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梓銘

因家裏窮，羅梓銘從小過繼給未娶親的叔父羅保田為嗣。他只讀過四個月私塾，便到一家裁縫鋪當學徒。出師時，他已有16歲，拎着工具籃子走家串户，有“細裁縫”之稱。

1926年初，農民運動的烈火燒到了淳口鄉，領頭人是羅梓銘的二哥羅銘貴。羅銘貴為打聽北伐軍出師的消息，就派羅梓銘領着羅小竹到長沙偵察。不久，羅梓銘由羅小竹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葉挺獨立團開進瀏陽後，瀏陽縣總工會公開成立，羅梓銘參加了工人糾察隊。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很重視抓武裝，他變賣了自家的田產購回一批槍支。但是，全縣21個團防局還掌握着600多支槍。1927年春節，潘心源巧擺宴會，席間“杯酒釋兵權”，羅梓銘等糾察隊員一躍而出，扣留了應邀赴宴的各鄉團總，迫使他們交出所有武器。

有了武器，縣委抽調羅梓銘等工農骨幹，於3月5日組建了瀏陽工農義勇隊。建隊那天，上千名隊員換上統一製作的藍制服，手持鋼槍，隊列嚴整，軍容雄壯，博得了縣城民眾的陣陣喝彩。那些藍布軍裝，是羅梓銘領着縣城縫紉業工會的會員，用兩個晝夜趕製出來的。

1927年5月21日，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製造了馬日事變。瀏陽縣總工會在縣城發動各行業工會舉行聲討大會。羅梓銘代表縫紉工會發言，義憤填膺地控訴了許克祥屠殺工農的罪行。5月30日，潘心源率瀏陽工農義勇隊和各農民自衞軍進攻長沙，分兩路撲城。羅梓銘所在的第二縱隊經梨市過河，在長沙南門口與敵發生激戰。由於城牆高大，攻不進去，農軍只好撤回。

1927年7月間，湖南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羅梓銘隨隊轉移到江西銅鼓，後編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的秋收起義。起義軍後來沿羅霄山脈向南進軍。羅梓銘在東門戰鬥時就染上了瘧疾，全身發冷顫抖，連槍都端不穩，此後又連續幾天奔波，餐風宿露，病情加劇，無法隨軍行動，在萬載縣桐木被留下休養。

1927年冬，是瀏陽鬥爭最艱苦的時期，羅梓銘的一家因參加革命，遭受國民黨反動派迫害。他的親生父親羅保成離鄉躲避，病死在湘贛邊界的深山裏。他大哥羅雲漢和大嫂遷到白沙鎮以開飯館作掩護，為地下黨遞送情報、轉運物資，後來被“清鄉”隊殘殺。他二哥羅銘貴投奔紅軍，後來在中央蘇區作戰中光榮犧牲。羅梓銘懷着深仇大恨，在鬥爭最艱苦的時候，由黃卿和易加生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9年初，羅梓銘協助縣委特派員徐洪在淳口建立黨支部，重新播下革命的種子。不久，他擔任了中共瀏陽第十八區的黨務書記，着手在北區籌建蘇維埃政權。團防局到處張貼告示，要緝拿他，他在羣眾的掩護下巧妙脱險。敵人無可奈何，又將他繼父羅保田殺害，並抄家封門。

1930年2月，瀏陽遊擊總隊第一支隊(簡稱瀏北游擊隊)在爐煙洞成立。當時，白軍在淳口的玉皇殿築起一座大炮樓，控制着通往蘇區的要道。為了拔掉這顆釘子。羅梓銘帶領區鄉幹部，協助徐洪和張正坤指揮的瀏北游擊隊三打玉皇殿。前兩次均沒有得手。第三次攻擊時，敵人在炮樓裏得意地喊叫着：“不怕死的就來打!”羅梓銘向徐洪建議用火攻。在當地羣眾的幫助下，搬來100多擔柴草，把炮樓燒塌，兩個排的守敵全部葬身火海。

