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説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税養祿秩足己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徵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税，則富者以户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核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幸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雲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徵，故有“殺畜伐木”之説。今若非市井之徵，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製，而後兄之説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説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説其在可用之數乎？

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雲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

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況又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1-2] 

[1]元饒州：元洪。據鬱賢皓《唐刺史考》，元洪元和七年（812）至九年（814）為饒州刺史。饒州：唐饒州鄱陽郡，今江西上饒。此文約作於元和七年，柳宗元時為永州司馬。[2]劉夢得：劉禹錫，字夢得。與柳宗元同時遭貶者之一。時為朗州司馬。劉有《答饒州元使君書》，書雲：“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見《劉禹錫集》卷一〇，即指此書。[3]類：似，像。長（zhǎng）人者：即“長民者”，當民眾官長的人，指地方長官。[4]充賦税：指徵收賦税，充實官府財政。養祿秩：供養官員的俸祿。祿，俸祿，為朝廷發給官員的錢財。秩，亦指俸祿。足己：滿足自己。[5]富庶：使民眾富裕。且教：且使他們受教化。《論語·子路》：“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大任：最大的責任。[6]甚盛：極好。“盛”表讚美。[7]“吾與回言終日”二句：見《論語·為政》。回，顏回，孔子的學生。不違，不提反對意見。如愚，像個愚人。[8]蒙者：糊塗、不明白的人。此以指自己。曉：明白。[9]勞：有勞，需要別人。申諭：説明。[10]悦服：心悦誠服。[11]用是：運用這些。是，指元洪的行政措施。[12]益：增加。[13]誠當：的確應該。[14]理政：即“治政”，太平盛世的政治。[15]固：固然。非若此不可：不這樣做就不行。[16]弊政：衰弊的政治。指民眾貧困，吏治敗壞，與上文“理政”相對而言。[17]爾：這樣，如此。[18]行：施行。亂：混亂，不遵守法律。[19]苟然：假使這樣。[20]費（zī）：資產，錢財。貲，同“資”。吏：官吏。代指官府。[21]贏：贏餘，指多餘的錢財。市：收買，即賄賂。[22]愈：越發。省：省察，撫卹。[23]恣橫：任意胡為。侈泰：奢侈。泰，《玉篇》：“泰，侈也。”忌：顧忌。[24]故：原由，原因。[25]可懼：可怕。撓人：擾人，使人煩惱。[26]固：一定。實：指實際情況。[27]持：保持，保守。[28]免：指減免賦税。[29]僥倖謂投機取巧。[30]挾：持，拿着。重利：重要的利益。邀招，請。[31]若：同，相當。[32]檢：檢查，核實。懼：怕，擔心。得實：確定是實際情況。[33]縱：放縱，放任。不均：不均衡，不公正。[34]“不患寡而患不均”二句：見《論語·季氏》。患，憂患，憂慮。寡，缺少。指缺少財富。貧，貧困。安，安定。[35]捃（jùn）拾：撿拾，採集。指撿拾遺落的糧食和採集野菜、野果。輸：指繳納賦税。[36]服役：服勞役。指替人幹活，當傭工。奴使：像奴隸一樣地使喚。[37]與：給。即租給他們。取其半：收取收穫的一半。[38]出：這裏指借出，即借給他們。收其二三：即收回是借出的二三倍。所説即高利貸。[39]主上：指皇帝。人：民。[40]減除其税：朝廷有時因災荒或戰亂減除某地區的賦税。[41]因户：因有户籍。[42]受役：替人幹活。這些人依附於富人，所以沒有單獨的户籍。[43]二三與半：指繳納他們所收入的十分之二三或一半。[44]澤：水澤，池水。[45]告訴：申訴，訴説。[46]一：統一，一律。定經界：確定所擁有土地的範圍、畝數。核名實：核實所報告的與實際情況是否相符。[47]姑：姑且。改作：改變措施。[48]理：治。

