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負痛苦指數

福布斯雜誌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税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税負痛苦地，排名第一的則是法國。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則經福布斯評判，分列全球税負痛苦最輕地區的一、二、三位。其中卡塔爾只徵收公司所得税，而阿聯酋沒有公司税但徵收社會保障税。這三個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不徵收增值税。

《福布斯》中文版在2005年7月刊上以封面標題形式發表特別報道：2005税負痛苦指數（TaxMiseryIndex），標題為“税務世界：扁平並快樂着”，旨在通過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負調查，為企業及其僱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用這一指數作為衡量一項政策是否有利於吸引資本和人才的最佳標準，負數表示吸引力增加。署名JackAnderson.該指數通過將一國主體税種的最高邊際法定税率直接加總得到。其與中國税負有關的基本結論主要有：

一是税負痛苦及變化指數中國排名第二，絕對值為160，變動幅度為零。文中説：“《福布斯》全球版2005年的税負痛苦及變化指數顯示，多數國家延續着 5年以來的趨勢，正在降低而非提高邊際效率，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指數是排名第二，中國正準備採用一套受法國啓發而建立的税收體制，以便從未來的收入增長中獲益。”其中法國税負痛苦指數174.8，為全球最高。

二是北京税負痛苦指數排行最高。文中説：“對於地方性税收較高的國家，作者指定了特定的地區。2005年作者開始將中國的這些地方性税收計算在內，儘管逐年的比較不能反映出巨大的變化。但2014年相比，北京卻幾乎衝到了痛苦指數排行榜的頂端。而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地方收入通常是靠財產税徵集，因此不會對痛苦指數產生影響。”

三是税負痛苦指數與總體税負變動趨勢不一致，多數國家總體税負上升。文中説：“雖然税負痛苦指數及總體税負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只有同時觀察這兩項指標，才能發現一個重要的矛盾——雖然決定痛苦指數的邊際税率總體走向趨低，然而自1980年以來，只有8個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降低了税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這説明税收轉移正在出現，令起初光明的前景變得黯淡。總體税負表明，政府支出預計將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還包括國家部門採用各種非税手段消耗掉的資源。”

（一）中國主體税種的最高邊際税率相對較高，同時也應看到，中國主體税種的法定税率水平相對於發達國家相應税種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如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消費型增值税，税率在20%以下。據專家測算，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税税率約在23%左右；OECD30個國家企業所得税平均税率31.4%；英國、日本和美國的個人所得税最高邊際税率都不超過40%等。在主體税種以外，中國還有消費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宏觀税負的名義水平較高。較高的名義税負不利於我國企業與國際資本和國際人力資源公平競爭，像《福布斯》這樣的世界知名媒體所作結論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同時較高的名義税負也加大了徵收管理的難度。

（二）平滑税（FLATTAX）可能是未來税改的一個方向。平滑税的提出始於上世紀末期，今仍處於熱論中。平滑税肇端於現行税制的過度複雜，如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税法複雜得“連IRS自己的專家都一頭霧水”，這促進了代理業的發展，但實質是增加了無效勞動和徵納成本，結果催生了平滑税的理念。其基本內涵在於：簡單易解，税制透明，且能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目標。關於平滑税制已經證明的結論是“不比現行的税制更差”。果真如此，則顯然用簡單的税制比複雜税制更效率、更經濟，與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税收改革原則不謀而合。因此，平滑税的基本精髓正在被多國政府採納，成為税改的基本方向之一。但到2005還沒有哪個國家實行完全徹底的平滑税。

《福布斯》顯示，中國內地的“税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這也是繼2009年中國內地首次居該榜第二位後，再次位列該名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認為，由於税制結構不同，僅僅按照《福布斯》的“税負痛苦指數”對不同税種的法定税率作簡單加權，並不能反映真實的税負水平。

2010年，國家税務總局局長肖捷專門針對上次發佈的“税負痛苦指數”撰寫了反駁文章《走出宏觀税負的誤區》，指出這一評價指數犯下兩大錯誤：一是簡單地把税率等同於税負；二是計算依據存在明顯偏差，比如，把個人所得税按最高邊際税率45%進行折算等。如今，學者楊濤再次提出，不能簡單地把加權後的税率，作為真實的税負水平。