隨後，瀏北游擊隊擴編為瀏陽赤衞軍第六師，配合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羅梓銘率第十八區人民踴躍支前，為紅軍運輸糧草物資。瀏陽農軍還趁勢攻下縣城，羅梓銘奉命將在縣城繳獲的食鹽裝滿大船，運往東鄉蘇區，並留在蘇區負責紙業工會的工作。1931年7月，他參加了在瀏陽東門楚東山大屋召開的湘鄂贛邊區黨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湘鄂贛省委職工部的部長。當時，湘鄂贛蘇區有縣、區、鄉基層工會414個，會員達4萬多人。羅梓銘發動工人開展了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和改善勞動條件的鬥爭。

1933年4月，羅梓銘作為湘鄂贛省代表，出席了全國蘇區職工代表大會。會上，他彙報了湘鄂贛省的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特別是如實反映了湘鄂贛省推行“左”傾路線，“撤幹清隊”，對工會幹部進行打擊的情況。蘇區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表揚了他這種堅持真理的精神，並把他留在中央蘇區工作。根據地的生活十分艱苦，全總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多糧食的定量。羅梓銘用小蒲包裝着飯，分成兩頓吃。吃菜不僅沒有油，有時連鹽也沒有，只好把青菜漚酸了用白水煮着吃，或者抓幾個辣椒在火上烤一烤，也吃得很香。他文化程度低，就常到樓上劉少奇的房裏，請劉少奇教他寫毛筆字、寫文章。

1933年秋，猛烈的西北風捲着烏雲，籠罩在中央蘇區的上空。面對着瀰漫的硝煙，為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五次軍事“圍剿”，蘇區總工會提議組建紅軍工人師參戰。羅梓銘奉命到廣昌做戰地動員工作。發動贛南的工、農、青、婦組織輸送了幾百名熱血青年參加紅軍，出現了“父母送兒上前線，夫妻雙雙上戰場”的動人景象。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羅梓銘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委員。

由於反“圍剿”失敗，羅梓銘隨中央縱隊開始長征。遵義會議後，紅軍成立了遵義縣革命委員會。中華蘇維埃政府任命羅梓銘為縣革委會主席，徐特立、毛澤民等分別擔任教育委員和財務委員。羅梓銘組織了幾個工作隊，到城南迴山鄉發動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在遵義舉行了有上千人參加的擴兵大會。參加紅軍的人很多，一時領不到軍裝。羅梓銘做過裁縫，就教新兵們用繳獲的國民黨軍服改做，還教大家縫製紅軍的八角帽，用紅布剪成五星綴在上面。不久，紅軍繼續北上長征，羅梓銘被調到負責警衞中央機關的幹部團任軍需主任。中央縱隊渡烏江時，他率幹部團的軍需幹部趕在部隊到來前，迅速向羣眾徵集了一批門板和木料，保證了架橋的需要。隨後，羅梓銘等又趕到金沙江邊，在絞平渡設法弄到幾條木船，保證了紅軍渡江的需要，甩開了國民黨軍隊的追擊。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部隊在黑水、蘆花一帶休整，籌集糧食，為過雪山草地作準備。羅梓銘被調到中革軍委總供給部擔任政治處主任，負責籌集60萬斤糧食。他除了組織大批人員分赴產糧地籌糧外，還帶領幾十名幹部步行三天趕到瓦布樑子，向藏族同胞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幫助建立了六個鄉的藏民革命政府，較好地完成了籌糧任務。