[49]破壞：意為傷害。[50]幸：此指得利。役：謂奴役貧者。[51]浮窳（yǔ）：流散的惰民。窳，懶惰。《商君書·墾令》：“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52]急：猛烈，劇烈。[53]益：增加。[54]十一：十分之一。[55]堵：牆壁，代指家庭。[56]驅：驅趕。易：變換。謂搬遷，轉移。[57]逾：越。[58]下：指下面的人。巧：奸巧。[59]管子：管仲，名夷吾，字仲。相齊桓公，主張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相傳《管子》為管仲所作。徵：徵税。[60]殺畜伐木：《管子·海王》：“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台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61]市井之徵：向市場徵的税。[62]舍其產：不問他的家產。丁田：指成年男子所佔有的土地。古代成年男子稱丁，唐代規定為十八歲。[63]誠質：誠意。[64]責吏以法：責令官吏必須按法律辦事。[65]陳：述。一社一村：社即裏，古代農村的組織單位。唐代百户為裏，設里長，也稱社長。村，村莊。村莊為自然形成，非政府組織。[66]遞：依次，依照順序。[67]蒙：指自己。[68]以：因。僻隅：僻居一隅，在一個偏僻的地方。[69]兄之所代者：指代替您（元洪）任饒州刺史的。[70]理：治。[61]數：列。[72]重（chóng）：又。[73]愚：自稱。議：討論。[74]夢得：劉禹錫。劉禹錫《答饒州元使君書》有云：“厚發奸之賞，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關於猾吏；逋亡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敗，汰不急之用以嗇財。”遠不如柳宗元所説的具體。此處為客氣話。[75]《春秋》：編年體史書，相傳為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為儒家經典。後世傳《春秋》者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家。[76]大中：柳宗元《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雲陸質“明章大中”;《答元饒州論春秋書》雲己“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可知柳宗元“大中”之説源於陸質。劉禹錫也曾求學於陸質門下。[77]其：指劉禹錫。慮：思考。[78]論刺：論述建言。[79]均賦：均衡賦税。[80]往復：答覆。[81]吏職：古代具體辦事的官員稱吏。吏職指處理具體事務。[82]長者：指有經驗的人。笑弄：取笑，嘲笑。[83]至當：最為正確可行。[84]開：開啓，啓發。[85]蒞（lì）政：到任。[86]舉：舉薦。韓宣英：韓曄，字宣英。貞元二十一年韓曄亦坐王叔文之黨被貶為饒州司馬，為與劉、柳同貶者。時正為饒州司馬。[87]達識多聞：謂見識多、有主意。[88]習：熟練。[89]類舉：例舉。唐時州郡長官到任，依例可舉一人自代，逢官缺時，即以薦舉多者量而授之。見《唐會要》卷二六《舉人自代》。[90]屏（bing）棄：斥退廢棄。[91]大君：大州之主。劉禹錫《答饒州元使君書》便雲：“瀕江之郡，饒為大。”二千石（dàn）：漢代郡守俸祿為二千石，此代稱州郡長官。十鬥為一石。[92]希世：世所少有。拔俗：超脱流俗。[93]果：果敢行事。[94]背馳：背道而馳，謂世人不與合作。[95]皆及：指道德與才幹都顯示出來。[96]祁大夫不見叔向：《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典出此。言雙方皆為公事，不徇私情。[97]下走：稱自己的謙辭。《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李善注：“走，猶僕也。”[98]導：表達。 ^[3] 

敬獲來信，承蒙告知關於治理國家的道理，並附來劉夢得的信，你們兩人的反覆論述都很精彩。所談的大多不是如今一般當官的人那樣的想法，不僅僅只是為了多收賦税保住俸祿以滿足自己就算，唯獨把社會富裕繁榮並對民眾施行教化當作自己的重要任務，很好很好！