這些反駁有理有據，證實了“税負痛苦指數”存在着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弊病。但澄清了概念並不代表解決了實際問題，既然税率高不等於税負重，那麼同樣，不能以税率低來論證税負輕，否則，就和前者犯了同樣的邏輯錯誤。在税率之外，理應有一套科學完整的評價税負輕重的標準。

在税的問題上，哥爾柏那句“税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被反覆引用。拔最多的鵝毛就是“加重税負”，而聽最少的鵝叫，就是讓徵税的“痛苦指數”降到最低。要讓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方面實現統一，其實只需做到兩點即可，一是税收法定，即是否徵税以及徵多高的税率，都由公眾通過法定程序來決定；二是預算公開，即公眾清晰地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每一分錢用在了哪裏。

以此標準對照，我國目前有19種税，但只有企業所得税、個人所得税和車船税，真正符合由人大立法確定的原則，其他税種都是由行政法規或事實上由更低層級的行政規章來確定。税收法定原則落實不到位，就會在徵税上隨意性過大，像近期被媒體熱議的“加名税”即為一例，南京税務部門在徵與不徵的問題上一週竟變了三次。

再看預算公開。雖然這些年來我們的預算公開制度在不斷推進，但離真正的預算公開還相去甚遠。事實上，預算公開的狀況和税收的權威性有直接關係，因為所有的税收都是預算收入最重要的組成部門。如果公眾不知道預算收入用在了哪裏以及對有沒有被浪費缺乏足夠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公眾就很難建立起對税最基本的信任和支持。

從對饅頭税的誤解到對月餅税的焦慮，納税人的權利、納税人的精神、納税人的原則，正在逐步植根於每一個公民心中，這其實也是公眾“重新發現税中隱藏的權利”的過程。可一旦這種“重新發現之旅”遭遇納税的義務和享有的權利不對等的尷尬，公眾就會對納税有一種本能排斥，其結果就有可能是“拔最少的鵝毛，哪怕依法合規，也會聽到最多的鵝叫”。

在税的問題上，納税的義務和納税人享有的權利越不對稱，“税負痛苦指數”越高，而這一痛苦，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通過單向度的測算税負水平來解決的，哪怕這種測算再精準。 ^[1] 

國家税務總局局長肖捷於2010年10月在《中國改革》雜誌撰文指出，此前國外某雜誌發佈的中國税負痛苦指數全球排行第二的説法有誤，隨着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快速上升，以及經濟的不斷髮展，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宏觀税負不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空間。

肖捷指出，“中國税負痛苦指數全球排行第二”論，存在評價方法的常識性錯誤。據介紹，該雜誌所採用的税負痛苦指數評價方法，是確定六個税（費）種，包括公司和個人所得税、僱主和僱員交納的社會保險金、銷售税、財產税，並將其法定最高税率相加後進行比較，數值高低與所謂痛苦指數成正比。按該國外雜誌計算，中國税負痛苦指數為159，是由增值税最高税率17%、企業所得税最高税率25%、個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企業交納的社會保險金最高費率49%、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險金最高費率23%相加得出。肖捷認為，將簡單相加後的税率等同於税負顯然是一種謬誤，因為決定税負的因素不僅有税率，還有税基。

“比較分析宏觀税負水平，不能脱離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政府職能範圍，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宏觀税負水平沒有放之四海皆適用的統一標準。”肖捷稱。

在分析宏觀税負趨勢時，肖捷指出，在公共財政政策框架下，社會保障制度要逐步覆蓋各類羣體，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目標要逐步實現，基本公共衞生服務服務均等化目標也要逐步實現，加上保障性住房建設任務繁重，目前，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隨着經濟發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佔GDP的比重。

經濟的快速發展則為税收增長提供基礎。肖捷認為，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不斷提高，税收增長的基礎更加穩固。在綜合考慮結構性減税等因素後，下一個十年，中國税收增長的彈性係數總體上仍可能繼續保持大於1的態勢，税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在目前17.5%的水平上有繼續上升的空間和條件。

《福布斯》中文版總編輯周健工又對此文逐條迴應。9月19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周健工強調，“這個榜單的目的，是為了在全世界各國的税負之間尋找一個可以比較的尺度，因此對各樣本國家一視同仁地選取了各國政府通行的税種和最高税率。”

《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税率、個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銷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僱主和僱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這一指數旨在通過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負調查，為企業及其僱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用這一指數作為衡量一項政策是否有利於吸引資本和人才的最佳標準，負數表示吸引力增加。