1937年初，他又被調到陝甘寧根據地擔任三邊(即定邊、安邊、靖邊)特委書記。這裏是沙漠地帶，土地貧瘠，人煙稀少，生活十分艱苦。他患有肺病，咳得厲害。可是，特委人員少，他經常要熬夜，擠時間寫材料和處理各縣、區的工作。組織上見他病重，瘦得眼窩深陷，要給他單獨開餐。他不同意，堅持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花馬池鹽是三邊一寶，可是，由於運輸問題沒有解決，大量食鹽運不出來，三邊人民急需的棉布、糧食等生活用品也換不回來。羅梓銘不顧身體有病，親自帶人到長城外購買了一批駱駝。回來的路上，他咳得幾乎直不起腰，一連幾天都搖搖晃晃地伏在駝峯上。有時咯血，他就悄悄擦乾嘴邊的血跡，咬牙堅持着。這年5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中央批准羅梓銘回湘鄂贛工作。

羅梓銘以八路軍總部少校副官的公開身份，先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受指示，然後進入湘鄂贛邊區向紅軍游擊隊傳達國共合作抗日的新精神。年底，中共湘鄂贛省委改為特委，直屬中共中央長江局(駐武漢)領導。湘鄂贛特委由塗正坤任書記，羅梓銘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38年1月，湘鄂贛邊區各紅軍游擊隊開赴平江縣嘉義鎮集中，正式成立了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共有1100多人，由傅秋濤、塗正坤率領東進。部隊出發後，塗正坤、羅梓銘等在嘉義鎮設立新四軍第一團留守處，掩護特委機關工作，並公開進行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辦理新四軍傷病員及家屬安置等後方事宜。

留守處設在鎮上的億倡藥店內，這是一棟南方木質結構的二層樓房，門面不大，卻有十餘丈長的進深，前門臨街，後門通向河邊。三年游擊戰爭期間，湘鄂贛的黨組織受到嚴重摧殘，特委的中心工作是恢復、整頓和發展黨的組織。羅梓銘借為父親改葬的機會回到瀏陽，尋找失散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談心。他經常甩開特務的跟蹤，深入城鎮鄉村，發動青年工人和中小學教師、學生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不到一年時間，在瀏陽發展了100多名黨員，並在北鄉慕家衝主持召開了有20多人蔘加的新縣委成立會議，選舉慕容楚強為書記。湘鄂贛所轄的平江、萬載、修水、銅鼓等縣的黨組織也有較大發展，尤以平江發展最快，新吸收了300餘人入黨。特委還在嘉義開辦了黨的骨幹訓練班。

為了調動一切抗戰的積極因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羅梓銘專程拜訪了社會名流譚襄泉，爭取他為抗戰作貢獻。瀏陽縣長徐慶譽有抗日愛國的一面，羅梓銘便親自登門拜訪，使他進一步認清了形勢，任命共產黨員劉濟羣擔任縣政府一科科長。劉濟羣邀請長沙的學生到瀏陽組織抗日話劇隊，赴四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有力出力》等劇目。有數十名青年報名去延安參加革命，羅梓銘熱情地為他們寫介紹信並指明路線。

當時，有100多名傷病員留在嘉義，羅梓銘到醫院鼓勵他們安心養傷治病，叮囑醫護人員設法治療、護理好傷病員，特委和留守處的工作人員也上山採草藥。一年多時間裏，先後有70多名傷病員重返抗日前線。羅梓銘還親傳手藝，組織了幾十名不能參加農業勞動的新四軍家屬辦起了縫紉廠。

1939年1月，中共湘鄂贛特委劃歸江西省委領導，塗正坤調任省委副書記，仍以新四軍上校參議的名義留駐平江。特委書記的職務由羅梓銘接替，其公開身份是新四軍駐嘉義留守處中校主任。由於國民黨反對在平江繼續設留守處。4月，新四軍平江留守處改稱通訊處。但是，頑固派仍不死心，又以湖南省政府名義下令撤銷平江通訊處。可是通訊處設在湘鄂贛老蘇區的土地上，有深厚的羣眾基礎，它們要撤也撤不掉，想擠也擠不走。於是，頑固派採取卑劣手段，派特務化裝成修鞋匠，溜進通訊處放毒，被工作人員當場抓獲。

