長義）也落户到翼城大河口村。他們站住腳後，都各自收了徒弟，在翼城組班説唱。久而久之，翼城當地組班藝人和河南來翼落户後組班藝人便逐步形成了各自的説唱風格。 ^[2] 

清初，翼城琴書在當地及周邊地區更加盛行，羣眾對翼城琴書也有了南路和北路之分。稱河南味濃，送腔以1為基音的班子為“南路”稱方言土音濃，送腔以5為基音的班子為“北路”。 ^[2] 

民國初年，又增加了八角鼓、笛子和板胡等伴奏樂器，隊伍也發展至三到五人，成為一個小型流動説唱隊。 ^[2] 

新中國解放後，由於黨和政府對地方民族文化的重視，翼城縣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方針指導下，把翼城琴書這一舊曲種進行了大膽改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音樂、唱腔、伴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 ^[2] 

1951年，翼城縣文化部門將曲藝藝人組織起來，成為黨的一支宣傳隊伍，從此琴書藝人有了社會地位，琴書文化獲得了新生。 ^[2] 

1958年，琴書主唱者張殿君和琴師李相玉等人和他們的琴書節目《看機器》，先後參加臨汾地區和山西省曲藝調演，榮獲一等獎，後被推薦赴京參加全國曲藝調演，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2] 

1973年，翼城縣為配合農田基本宣傳建設，在原曲藝隊基礎上組建了一隻新的曲藝宜傳隊，演員增至為十多人，將琴書説唱藝術改為分角色演唱。 ^[2] 

1976年，翼城文藝宣傳隊選定以歌頌堅持農田基本建設的琴書節目《買鐵牛》，又一次赴京參加了中國曲藝調演，並受到各界好評，翼城琴書這種不起眼的民間曲藝藝術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翼城也因此聲譽大增。 ^[2] 

1980年，翼城縣曲藝宣傳隊排演的大型古裝琴書劇《張古董借老婆》在平陽劇院連演40場，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之後，到各地巡演也極受歡迎，經常是一票難求。翼城琴書名聲大振，同時催生了一個新劇種翼城琴劇的誕生。 ^[7] 

翼城琴書的表演形式為説唱相間，以唱為主，採用翼城方音。早期只是一人敲擊鉸子自行伴奏表演，也曾有藝人自行擊打揚琴或彈奏月琴伴奏説唱。後來出現了多人演出的方式，並加入小洋琴、三絃、四胡等樂器伴奏。民國初期，又增加了竹笛、板胡、二胡、小鈸、八角鼓等樂器伴奏。再後來有了雙人搭檔和多人搭檔的演出方式。其中，雙人表演時，一人敲擊八角鼓説唱，另一人彈月琴伴奏；多人表演時，一人持八角鼓或單扇鈸主演，其他人分持不同樂器伴奏或參與“拆唱”。演出時，場地中間置一桌子，主演立於桌後，樂隊分坐兩旁。 ^[6] 

翼城琴書的音樂唱腔，分為北路派和南路派。北路為翼城本地藝人形成的唱腔及演奏，南路大多為河南墜子藝人來翼城後改唱琴書所形成的唱腔和演奏，外鄉風味明顯。二者的唱腔結構均屬於板式變化體，不同點在於北路曲目多取材於山西傳統文化，以頌揚忠孝節義為主要內容；南路曲目則以齊魯文化和中原文化為主要內容。 ^[7] 

翼城琴書唱腔種類包括鈸兒腔和鼓兒腔，均屬板牌混合體。“鈸兒腔”因主演者在演出時手執單葉鈸而得名，屬板腔體，板式有慢板、二八板、花二八、緊二八、飛板等；“鼓兒腔”因主演者演出時手執八角鼓敲擊伴奏而得名，屬單曲體。“鈸兒腔”和“鼓兒腔”可以兩種腔共用於一個唱段之內。“鼓兒腔”一般只用一次，通常插入“鈸兒腔”中使用。唱詞格式以七字句為主，上下句體，下句押韻。 ^[6] 

翼城琴書的語言主要以當地方言為藍本，其腔調構成、旋律進行、節奏劃分，都依據當地語言習慣，並大都是語言的朗誦體。基本格式為七言詩，另有九字句、十字句，所有句子都分為上、下句，有兩句、四句、六句、八句、十句，甚至更多的句子一送腔。其中的甩腔和大滑很有特點，在敍述故事、刻畫人物、製造氣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藝術功能。 ^[7] 

翼城琴書的主要伴奏樂器是胡、三絃、揚琴等，板胡、二胡、笛子、中胡等次之，打擊樂器只有八角鼓、小鈸和木魚小三樣。木魚由拉四胡者用繩子綁在腳尖上踩動敲擊；小鈸的作用在於充當音樂指揮和掌握節奏；八角鼓主要在表現矛盾激烈或表述人物內心矛盾以及敍事、回憶等情節時使用。 ^[7] 

翼城琴書的曲牌很多，但不少已經失傳，常用的只有10多個。琴書傳統曲目甚多，據不完全統計，共有大本書50餘本，小本書70餘本，回書200餘個，書帽300多個。較出名的大本書有《釵環記》《王剛借女》《殺狗勸夫》等，小本書有《小寡婦上墳》《鸚鴿孝母》等。現代長篇曲目有《敵後武工隊》《李大福參軍》等。 ^[5] 

翼城琴書主要流行於晉南的翼城、絳縣、浮山、曲沃、侯馬、襄汾、洪洞、臨汾、沁水以及河南省的靈寶、陝縣等地。 ^[1] 

20世紀90年代後，新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動着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各種電子產品的普及極大地改變着人們的娛樂方式，伴生於農耕文化的翼城琴書熱急劇降温，在紅極一時後跌入低谷。隨着傳承人年齡增長、陸續退休以及新媒體新文化的影響，作為民間藝術的翼城琴書日益式微。 ^{[2]  [7]} 

2016年，在翼城文化局努力下，翼城琴書的保護出現新的轉機。一是中央財政支持翼城琴書保護經費；二是建立了翼城琴書傳承基地；三是實施老藝人搶救工程，對其絕活絕藝進行錄音錄像，鼓勵老藝人傳、幫、帶新藝人，建立合理的傳承梯隊；四是加大創作隊伍建設，出新作，出新人，擴大翼城琴書的美譽度和影響力。翼城琴書開始步出低谷。 ^[7] 

2023年10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翼城琴書》項目評估合格，翼城縣人民文化館獲得該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9] 

李琳，2011年被確定為國家級非遺項目 “翼城琴書”省級代表性傳承人。 ^[8] 

李學峯，2015年被確定為國家級非遺項目 “翼城琴書”省級代表性傳承人。 ^[8] 

2011年5月23日，山西省翼城縣申報的翼城琴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