孔子説：“我整天給顏回講學，他從來不提問題，好像笨得很。”那麼，像我這樣愚昧的人本來就很難開竅，一定要煩勞你多加開導，才能夠心悦誠服。因此，我還有一點疑問提出請教。兄所説免除貧窮患病人家的賦税，但又不增加富人的賦税，這確實很恰當。要是趁着你的前任政治清明，固然非這樣做不可；而不幸你的前任政治腐敗，難道可以這樣做嗎？政治上最大的弊病，莫過於賄賂公行因而賦税混亂。假如這樣的話，那窮人就因為無錢向官吏行賄，結果實際上很窮名義上卻不窮；富人用錢財去買通官吏，結果名義上不富實際上卻很富。於是窮人更加捱餓死亡而無人過問，富人愈加橫行奢侈而無所顧忌。你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還會相信過去的税額嗎？這就不能因為怕得罪人而始終不去過問，一定得查清它的實際情況。實情查明瞭，那麼窮人必定要免除賦税，富户也必然要增加賦税了，怎麼能堅持一成不變的説法呢？如果説只免去窮人的賦税而不查問富户的實情，那麼希圖逃税的富户就會很多，他們都會倚仗錢財去買通官吏以圖免税，結果窮人就如同沒有免税一樣。如果説調查富户怕得不到實情，因而不能增加他們的賦税，那麼對窮人也可以説查不清真實情況而不能減免了。如果實際情況都可以查明，卻又故意放縱不管因而造成賦税不均，這又是為什麼呢？孔子説：“不怕財富少，只怕分配不均勻；不怕國家窮，只怕社會不安定。”現在富户繳的賦税越少，窮人就難免要東挪西借才能給官府納税，這樣造成的賦税不均的情況就更嚴重了。而且不僅如此，窮人要被迫給富户服勞役，像奴隸般地被驅使，富户把大量田地出租給窮人耕種，收取他們收穫的一半，或者借給窮人一筆錢要連本帶利索回兩三倍之多。皇上垂念百姓的勞苦，或許會減免一部分賦税，但只有富户能按户籍得到減免，而窮人卻因依附於富室當佃户受奴役，結果還是要向富户繳納兩三倍的利錢或田裏收成的一半。這樣，皇上的恩澤達不到下層百姓，貧民百姓有苦也無處報告申訴，那造成的社會動盪不安可就大了。像這樣，如果不統一劃定田界、核實民户貧富的名實是否相符，卻暫且重新改變做法，怎麼能把地方治理好呢?

富户是窮人依靠的根本，確實是不能破壞的。但是讓富户太僥倖取得便宜而又奴役貧民，那也不行。你説擔心富人會轉而棄農經營工商或墮落為遊手好閒的人，那是因為增税太急而又負擔不均，才會產生這種現象。如果富户雖然增加了賦税，但實際交納的只相當於他們收入的十分之一，那麼還是可以使他們安居樂業的，即使趕他，他也是不肯改行的。官府檢查的辦法越精細，下面富户逃税的辦法也越巧妙，這的確像你説的那樣。管仲也不主張徵收民眾的財產税，所以才有“殺畜伐木”的説法。現在如果除了工商税以外，那就不按照財產而只按人口和田畝來徵税，開誠佈公地告訴百姓這樣做的好處，用法律嚴格約束官吏，如像你所説按一社一村的建制，依次地做好可靠的調查核實工作，怎麼會掌握不到真實情況呢？如果這樣做還是得不到真實情況，那麼一社一村的建制也就不可行了。因此當税制混亂的時候，必須先統一規章制度，然後你的主張才能行得通。我的看法，不過如此罷了。永州因地處偏僻，我很少知道外面人事變動的情況。不知你所取代的前任是誰?他治理得好呢，還是不好呢？如果好，那麼你的主張就可行了；如果不好，我的建議或許在可用之列吧？