國民黨頒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後，平江的反動勢力更加猖獗起來，縣黨部、縣政府和三青團聯合致函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誣告通訊處“收留土匪，擾亂社會治安”，甚至造謠説：“新四軍有進犯平江的企圖”。廣大羣眾十分氣憤，紛紛到通訊處控告頑固派的罪行。羅梓銘耐心地説服羣眾：打日本鬼子是當前的頭等大事，必須集中力量對付民族敵人。同時，對頑固派的反共摩擦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為了防止頑固派的突然襲擊，通訊處的工作人員由30多人精簡到10多人，家屬大部分送到鄉下去了。機關的秘密文件和多餘的槍支轉移到連雲山區的謝江洞裏，原紅軍軍械廠的物資也進行了堅壁清野。停止了各縣黨組織向通訊處彙報工作，通訊處對外聯繫改為秘密接頭。

1939年6月11日，楊森收到蔣介石發來的電令，派遣一個營包圍了嘉義鎮。12日下午3時，國民黨頑軍中尉張紹奇來到通訊處，編造出一套謊言。他對塗正坤説：“接到上峯緊急通知，日寇不日就要竄犯平江，請前去商量有關抗日事宜。”塗正坤因連續幾天參加破路，感到很疲倦，但聽説有新情況，顧不上休息，披着一件上衣就出去了。走到離通訊處30米的街頭時，從小巷裏射出一排槍彈，他當即犧牲。特委秘書長吳淵奔出去查看情況，也被埋伏在通訊處附近的特務開槍擊倒。羅梓銘感到事情有變，立即銷燬了身邊的文件，把通訊處的活動經費埋入鄰居灶屋的火灰中。警衞班手頭還有10餘支槍，準備衝出去與頑固派拼了。羅梓銘考慮到抗戰大局，加之敵眾我寡，便制止了他們，準備出去作説理鬥爭。正在這時，頑軍特務連連長餘元日帶一羣士兵衝進通訊處，將10餘名幹部、家屬和警衞班八名戰士扣押起來，在樓上樓下翻箱倒拒進行搜查，搶去所有通訊器材和武器。羅梓銘憤怒地抗議：“是誰指使你們乾的?我們要向全國人民控告你們這種破壞團結、破壞抗戰的罪行!”

餘元日也不答話，命令手下人將羅梓銘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少校秘書曾金聲、平江通訊處軍需長吳賀泉、特委婦女幹事趙綠吟(女)四人捆綁，到後廳開始審問。他們賊喊捉賊，要羅梓銘等承認“擾亂後方，破壞抗戰”。羅梓銘等臨危不懼，嚴厲地揭露頑固派的卑劣伎倆。餘元日無計可施，把羅梓銘等吊起來拷打，又用燒紅的鐵鏟往他們身上烙，烙得吱吱作響，直冒青煙。暴徒們折騰到半夜，得到的仍舊是嚴詞痛斥。午夜12點，暴徒們將羅梓銘等押出嘉義鎮。一路上，羅梓銘不停地呼喊口號，每喊一句就被暴徒捅一刀。後來，據收殮羅梓銘遺體的羣眾説，他身上有30多處刀口。暴徒把他們拖到鎮外的虎形山上，推入一口數丈深的廢淘金坑井裏……

平江慘案發生後的第三天，控訴頑固派罪行的《快郵代電》像雪片一樣，從平江飛往全國各地，報章登載，社會震動，紛紛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愛國志士的罪行。周恩來、葉劍英多次致電國民黨當局，要求速查嚴辦殺人兇手。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了追悼平江慘案烈士大會，各界人士1萬多人冒雨參加，毛澤東發表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講，沉痛悼念塗正坤、羅梓銘等烈士。

全國解放後，人民政府在虎形山上修造了革命烈士陵園，億倡藥店被闢為新四軍通訊處和平江慘案陳列館。羅梓銘的光輝事蹟，將永遠為後人所懷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