因為送信的人南來，使我對你的政治主張更加了解了。其他的意見都很好，我也提不出什麼別的看法，完全同意劉夢得所説的。你精通《春秋》，能夠吸取聖人的大中之法來治理政事。治理饒州，不過是區區小事，用不着你太費心。我沒有什麼可以議論批評的，所以只提出均賦税的事，以求在相互討論中消除疑惑。不熟悉做官的事情卻勉強談論它，應該被長輩取笑嘲弄了。但如果不這樣的話，就無法得到你深切中肯的言論。説明道理教導別人，君子正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啓發開導後學的。

我又聽説你到任三天就推薦韓宣英代替自己。宣英深明事理見多識廣而又辦事幹練，理該配得上被賢人推舉。現在他有罪被貶，一般人都不敢稱説他的好處，更何況把他推薦給皇帝叫他擔任州刺史呢！這種世所少有超出常人的見識和敢於堅持真理的行為，是古人所難以做到的，而你卻這樣做了。我和宣英犯的是同樣的罪，都是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你這一舉動使我們都受恩沾惠。祁大夫救了叔向而不去見叔向（是因為他做了好事不願讓人知道），現在我事先知道了你有此舉（而把它講了出來），我的過錯就大了。寫得雖多，但還沒有把意思完全表達清楚，所以就此擱筆，不再細説。宗元再拜。

這是柳宗元給饒州刺史元藇的回信。唐朝元和五年（810）前後，“八司馬”中柳宗元、劉禹錫、韓曄三人共同的朋友元藇，儘管時在饒州（今江西上饒）刺史（州行政長官）任上，但沒有忘記身處逆境、遠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柳宗元，依然與他有書信往來。他們不僅談學問、談友誼、談理想，而且關注國計、探討民生。共同的事業使他們心貼得更近，理解也就更深入了一層。某一天，柳宗元收到了元一封論“政理”（為政之道，猶政治）的信，其中，談到了一些實行兩税法後的設想，隨信，還附上了劉禹錫的《答饒州元使君書》。賦税，這正是柳宗元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他馬上根據自己所掌握的事實真相，寫下了《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4] 

元洪給柳宗元寫信，顯然是請教關於地方税收政策如何制定的問題。柳宗元回信，詳細闡明瞭他的看法。富家大户為了逃税或少繳賦税，往往虛報瞞報其實際佔有的田產，甚至向官員行賄，而貧者無此能力，自然加大了貧富不均，也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故柳宗元認為徵收賦税的首要之事是“一定經界、核名實”，不能全依靠過去的簿籍，這樣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田產多者多繳，少者少繳，無者可免。柳宗元也認為“富室貧之母”，誠不可傷害，但一定要依法納税，不得偷逃。古代理財，如何既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又不增加民眾負擔，而民眾又有貧有富，做到公平合理，誠為一件難事。柳宗元之意，是以富者多承擔、貧者少承擔，羸病者免，減小貧富差距為施政之要則。陸夢龍評此文説：“固是大有經濟人。”（《柳子厚集選》卷四）連清朝乾隆皇帝也説：“今觀此文所論，其於人情物理，洞達周圓，一絲不隔。”並稱贊“然則宗元實能臣”（《唐宋文醇》卷一三）。 ^[3] 

唐荊川（順之）：“賦役，元饒州意在仍舊籍，不必擾民，而子厚意在核貧富之實。”（明闕名評選《柳文》卷二引）

孫琮：“前幅力言弊政之後，貧富不得其實，不可行此法。”“中幅止辨免貧病者，不益富者税，亦是偏枯，繳清乘弊政之後，尤為不可。”“末處以薦韓宣英作收，餘音自爾縷縷。”（《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3]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西）人。世稱“柳河東”。貞元九年（793），二十一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授校書郎。二十六歲又中博學宏詞科，調藍田尉，升監察御史裏行。與劉禹錫等參加主張改革的王叔文集團，任禮部員外郎。“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後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並稱“韓柳”。散文峭拔矯健，説理透徹。山水遊記多有寄託，尤為有名。寓言筆鋒犀利，詩風清峭幽遠。著有《河東先生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